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發(fā)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 《明史?刑法志》里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fā)。”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fā)生于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于《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圣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蓖怼度~伯巨傳》記述“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比~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谷策書，空印事起。”
由于《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后并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fā)生的時間。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狀》里記載其父方克勤“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fā)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fā)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于洪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fā)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shù)摹?/p>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后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zhuǎn)達御前，由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zhuǎn)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fā)生于洪武十三年之后，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shù)字可能是根據(jù)《明史?刑法志》而來?！缎谭ㄖ尽分刑岬焦赴浮跋邓勒邤?shù)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沼“父赴傅热杆D殺也在四萬。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fā)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shù)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輩”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fā)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后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nèi)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shù)其實也不過數(shù)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shù)百人之后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shù)百人中還有部份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shù)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shù)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shù)并不多，而經(jīng)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shù)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shù)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zhuǎn)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