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中的對偶,自劉勰之后,并不被特別關注,而駢文研究的整個歷史狀況所顯示的,大多在駢文的范疇、歷史淵源、名家別集、典故考證等方面.駢文中的對仗作為其文體特征,其在文章結構意義上的作用和詩歌以及對聯(lián)都有著顯然的差異.問題還在于,長期以來,從事漢語言文學研究的學人對于律詩中的對仗與對聯(lián)中的對仗所持的基本觀點認為：律詩的基本句型由“對聯(lián)”構成,分為首聯(lián)、頷聯(lián)、頸聯(lián)和尾聯(lián).因此,對聯(lián)就相當于將律詩中的這種具有“對仗”特點的句型抽取出來的結果.這種觀點屢見于各種學術著作和教科書.本文以為,考察駢文、律詩和對聯(lián)中的對仗結構,將有利于駢文文本和駢文創(chuàng)作心態(tài)與契機的研究,有利于律詩與對聯(lián)寫作與鑒賞的深化.
駢文是講究對偶的文體,其以文辭精工,聲韻和諧以及造語駢麗為基本特征.自漢魏以降,駢文一直是人們用以抒情、申論和序說的藝術形式.駢文的對偶特點在修辭意義上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也非常自然寬松.劉勰《文心雕龍-麗辭》說：“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載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及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耳.”劉勰強調對偶的形成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天地萬物往往生成在矛盾之中,對立存在,他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并非刻意求對為例子來說明對偶在文章寫作中的自然出現(xiàn).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麗辭篇》末尾說道：“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爍聯(lián)華,鏡靜含態(tài).玉潤雙流,如彼珩佩”.周振甫先生解釋說：“《麗辭》即駢文,講對偶句,所以承《章句》.”①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是就語言的節(jié)奏而言的.周振甫先生強調這是“多用四字六字,所以便于構成對偶.古文順著語氣,語言長短錯落,多散行.講駢文的重對偶,講古文的重散行.不過齊梁時的駢文,在對偶中也夾雜散句,如《麗辭》中‘豈營麗辭,率然對爾’,即散句”.周振甫先生的這段解釋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構成對偶的文字根本上不需要特別的理由,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于更多都能構成對偶句,四六和駢文比較,則駢文的節(jié)奏音韻更為強烈.
周先生以為“豈營麗辭,率然對爾”即是散句,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劉勰這里仍然在講偶句,并且強調自然而不是刻意經(jīng)營.這和《麗辭》一開篇強調宇宙間事物“支體必雙”、“自然成對”是吻合的.周先生在注釋中卻又說“營：經(jīng)營,有意制作.麗辭：對偶文.率然對爾：不經(jīng)意地成為對偶罷了”.②前后的矛盾說明了理解上的不相一致.我們認為,《麗辭》篇主要闡述的是語言而非文體,其對對偶的分類說明即是“內證”,無需申說.當然,六朝駢文經(jīng)營麗辭以至于靡艷,確實是《麗辭》中所反對的.
從劉勰的觀點出發(fā),我們不難看出他對駢文中對偶句的操作運用所持的“自然”審美思想.而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在于“造化賦形”的本然和預設,即天地自然萬事萬物的對立和聯(lián)系.劉勰追述到《周易》之“文言”“系辭”,論其對偶則說：“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這里強調對偶“妙思”.周振甫先生以為劉勰故意用經(jīng)典中的對偶和駢文中的對偶比較,是別有用心的,以為這和《宗經(jīng)》的思想一致.③我們以為,這段文字在劉勰的意思看來,與其說是“宗經(jīng)”不如說是“神思”.《文心雕龍-神思》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劉勰始終把對偶作為一種行文的操作手段,而這種手段得依靠“妙思”來進行架構.如果說這是給六朝駢文靡艷之病開了一劑藥方的話,那么我們看到的處方則是：“積學”、“富才”、“神思”.對空乏而徒有形式的六朝駢體文風的解剖,劉勰是從對偶的分析切入的,但是,劉勰也沒有忘記寫作主體“馭文謀篇”時“神思”的再次提醒.在《麗辭》中,劉勰接著“妙思”之后說：“至于詩人偶章,大夫聯(lián)辭,奇偶適變,不勞經(jīng)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fā).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lián)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紀曉嵐評為“精論不磨”.④劉勰在這里仍然在強調對偶運用的規(guī)則和前提在于：“深采”“逸韻”“合趣”“契機”.幾乎所有精妙的駢文,在使用和操控對偶語言時,都必須自然地為整篇文章的立意服務,因此也就使得對偶句具備了內容的延展性、豐富性、聯(lián)合與統(tǒng)一性.當出現(xiàn)了上句之后,在寫作的心態(tài)和需求層面上,下一句除了要適應上句的對偶之外,要充分地實現(xiàn)內容的延展與補充,而不能有語義上的“合掌”.并且,所有的對偶必須順應全篇的情理、事理的內在邏輯結構,否則便會斷裂和阻隔.例如：《前赤壁賦》開篇即偶,在“壬戍之秋”后點明“七月既望”.遵循“先總后細”“互為表里”的原則.這樣的對偶,便順暢而自然.可以說,駢文寫作是在進行“對偶的組裝與剪輯”,而主體意識的流動便成為線索.駢文之難,端在于此.所以,劉勰強調“神思”,強調“駕馭”和“謀篇”.
我們可以把駢文運用對偶的幾個關鍵詞歸納為：自然、神思、合趣、契機.
對聯(lián)的對仗
對聯(lián)作為中華文化中的“輕騎兵”,以其自由、輕便、靈活、典雅的藝術形式來表現(xiàn)創(chuàng)作主體的思想感情,反映現(xiàn)實生活.其文化根源的發(fā)蒙,可以上溯到先秦的思想和文化活動中去.拙文《略論對聯(lián)與桃符的文化內蘊》（《貴州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五期）已對此有過論述.對聯(lián)藝術中或潛或顯的蘊藏著一種二元對立統(tǒng)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構成了對聯(lián)的形式框架和審美原則,對聯(lián)的對仗因此有別于律詩的對仗.
對聯(lián)的對仗本身是一種思維和創(chuàng)作所依賴的形式,兩支聯(lián)語相駢而出,構成獨立完善的藝術形式.如果從文學層面去考察,其審美功能是通過語言的對仗和上下聯(lián)語意義的和諧統(tǒng)一來實現(xiàn)的,對稱的美是對聯(lián)的形式美學特征.
對聯(lián)的對仗要求比起駢文和律詩來更為嚴格,“工穩(wěn)”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較短的對聯(lián)中,尤其要求嚴格.因為要實現(xiàn)獨立自足的美,所以要創(chuàng)作既“工”且“美”的短聯(lián)就絕非易事.某種程度上說,對聯(lián)的創(chuàng)作比詩歌的創(chuàng)作更難.如果給出十個字,既要對仗又要獨立完整地表意,能不困難嗎?但如果是駢文或者律詩中的某一對偶句型,則不必要獨立也不可能獨立,它作為整篇文章或者整首詩歌的一個局部,將為另外的部分騰出空間,或者等待另外的部分來共同構成和諧的“系統(tǒng)”.顯然,對聯(lián)和律詩中的“對仗”是有很大區(qū)別的,不能僅僅在語言層面上去研究和認識.而應當深化到更高的美學層面.因為,作為文學藝術的對聯(lián),對仗的修辭意義被淡化,結構意義被加強.上下聯(lián)語中的語言技巧無限豐富,或賦、或興、或比、或擬人、或夸張、或排比、或抒情、或議論、或描寫、或說明,如孫髯的大觀樓長聯(lián),簡直就是一篇對仗框架上的絕妙美文.
長期以來,因為忽略了這么一種容易被忽略的差異,認為從律詩中抽取出對仗的兩句即是對聯(lián)的說法,實在是誤導了不少讀書人,最終是寫詩的問題出了不少,寫對聯(lián)的問題也不能解決.因為,魯迅的老師出一句“獨角獸”,魯迅對之以“比目魚”的故事早被收入典籍,奉為“絕妙好聯(lián)”,成了學習的范本.那個用來考學生的“孫行者和胡適之”的個案,也被傳為佳話.本人沒有要貶低前輩的意思,倒是認為,那些誤把“文字游戲”當作經(jīng)典的鑒賞家們應該休矣!因為這種僅僅只具有“對仗”特點的東西,是登不上審美的藝術高臺,給人以享受、美感、娛樂和教化的作用的.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