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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毀寺廟、僧尼還俗,三武一宗滅佛為何這么狠?其實他們做得很對

本章所要講述的是歷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曾經有四位彪悍的皇帝對佛教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我們習慣性地將其合稱為“三武一宗”。不過,大家要注意的一點是,這幾位皇帝并非是一個朝代的,他們彼此間的間隔相當長。

“三武一宗”,分別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榮,最早的和最晚的相差了500多年。在這500多年的時間內,中國的歷史進程不斷地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北魏太武帝時期的佛教也與后周世宗時期的佛教有著明顯的區(qū)別。

因此,庵主原本打算將“三武一宗滅佛”分成四章來講,但后來又覺得有必要專門開一章籠統(tǒng)地介紹一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其實就在庵主給本章所擬定的標題——“三武一宗滅佛,實際上從根本上挽救了佛教”。

這一個論點,也并非是庵主一個人的獨創(chuàng),而是佛教史學家甚至部分高僧的共識。事實上,在“會昌法難”以后,作為中國佛教宗派幸存者的禪宗內部,就有很多高僧進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這一反省的思潮,直接影響到了禪宗后來獨特的寺院經濟以及修持方式,比如以機鋒峻烈著稱的臨濟義玄等人。

“三武一宗滅佛是客觀上對佛教最大的拯救”這一論點,并非是庵主故作驚人之語的矯揉造作,而是出自本人對中國歷史以及佛教史的熟稔所得出的。這樣講,或許要傷害部分人的宗教情感,因為在一些較為蹩腳的通行故事中,進行大刀闊斧地毀佛的這幾位皇帝,下場似乎都比較悲慘。

因此,很多人通過將這些主持毀佛滅佛的帝王的悲慘下場,與毀佛滅佛本身聯系到一起,搞出一套“因果不爽”的說辭。對于這樣一套說辭,庵主本人的立場是很鮮明的,即它大概率是一種無稽之談。當然,這套說辭撫慰了一些人的情感,也為佛教本身找回了一些面子。但站在邏輯的層面上去講,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正信的佛弟子也不太談論這一套說辭。

好,以上是對于本章內容的一些基本的概括,我們現在開始進入正文部分。要想談論“三武一宗滅佛”對佛教造成的客觀影響,那還要先回溯一下歷史上這幾位皇帝所主導的這幾次“法難”。

通過上文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的“三武一宗”就是指謚號或者廟號帶有“武”的三位皇帝,以及一位擁有廟號的皇帝(后周世宗)。如果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應當會知道謚號或廟號帶有“武”的皇帝,一般來講都是狠角色。而廟號為“世宗”的,其實也相當不好惹,這個廟號不是一般帝王能夠享有的。

比如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稱帝,就給他追謚為“魏武帝”,西漢的劉徹謚號為“孝武皇帝”等等??v觀整個中國古代歷史,被追謚為“武帝”的帝王并不多,他們大都是響當當的人物。而廟號為“武宗”的皇帝,歷史上只有三位,除了唐武宗李炎之外,還有元武宗和明武宗。當然,有人講“武宗”這個廟號是“明褒實貶”,實際上也不大公平,因為這三位皇帝接手的都是爛攤子。

而“世宗”這個廟號實際上地位很高,比如西漢的劉徹、明朝的嘉靖、清朝的雍正,他們的廟號都是“世宗”。當然了,這都是一些歷史上的閑談,庵主講出來是為了大家能夠以更為宏觀的視角去看待“三武一宗滅佛”這一歷史現象。

拓跋燾

既然這些皇帝在歷史上都屬于比較彪悍有作為的那一類,為什么會對佛教下如此慘無人道的狠手呢?庵主以為大家不要再以受害者的心態(tài)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簡單地回顧完整個事件的大致經過就能明白了。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下令在全國(指他所管轄的魏境)范圍內進行“廢佛”,整個事件的過程長達6年?!疤錅绶稹辈皇侵袊鴼v史上第一次封建統(tǒng)治者“廢佛”事件,但是,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宣布的大規(guī)模的廢佛事件,對中國佛教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擊。

關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的原因,一直以來存在一種較為流行的說法,那就是他聽從了當時的宰相崔浩的勸誡,改信了寇謙之的天師道。正是這種信仰的改變,使得拓跋燾對僧侶殘忍地舉起了屠刀,幾乎將自己轄區(qū)內的佛子屠戮殆盡。

這種說法的流傳范圍十分廣泛,而且佛教的史傳也對其記述得十分詳細,一些高僧也將其引向“佛道之爭”的老一套說辭。自然,對中國歷史熟悉的讀者心里也應當清楚,封建時代的統(tǒng)治者是不存在所謂“純粹的宗教信仰”的。即便是被后世佛弟子尊稱為“蕭菩薩”的梁武帝,推崇佛教的背后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小九九”。

寇謙之

只不過,歷史上的有些東西不好說得太細致,撰寫僧史的高僧們也難免“揣著明白裝糊涂”。而道教方面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也將計就計順坡下驢,為自己增添了一個具有強烈戲劇性的文學故事。

其實,在北魏太武帝真正決定要“滅佛”之前,他已經做出了一個姿態(tài)。公元438年,也就是正式滅佛的8年前,拓跋燾要求境內50歲以下的僧人還俗。不過,這一項舉措的實際效果并不好,這也是后來拓跋燾痛下殺手的原因之一。

“尋以沙門眾多,詔罷年五十以下者。”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他們實際上是從更遠的北方進入到中原黃河流域的。作為北魏的統(tǒng)治者,拓跋燾當時正面臨著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境內的起義軍不斷地起來反對鮮卑人的統(tǒng)治。而這些起義軍,與北魏境內的僧人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甚至在長安的一座寺廟,拓跋燾等人無意中發(fā)現了大量的弓箭、長矛、盾牌等工具。

此時的拓跋燾才猛然間醒悟,原來現在的僧人與父輩時期的僧人已經截然不同了。

梁武帝蕭衍

在北魏初期,北魏太祖道武帝對于佛教是大力推崇的,甚至變相地將其尊奉為“國教”。統(tǒng)治者不斷地提高僧人的地位,并且?guī)椭湫藿ê廊A的寺廟、給予大量的供養(yǎng),還將當時的僧人法果敕封為“道人統(tǒng)”(道人當時指“沙門”,與我們今天所指不同)。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縱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正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span>

所以,佛教在北魏統(tǒng)治者的扶植下迅速發(fā)展,他們的勢力不斷地向下發(fā)展。起初,僧人們與地方上的富賈豪強有所聯系,而后,又逐漸滲透到了民間一般的知識分子甚至是百姓。終于,拓跋燾等人發(fā)現了這些苗頭,本身就是外族的他不得不倒吸一口涼氣——這些原來的伙伴已經成為了自己的敵人。

當然,原本作為鞏固北魏統(tǒng)治基礎的佛教,在發(fā)展龐大之后具備了宗教、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等完備架構的社會組織。它本來是一把被拓跋燾等人攥在手心里的利刃,但此時誰也不敢保證這把利刃不會傷害到自己。僧人數量極度膨脹、寺廟經濟高度發(fā)達、民間威望與日俱增甚至出現了大型“武器庫”的佛教,讓拓跋燾等人睡不著了。

這個時候,本來就看不慣佛家的儒家站了出來,踢出了所謂的“臨門一腳”。畢竟,佛教當時還沒有完全中國化,它“無父無母、無君無臣、無情無義”的理念,與道教比起來更令儒生討厭。但儒家自己沒有宗教的那一套東西,儒生也不屑于成為那一把利刃,道教就這樣被推上了歷史舞臺。

不知道這樣講,各位讀者能不能理解庵主的意思,也就是在“太武滅佛”這件事情當中,其實佛教也不是什么“白蓮花”,它有著自己的弱點甚至可以說陰暗面。正是這樣的情況,讓拓跋燾徹底地急眼了,本身就屬于游牧的鮮卑族的他,采取了十分殘暴的方式對佛教進行了毀滅。

“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tǒng)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則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span>

在這里呢,佛教徒應當感謝一下北魏的太子拓跋晃,篤信佛教的他故意延遲皇帝詔書的宣布,讓僧人們有了逃跑的時間。6年以后,拓跋燾一命嗚呼,他的繼任者文成帝馬上就下令復興佛教。其實從這里我們也能看出,佛教在北魏的根是很深的,拓跋燾在將要命終的時候曾經懺悔自己殺戮過多。

不過,執(zhí)政者個人的情感與其執(zhí)政方針不能混淆在一起,這也是佛教史上很多事情講不清楚的重要原因。總而言之,拓跋燾徹底地開啟了“毀佛”的由頭,他毀佛的理由和目的十分復雜,并非是民間流傳的“信仰改變”。

而在128年以后,北周武帝宇文邕開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難”,一般稱之為“建德毀佛”。宇文邕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詔滅佛,整個事件持續(xù)不到整整5年,但它的影響卻絲毫都不弱于拓跋燾毀佛。

宇文邕毀佛從本質上來講與拓跋燾沒什么兩樣,都是為了最大化地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不過,他們所面臨的情況還是不同的,這要從北魏孝文帝講起,他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孝文帝4歲登基、32歲去世,在位時間長達28年(471年到499年),他是歷史上十分有名的皇帝。

英年早逝的北魏孝文帝,在執(zhí)掌大權后積極地促進鮮卑等族人與漢人融合,鮮卑皇室對漢文化的學習與推崇達到了全新的高度。不過,北魏統(tǒng)治者在后期陷入了極度的混亂中,這一政權分裂為了東魏和西魏。

公元534年,高歡在鄴城擁立元善見為皇帝,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東魏;而宇文泰殺死元修后,在長安擁立元寶炬為皇帝,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西魏”。高歡的兒子高洋,在公元550年建立北齊,取代了東魏;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在公元557年建立了北周,取代了西魏。

當然,南北朝這段時期的歷史非常混亂,尤其是對一些沒有歷史基礎的讀者來說,各種政權林立簡直看得人眼花繚亂。庵主在這里寫出來只是為了行文的需要,大家也沒必要被這些額外的信息所干擾。總而言之,北齊和北周可以被視作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的延續(xù),但他們實際上還是有所不同的。

北齊的主要組成人員是“六鎮(zhèn)流民”以及關東世族,他們從總體上來講要偏向鮮卑文化,在戰(zhàn)斗力方面很是強悍。而北周在建國的時候對鮮卑族人依靠較少,因此在軍事上的影響力就要小得多。不過,正是因為對鮮卑世族依賴小,北周的統(tǒng)治者以關中文化作為自己的依靠,不斷地與當地的漢人進行融合。

這樣一來,北齊在文化上依舊保留著北魏對佛教尊奉的傳統(tǒng),同時對道教也采取拉攏的態(tài)度。而北周則吸收了大量的儒家士子治理國家,它反而在日后消滅了原先強大的北齊。勵精圖治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戰(zhàn)勝北齊后并未沾沾自喜,而是對其滅亡的原因進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

除了對北齊政權內部混亂的批判外,北周武帝宇文邕對佛教和道教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尤其是“死灰復燃”的佛教。雖然北齊官方對外宣稱重視道教,但實際上道教的影響力遠遠不如佛教,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統(tǒng)一北齊北周時,佛教的規(guī)模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寺奪民居,三分且一?!?/span>

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當時佛教僧侶的數量超過200萬,大大小小的寺廟超過5萬所,積攢下來的土地、金銀不計其數。更為重要的是,僧侶們趁著當時天下大亂,到處巧取豪奪占據了大量的寺產,而這些產業(yè)都是不用繳稅的。同時,和尚們不必服兵役、也不必服勞役,這就導致了大量的流民削發(fā)為僧。

這樣一來就導致幾個很不好的結果:

  • 第一,僧侶們占據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都成為了他們的私產,其實有違佛教原本的宗旨;
  • 第二,大量的百姓涌入寺廟為僧,國家不僅減少了優(yōu)質的勞力和兵源,還要供養(yǎng)這些不事勞動的閑人;
  • 第三,僧侶們不斷與地方上的勢力眉來眼去,嚴重威脅到了當時的封建政府的統(tǒng)治。

這幾件事情每一項都令宇文邕無法接受,更別提集中在佛教的身上了。加上宇文邕本身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他與北齊的那幫鮮卑人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北齊的覆滅與鮮卑人的文化有很大的關系,但北周武帝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后,在政治上的追求與手段都與那些人截然不同。

換句話講,宇文邕應當算得上是流淌著鮮卑血脈的漢人,至少在文化歸屬方面是這樣的。他對于神神鬼鬼、不干正事的那幫人很是厭惡,其歸趣已經完全是儒家立足現實的那一套了。當然,站在世俗的歷史角度來講,宇文邕此次滅佛的行動是正確的,他對于整個華夏文明未來的走向是有貢獻的。

“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并盡!融刮圣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并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為民,還為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費,分散蕩盡?!?/span>

從宇文邕在建德三年下詔滅佛的具體方針來看,他的確對儒家的思想把握得相當深刻。宇文邕不像拓跋燾那樣一上來就打打殺殺,他對于僧侶們很是溫和,幾乎不存在殺戮的行為。不過,宇文邕取得的效果甚至要大于拓跋燾,因為他找到了“滅佛”的核心點——融刮圣容,焚燒經典。

什么意思,就是指將金屬的佛像全部搜集起來融化掉,將佛教的經典搜集起來燒掉。古人講“打蛇打七寸”,宇文邕這一招看起來雖然溫和,其實是相當狠的。同時,他此次滅佛的目標也十分明確,那就是“要錢要人”。將寺廟的產業(yè)全部充公,一些濫竽充數的僧侶勒令還俗,這些人得到了正式的戶籍之后該干嘛干嘛去——有戶籍的百姓不僅承擔征兵勞役的任務,還要繳稅。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建德毀佛”的大致過程,宇文邕所取得的成績也相當不錯。不過,中國歷史上最為徹底、規(guī)模最大的滅佛事件,還是發(fā)生在公元845年的“會昌法難”。

拓跋燾與宇文邕對佛教的打擊力度雖然大,但畢竟他們統(tǒng)治的范圍只限于北方,南方當時還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但到了唐武宗李炎下詔滅佛的時代,南北早就重新彌合了,所以這次滅佛是全國性的。而且,唐武宗的一系列政策實行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下的決心和執(zhí)行的力度是最大的,對佛教造成的打擊也是最大的。

唐武宗李炎從公元840年上位開始,就已經開始了自己滅佛的計劃。會昌元年,李炎將僧人與道士同時請到皇宮內用齋飯,不過,他當場授予道士紫衣卻不給和尚,還下令僧人不許穿紫衣。隋唐時期作為中國佛教光輝的頂點時刻,基本上所有的皇帝都對僧人尊奉有加,像李炎這樣的做法幾乎不存在。

此后,唐武宗開始下令沒收寺院的財產,一年后,他又下達了“殺沙門令”,僅長安被殺死的僧人就不計其數。到了會昌四年,唐武宗的滅佛運動開始進入高潮,他敕令拆除全國范圍內的大型寺廟、勒令僧尼還俗、將寺廟的財產充公。

“拆除寺院超過四萬四千所,僧尼還俗人數超過二十六萬,寺奴超過十五萬人重獲自由,良田超過千頃被沒收。寺廟中的銅鐵佛像,全部被融化后鑄造成錢幣以及武器。長安、洛陽這兩座大城市,只允許設置四所寺院和三十名僧人。其他的州縣,根據面積以及人口,只允許設置一所寺院,保留僧人五到二十人不等?!?/span>

當然,有些人講道教在這次毀佛事件中得到了好處,其實也是無稽之談。道教場所以及從業(yè)人員,同樣受到了“會昌法難”的波及,而當時剛剛有點小成就的景教,則在此后徹底一蹶不振了。其實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唐武宗對待宗教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對這些東西并不怎么感興趣。

會昌法難的成果斐然,原本高高在上的佛教,一下子就跌倒了谷底。如果不是惠能的禪宗活躍在鄉(xiāng)間僻壤,又基本建立了另一套叢林制度的話,佛教的種子就要斷送在唐武宗手上了。唐武宗滅佛的動機比較復雜,但不可能是出于他的道教信仰,雖然表面上看來他是一個虔誠的道教徒。

究其根本原因的話,其實還是與佛教勢力的膨脹有關。唐武宗時期的佛教又達到了極度膨脹的狀態(tài),很多人為了逃避賦稅和徭役選擇私自剃度出家,而寺廟又與地方勾結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當時的唐朝政府已經入不敷出了,唐武宗必然要拿富得流油的佛教開刀,將僧尼驅散的同時讓寺產全部充公。

當然,佛教當時無論是在上層知識分子還是底層的百姓中間,地位都是相當重要的。唐武宗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徹徹底底地將這一有著深厚基礎的宗教斬除,還是保留了一些種子。但唐武宗駕崩之后,他的繼任者馬上就宣布崇佛,佛教又慢慢地復蘇了起來。

唐武宗駕崩半個多世紀后,唐朝就滅亡了,再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的毀佛事件發(fā)生了。不過,這次毀佛事件沒有道士的身影,也不見儒家的身影。后周世宗柴榮,在顯德二年(955年)宣布了自己滅佛的舉措,時間長達5年。他的目的也非常明確,那就是國家的財政緊缺,而出家人的數量太多了。

“五代十國”時期,是“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割據的延續(xù),各路軍閥紛紛起來相互攻伐。連年的戰(zhàn)爭使得當時的百姓生活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他們一方面要承受戰(zhàn)爭帶來的巨大傷痛,一方面還要負擔十分高昂的軍費。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的百姓通過出家的方式來逃避嚴苛的賦稅,并且遠離連年不斷的戰(zhàn)亂。

這樣一來,朝廷就不愿意了,本來老是打仗人就死得差不多,還有這么多人不斷地出家當和尚,國家在財政方面一下就吃不消。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大量的流民混入到僧團中,這直接導致了佛教整體水平的下降。人一多一雜,各種各樣不如法的事情就發(fā)生了,后周世宗柴榮也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現象。

與前面的“三武”相比,柴榮的滅佛算得上是最為溫和的了,他幾乎沒有采取暴力的方式去對待僧侶。柴榮在毀佛方面的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 第一,他下令廢除寺院三千三百三十所,保留兩千六百九十所寺院,同時對六萬一千二百名僧尼進行了登記;
  • 第二,他下令沒有朝廷敕額的寺院一律廢除,僧尼不能私自出家,必須要經過父母雙方同意以及朝廷的登記;
  • 第三,十五歲以上的男子要會背五百頁規(guī)定的經文,十三歲以上的女子要會背三百頁以上的經文,才算是符合出家的基本條件。不過,奴婢、罪犯、間諜、忤逆、盜賊等身份的人不能出家;
  • 第四,對出家人的受戒過程嚴加管理,不允許任何人私自受戒或者授戒,必須要有“祠部”頒發(fā)的度牒且在規(guī)定的條件下才能正式出家受戒。

其實,庵主以為周世宗柴榮的這些措施,與前面的三位比起來真的是溫和無比。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他矯正了當時佛教僧團內部的很多不良風氣,《舊五代史》對其詔令以及具體的條款記述得相當詳細。至于他為什么也被列出“滅佛皇帝”的隊伍中,可能還是因為得罪了全天下的僧人吧,畢竟他一下子廢除了三千多所寺廟,還制定了那么多條條框框。

以上,就是“三武一宗滅佛”的大致過程,可以說庵主已經講得非常詳細了。從上面的敘述,大家也能夠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佛教表面上不斷地被打壓甚至差點走向覆滅。但是,實際上它每次試探到瘋狂的邊緣時,就出現了一股神奇的力量去制止其再走一步,即便有時候這種制止方式是充滿痛苦的。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首先進行了滅佛之后,中國佛教就不斷地在進行中國化,無論是義理還是組織形式。禪宗的出現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最后階段,但它并未徹底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標志是惠能以后的馬祖道一以及百丈懷海等人對叢林清規(guī)的制定。禪宗叢林的成熟使其避過了會昌法難,同時也啟發(fā)了后世的禪僧們,他們接過六祖慧能的接力棒讓佛教在華夏大地上薪火相傳。

從東漢明帝時期的“金人入夢”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佛教與佛法始終在中華大地上未曾斷絕,并且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與文化。漢傳曾經出現了“八宗”甚至“十宗”這樣的爭鳴景象,雖然它們大都消失在荒煙蔓草中成為了歷史的塵埃,但這些宗派都是佛教中國化的見證者。可以講,它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不是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徹徹底底的遺憾。

站在這個角度去看“三武一宗滅佛”的話,庵主以為它在本質上挽救了佛教,在最危險的崩潰邊緣將其拉到了正軌。當然,其背后有著非常深刻又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本章的篇幅實在是有限,我們只能先講到這里了。好了,本章的內容就到此結束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討論。

同時,“庵主小圈”正在建設當中,對佛教歷史、佛教哲學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加入。等到人數達到一定數量后,庵主將會在圈內專門開設系列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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