一、經(jīng)典淪為寫作的附庸
周敦頤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遠勝于文學史。他挽儒學于衰微，賦儒學以新生，既遠紹鄒魯，返本開新，又援道入儒，成理學之宗?？酌鲜湃ヒ磺Ф嗄曛?，他被奉為圣賢，人稱“周子”。
周子所處的宋代，人文鼎盛，科技昌明，社會發(fā)達，乃華廈文明盛極之時。那是一片群星閃耀的天空。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歐陽修，如許朝廷重臣或政要，哪一個又不是熠熠生輝的人文星斗？
作為思想史上的標志性人物，周敦頤并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自二十二歲為一縣主簿至五十四歲筑廬隱居，仕宦生涯占去了他人生的絕大部分。而終其一生，周敦頤所擁有的最高權(quán)力不過區(qū)區(qū)一州“通判”。這與他那燭照千年的思想，無法匹配。他傳諸世間的《太極圖說》《通書》《愛蓮說》等詩文，全部合到一起，亦不過區(qū)區(qū)幾萬字。然而，那分明又是一片能卷起雪浪的海域。
中學生對于周敦頤的了解，多是從《愛蓮說》開始的。作為中學語文教材的經(jīng)典篇目之一，此文宛如傳統(tǒng)士大夫的人格范本，跨越空間，縱貫代際。而令人憂傷的是，像這樣的經(jīng)典文本，它所留給中學生的記憶，并非其燃犀舉火的思想價值，而是諸如借物喻人、托物言志之類的寫作學標簽。在我看來，此種尷尬，直接導源于現(xiàn)代語文教育對于讀寫訓練科學化和體系化的深度迷信，亦導源于百年語文在形質(zhì)二分的搖擺中忽左忽右、無所適從的歷史困局。
縱觀“五四”以降的中國現(xiàn)代語文教育，我們何時又掙脫過“重實質(zhì)？還是重形式？”的二元思維？特別是當“形式派”裹挾著現(xiàn)代科學的外衣并化身為語文學習的“實用取向”之后，《愛蓮說》由經(jīng)典的智慧墮落為寫作的附庸便將是一種宿命。
一篇經(jīng)典何以失去經(jīng)典的內(nèi)涵呢？從縱向看，我們失去文本細讀與思想深潛，便意味著以“見微知著”為表征的語言敏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從橫向看，我們失去了“知人論世”的語境與坐標，便意味著以大觀小的整全思維僅僅停留于籠統(tǒng)的歸納與抽象。如此縱橫皆有偏差的情況下，閱讀教學的處境很可能便是：經(jīng)典語言被懸置、被掏空、被漠視，甚至被無數(shù)膚淺的標簽與結(jié)論所淹沒，特別是對教材“例子說”所持的“理科式理解”，則更是將經(jīng)典處理成文本解剖刀下可供拆解下的元素和展覽。
二、文字是文本的大地
離開了語言的大地，我們看到，在《愛蓮說》的解讀與教學中，普遍攜帶一種先入為主的執(zhí)念，在文字間浮光掠影。在蓮與菊或與牡丹的對比關系上，教師往往不由自地地放大非此即彼的立場，以表達涇渭分明的愛憎。在我看來，這既有違《愛蓮說》的文本意旨，亦有悖于周敦頤的思想格局。
《愛蓮說》為什么會同時寫到菊、牡丹和蓮呢？若以選材、組材之類的技術(shù)要素看，此間或有烘托與對比的關系。其中，菊是正面烘托，而牡丹則是反面比照。這樣的詮釋貌似完成了一種邏輯自洽。
可是，問題就在如此。如果我們無視關乎文本生命的文字、情感與思想，而單純獲得一個空洞的形式、框架、模型乃至范式，這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這樣一個公用的“范式”，既然可以詮釋“菊”和牡丹之于“蓮”的意義，是不是也可詮釋“蓮”和“牡丹”之于“菊”的意義呢？
掌握了這樣的公用“范式”，是不是意味著文本從此龜縮于“形式”之中，從此與“作家、世界與歷史”失卻了聯(lián)系？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既可經(jīng)由“形式的抽象”走進周敦頤，又可以經(jīng)由“抽象的形式”走進陶淵明？
在我看來，文本形式的抽象與“趨同”，帶來的結(jié)局只有一個，那就是：文與人的分離、詩與思的肢解。一言以蔽之，即是鮮活經(jīng)典個性的生命終結(jié)。
在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系問題上，朱光潛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過。在他看來，語言、思維之間從來就不存在所謂“內(nèi)和外、先與后”的關系，它們是一體的、整全的生命。由此，所謂“實質(zhì)與形式”（內(nèi)容與形式）的分立，從來也是一個“假命題”。因為，當我們理解了文本的生命性，就會深深理解：沒有哪一種“實質(zhì)”，可以離開‘形式”；沒有哪種“形式”可以從“實質(zhì)”里抽離。
文本的生命整體性，自始至終都棲居在文字之中。因此，以“文字”為中心的深潛、涵泳與觀照，才是獲得文本生命整體感的唯一方式。舍此，別無他途。
從這個意義說，文字，永遠是語文的大地。
三、“獨愛”之“獨”與“甚愛”之“甚”
以心晤對文本之時，文字總會打開一頁頁小窗，讓我們看見豐富。
《愛蓮說》的開篇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鄙蹀撸醵嘁?。世間花草，多在“可愛”之列，這是愛的基調(diào)與前提。
在花草“可愛”的大背景之下，陶淵明之于菊，是一種“獨愛”。何謂“獨”？“獨”遠不是限制和修飾的字眼。它是情有獨鐘的精神沉醉，亦是遺世獨立的風骨卓立；是孤高慎獨的自處，亦是獨與天地相親。在這里，淡菊亦如歸隱，人格亦如花語，花即人，人即花。
與“獨愛”對應的是另一個關鍵詞：“甚愛”。 “甚”在何處呢？上下語境足以豐富之。此處的“甚”意味著愛之廣、愛之深、愛之久。
作者思想姿態(tài)的高妙之處在于，他并不是站定“蓮花立場”去貶斥牡丹的意義，他也從未以世人的“分別心”將牡丹定格為一枚富貴的標簽。菊、牡丹與蓮，同為“可愛”之花，它們之間的關系，可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才是君子胸懷吧？多一份兼容與平和，少一些偏執(zhí)和對壘。
其實，百花之王的“牡丹”，原本有那“一枝紅艷”的大美，它所擁有的美，是菊、蓮乃至任何花草都無可替代的。那么絢爛，那么華美，堪稱“國色天香”。正如劉禹錫詩中所贊：“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凈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蹦档ぶ猿蔀樘拼膶徝乐髁?，甚至長期深度左右著人們的審美趣味，顯然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的楊貴妃之至尊影響不可分。在人們的觀念里，牡丹至少帶有楊貴妃與唐玄宗愛情怒放的心理投影吧?！吧鯋邸北澈蟮臍v史與世俗，就在此間。
那么，同樣是“愛”，“獨愛”與“甚愛”的區(qū)別何在呢？
菊花之愛，是基于個體的獨立選擇，它所打開的是陶源明的人格和精神；牡丹之愛，則大不一樣。表面上，它是自李唐以來民間相沿成習的審美慣性，其實質(zhì)則是廟堂權(quán)力之于江湖審美的深深染指，抑或江湖審美對于廟堂權(quán)力的普遍獻媚。由是，“菊花之愛”是花與人的互相映照，而“牡丹之愛”是權(quán)力與審美間的歷史搏弈。
我們注意到，《愛蓮說》在言及“菊之愛”與“蓮之愛”時，用的詞語是同一樣，即“獨愛”。這意味著：予之“愛蓮”，其情其格，亦如陶之“愛菊”。將這一份“獨愛”放入自李唐以來的歷史長河之中，或放入“甚愛牡丹”之當下世風下，與其說這是一個語詞的選擇，莫如說是一種超撥的精神賦形。
四、儒的人格高潔與道的精神逍遙
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起，文字開始整散并用，長短相間，節(jié)奏舒徐起伏，隨著文字搖曳，碧荷之上的清蓮，恍然開在讀者心間。句句說蓮，而字字如人。形與神，蓮與人，可謂交相輝映，渾然一體。
其實，周敦頤對蓮的深情，由來有自。作《愛蓮說》的時候，他已經(jīng)四十六歲。遙想當今，他幼而失怙，十四歲即投靠舅父鄭向，寓居衡州。鄭向乃大學士，見外甥癡情于蓮花，曾于庭前掘一方荷池。無數(shù)花開之日，正是少年于荷香里讀書習字之時。多年后，周敦頤一生仕宦，輾轉(zhuǎn)于江西、湖南等地。三十年間，世事滄桑，閱人無數(shù)，而他卻始終像一朵清蓮高潔自守，兀自芬芳。
蓮，就是周敦頤矢志不渝的價值觀，亦是他凌波自照的精神面相。
而一個人的精神面相不是父母給定的，而是他在不同生命境遇里的選擇和沉淀。
蓮的生命境遇，如水火兩極。它生于“至污”的淤泥，又立于“至潔”的清漣。如果“淤泥”暗含了多少同流合污的“向下誘惑”，那么，清漣就輝映出多少凌波微步的“向上托舉”。有淤泥，亦有清漣；有臟污，亦有圣潔；有“向下的誘惑”，亦有“向上的托舉”，這才是生命的整體、生活的真實。美丑并存，順逆相生。
“蓮”之可貴在哪里呢？在于它不管在什么境遇里，永遠都守住了“自己的本質(zhì)”，它根生“淤泥”，卻獨立而“不染”；它花開清漣，卻莊重而“不妖”。不因淤泥而“不自撥”，也不因清漣而“不自知”。 “泥”與“水”，這兩種相反相成的境遇之力，給了一朵清蓮最大的生命成全。這不就是范仲淹筆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古仁人之心”嗎？
周敦頤寫“蓮”的時候，他一定是參照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摹寫。他，本來就是一個思想通達之人?！爸型ㄍ庵薄笔巧徢o的寫實，而其實，“通”與“直”何嘗又不是周子的人格和境界？
他一生博學、高雅而干凈人。四十多歲的時候，周敦頤任合州判官。其時，上司趙抃對他不了解，甚至有誤會，他并不急于去辯白，直至四年之后，他們又于虔州任上相遇。趙抃這時才發(fā)現(xiàn)了周敦頤其德其能，乃憣然醒悟曰：“幾失君矣，今生乃知周茂叔也。”此后，因為一場大火，周敦頤被調(diào)回故鄉(xiāng)道縣。于是，太多些小俗吏紛紛登門求官。周敦頤以詩明志，他說：“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味，舉箸常餐淡菜盤。事冗不覺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strong>
清廉源于人生的通透，周敦頤更大的“通達”并還不止于道德與操守，而他的思想。他以其對宇宙和生命來處的獨特理解散發(fā)著通透之光芒。
周敦頤有著述名之為《通書》，其哲學始絡是溫暖而生動的人間哲學。他所處的時代，其實是孔孟儒學遭遇危機的時代。東漢以降，佛教與禪宗思想對孔孟儒學帶來了相當程度的沖擊。周敦頤巧妙地援道入儒。在他的思想譜系中，無極和太極，陰和陽，男和女，建構(gòu)著一種“生生不息”的人間秩序和“正中平和”的人間倫理。
與“中通外直”一樣，“不蔓不枝”也是一種人格隱喻。那是一種專的力量，定的境界，簡的風范。它意味著人生不見異思遷，不旁逸斜出，不朝秦暮楚。如此一心向上，何嘗又不會遇見那輝煌的人生慶典？
我們發(fā)現(xiàn)，名為“愛蓮”，真正寫蓮花的，卻無片言。唯有“香遠益清，亭亭凈植”一句引人聯(lián)想。花香之美，愈遠，則愈香。這與人的精神不是如出一轍嗎？空間愈遼遠，芬芳愈廣布；時間愈久遠，影響愈持久。而對于蓮而言，無論多遠、多久，都不值得驕矜與喧嘩，唯有“亭亭凈植”。人生如蓮，蓮亦如人生。質(zhì)本凈來還凈去，不為名利累身心。
至于“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勾勒出蓮的高雅之姿，更彰顯出生命的莊嚴之相。沒有輕佻，沒有淺薄，恍如一個“不怒而威”的君子。
結(jié)尾一段皆為《愛蓮說》之“說”的部分。如果前文每一句皆如“畫龍”，那么，而此處每一句則如“點晴”。在周敦頤心中，菊花所代表的是一種隱逸人格，這樣的人格底色是“出世之精神”。牡丹所代表的是一種世俗人格。熙來攘往的眾生，絕大多數(shù)都放不下功名富貴。作者并沒有強烈批判“富貴”的價值觀，而是以“宜乎眾矣”的嘆息表達著理解和同情。儒家也不反對富貴，只是強調(diào)基于“義”的“富貴”。此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對于以振興儒學為己任的周敦頤來說，君子人格才是他所認同的儒家理想的最高峰，那是一種“入世之精神”。因此，菊、牡丹、蓮之間遠不僅僅是“形式意義”上的烘托與對比，而是人情世態(tài)的寫實，思想版圖的呈現(xiàn)。相對于菊的“隱逸人格”和牡丹的“世俗人格”來說，蓮是一種“君子人格”。因此，文末最后的感慨，與其說是千年前的感喟，莫如說千年后的嘆息?！疤一ㄔ础笔渲螅骐[者無處可尋。儒學式微的北宋，又有多少人愿意做一個君子，愿意與周子的思想同行呢？大眾的日常，依然在富貴間沉浮。千余年后的今天，不依然如此嗎？
思想碧波蕩漾，而清蓮一枝獨放。千百年來，周敦頤筆下的那一枝蓮的氣質(zhì)里，是安靜而從容的。這里有儒的人格高潔，有佛的濟世慈悲，亦有道的精神圣逍遙。
*本文作者黃耀紅，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學博士。原標題《語言是文本生命的整全——以<愛蓮說>為例》，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附：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后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