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愉（1395-1447），字性和，號澹軒，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今屬濰坊市）人。明宣德二年（1427）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正統(tǒng)二年（1437），升侍讀學士，五年，由楊士奇薦，入閣預機務。正統(tǒng)十年，升任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正統(tǒng)十二年卒，贈翰林院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賜謚號“襄敏”。
“三楊”是楊士奇、楊溥、楊榮三人的合稱 。三人歷事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四朝，先后位至臺閣重臣。尤其是正統(tǒng)初年，“三楊”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英宗朱祈鎮(zhèn)即位，次年改元正統(tǒng)。此時，英宗年僅9歲，不能親政，軍國大事都稟報太皇太后張氏（英宗祖母），“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后裁決”（《明史》卷一百四十八）。三人戮力同心，秉公執(zhí)政，延續(xù)了仁、宣時期較好的政治局面。因而，《明史》稱贊道：“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xié)力相資，靖共匪懈。”（卷一百四十八）。
清代幾種有關明代的史書，均將馬愉與“三楊”合傳，徐乾學等撰《明史》、王鴻緒等撰《明史稿》，均將馬愉、高穀、曹鼐（附張益）與“三楊”合傳；而張廷玉等撰《明史》，只將馬愉與“三楊”合傳，高穀、曹鼐則與其他人合傳。按史書體例，數(shù)人合列于一傳的“合傳”，傳主之間必定是有聯(lián)系的，或者其生活時代相同或者相近，或因彼此事情相互關聯(lián)。因此，足見在諸多史家眼中，馬愉與“三楊”關系之密切。
馬愉進士及第是在宣德二年（1427），此榜是明宣宗朱瞻基繼位后首次科考取士，俗稱“龍飛榜”。宣宗對此科寄以厚望，親出制策，第其高下，故馬愉大魁天下，天下榮之。史稱“國朝登科以來，南北并試，未有北人居首選者，有則自愉始也”（雷禮纂輯:《國朝列卿紀》卷十）；“自洪武開科，惟三十年夏榜賜韓克忠第一人，蓋專試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北人預首選亦自此始?！保ㄏ嫩疲骸睹魍ㄨb》卷十九）為記錄此科之盛，楊士奇接受禮部尚書胡瀅的建議，作《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盛贊馬愉中首選，乃本朝前所未有之盛，并期望此科進士“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將推所學，見諸功業(yè)，及諸天下”。
宣德二年會試主考官是楊溥、曾棨。在科舉時代，士子一旦登第成為進士，則稱該科會試主考官“座師”，稱同考官為“房師”。顧炎武云：“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保ā度罩洝肪硎摺蹲鏖T生》）因此，馬愉進士及第后自然便與楊溥具有了“師生”關系。在科舉時代，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關系，若同朝為官，往往結為朋堂?！逗擦钟洝吩疲骸皫熒鷪?zhí)禮，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來有之。蓋凡出于其門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涂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忘公。”（卷十九）
馬愉高中狀元后，楊榮于家中設宴招待，開創(chuàng)了“聚奎宴”。《翰林記》載：“大學士楊榮家于長安東門之南。宣德三年（當為二年）三月，學士楊溥掌院事，率僚友迎首甲馬愉等三人，宴其中。楊士奇因名其堂曰‘聚奎’，為文以識之，眾皆賦詩。自是遂為例。不知何時，此禮遂廢。然館閣相與宴集，猶謂之‘聚奎宴’，蓋自此始也。”（卷二十）楊士奇作《聚奎堂記》記其盛，楊榮作《題聚奎堂卷后》。“三楊”所以如此重視此榜三鼎甲，實則有遠大之期。
進士既是殿試的結果，又是選官授職的開始?！盃钤谛拮?，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明史·選舉志二》）。狀元及第即意味著正式踏入仕途，馬愉自此躋身士大夫之列，且進入儲養(yǎng)人才的翰林院。明代，翰林地位清貴，其尊非他職所能比。謝肇淛云：“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即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保ㄖx肇淛：《五雜俎》卷十五）明代中期以后，“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明史·選舉志二》）。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負責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在翰林院，馬愉與“三楊”共同參與的事情，有史可查的，大約有三件：纂修《宣宗實錄》，撰《秘閣書目》，侍經筵。
《宣宗實錄》的纂修，始于宣德十年（1435）七月。是年，楊士奇等奏修請纂修《宣宗實錄》，獲準。英宗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監(jiān)修；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為總裁?！板噙x文儒，協(xié)相纂述”（《明英宗實錄》卷之七）。馬愉以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身份，參與其事，為“纂修”。《宣宗實錄》歷時近三年方告成，這期間，馬愉與作為總裁的“三楊”，可以說是朝夕相處。正統(tǒng)三年四月，因是之功，楊士奇、楊榮俱升為少師，楊溥升為少保兼禮部尚書，馬愉由侍讀升為侍講學士。
《文淵閣書目》是馬愉與楊士奇等合作編寫的一部書目。中國歷朝歷代對圖書的收藏都比較重視，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朱元璋北伐伊始，就命征虜大將軍徐達把元大都的藏書運回南京；洪武元年（1368），又下詔征求遺書，并建立“大本堂”收藏。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學士解縉等編纂《永樂大典》，因感藏書不足，命禮部尚書鄭旸派人到民間搜求。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以遷都北京詔告天下。次年三月，敕命南京翰林院，凡文淵閣所貯書籍，自有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以來。翰林院修撰陳循等如數(shù)取得百柜，與編修林志等護行，四月至北京。南京文淵閣藏書北遷后，收貯于左順門北廊，未有完整書目。正統(tǒng)六年，楊士奇等奉旨，將這批藏書“移貯于文淵閣東閣，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題本》），正統(tǒng)六年六月，進呈天子。清代學者朱彝尊《文淵閣書目跋》云：文淵閣藏書“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合、宋、金、元所儲而匯于一。縹緗之富，古所未有?！保ā镀貢ぜ肪硭氖模段臏Y閣書目》對這些豐富的藏書加以整理、歸類、編目，成為明代的一部國家藏書目錄，尤其是這些藏書后來保管不善，散失殆盡，“惟藉此編之存，尚得略見一代秘書之名數(shù)，則亦考古所不廢”（《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四十一·目錄類一》）。
《文淵閣書目》的撰者，后世多署為楊士奇，但此時楊士奇已是七十多歲的垂暮老人，按常理，他不過是以首輔的身份領銜而已，主要工作當由馬愉、曹鼐等完成。此書的編纂較為倉促，體例方面有不夠完善處，《四庫全書總目》指刺說：“士奇等承詔編錄，不能考訂撰次，勒為成書，而徒草率以塞責?！保ā妒凡克氖弧つ夸涱愐弧罚４苏摬粺o苛求之嫌。時馬愉等為內閣大臣，并非劉向一樣專司圖書整理。成化年間，錢溥及其子在《文淵閣書目》基礎上編成《秘閣書目》二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此書為馬愉撰，前人已辨其誤（見《皇朝通志》卷一百十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目錄類存目》）。
作為翰林院學士，馬愉與“三楊”共事時間較長的，還有一起為英宗侍經筵事。明英宗朱祈鎮(zhèn)繼位時，年僅九歲，楊士奇進言，宜開經筵，選“正人”用之，以成君德。正統(tǒng)元年二月，英宗敕諭以張輔知經筵事，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等九人兼經筵官。馬愉亦以修撰身份在九人之列。禮部進經筵，規(guī)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每年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這項活動直到“三楊”辭世，都不曾停止?！跺＼幬募分斜４嬗旭R愉《經筵講章》17篇。這些給皇帝上課的講義，涉及《周易》、《尚書》、《左傳》、《論語》、《孟子》、《資治通鑒》等經典，解說很通俗，有明顯的口語化傾向，讀來很有趣味。
在馬愉的仕宦之路上，“三楊”給予他最重要的支持，無疑還是推薦他入閣，使他完成了從狀元到宰相的跨越。據(jù)《明史》載：“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科嬖唬骸铣急M瘁報國，死而后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后生可任者，報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xié)力，尚可為也?！科嬉詾槿?。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保ā恶R愉傳》）。明代，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取消宰相，但事務繁忙，逐漸形成“閣員”制，實際上行使相權。有明代276年，由狀元入內閣者僅11人，洵為不易。
馬愉入閣，是在正統(tǒng)五年二月。惜乎此時“三楊”漸衰，朝政己不復當日清明。明初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涉朝政，但朱棣改變此規(guī)，起用宦官，至宣宗時，與內閣制度大體成型的同時，司禮監(jiān)脫穎而出，變成了一個與內閣相表里的重要機構。內閣的權力來自其“票擬權”，即為皇帝起草詔書，但這是草稿，必須由皇帝用紅筆批示，才有法定效力。司禮監(jiān)的權力正來自“批紅權”，宣宗將批紅的權力委托給司禮監(jiān)的秉筆太監(jiān)，實際上是將皇帝的權力轉到了太監(jiān)手中。英宗即位后，宣德十年九月，王振被任用為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狡黠惑主，逐漸擅權，開明代宦官干政先例。正統(tǒng)五年七月，楊榮病逝；七年，太皇太后張氏病逝；楊士奇也因為兒子殺人身心俱疲，正統(tǒng)九年卒；只有楊溥勉力支撐。馬愉、陳循等新晉閣臣，聲望尚輕，不足以威眾，王振更失去制約，“始亂政，數(shù)辱廷臣，刑章大紊”（《明史·刑法志二》），時局為之一變?！笆菚r中官王振有寵于帝，漸預外庭事。……榮尋卒，士奇、溥益孤?！置髂?，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輒執(zhí)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明史·楊士奇?zhèn)鳌罚┐饲橹?，馬愉等想有所作為，已經十分困難，故此，他們在政治上并沒有多少可圈點的建樹。正統(tǒng)十年，楊溥卒；十二年，馬愉卒。兩年后的正統(tǒng)十四年，英宗聽信王振誤導，“土木之變”發(fā)生，英宗被俘，進而引發(fā)南宮復壁、于謙被殺等中國歷史上一系列有名的大事件。
詩文唱和，是中國傳統(tǒng)士人之間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也他們友情的一種體現(xiàn)。馬愉與“三楊”的交往，從他們詩文唱和中亦可見一斑，《澹軒文集》中保存了幾篇與“三楊”有關的詩作。馬愉《文淵閣和楊少師韻》兩首，是和楊士奇的，當作于馬愉入閣以后，具體時間不可考。《送少保楊先生展墓》，作于正統(tǒng)六年二月楊溥歸省展墓時。正統(tǒng)九年十月初吉，楊溥為馬愉之父士賢公作《像贊》，馬氏族譜中保存有此文。楊溥此時為光祿大夫、柱國、少保、禮部尚書并武英殿大學士，位極人臣，他為馬愉父親作像贊，可見其師生情誼之深。
作為文人雅士，宴游賦詩，也是他們交往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馬愉《澹軒文集》中也一些詩作于這種場合，《宴楊鴻臚東郭草堂》就是他與楊士奇等宴游時的即興之作。東郭草堂，也稱東郭草亭，是鴻臚寺卿楊善（字思敬）的別業(yè)?！睹饕唤y(tǒng)志》云：東郭草亭“在府東南，本朝興濟伯楊善別業(yè)也。地可數(shù)十百畝，周回繚以垣，中建小亭，上覆以茅。亭后有房三楹，為宴集之所。繞亭雜植奇花異果，每朝士休暇宴游，及餞迎賓友，咸憇于此?！保ň硪唬┱y(tǒng)元年三月十五，楊士奇等講臣十人，騎行至此，郊游宴樂，娛一日之暇。楊士奇《東郭草亭宴集詩序》備敘其詳：“思敬舉酒樂客，一叟弦歌佐之，爵行無算，客亦歡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已而夕陽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姺彩祝越w?！保ā稏|里續(xù)集》卷十四）此次雅集，除楊士奇、馬愉外，可考者還有楊溥、胡瀅、李時勉、苗衷。次此集會，楊榮因公務，未成行，第二年參加，并作《重游東郭草亭詩序》。東郭宴集持續(xù)了四年時間，均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人員每年有變化，但其核心一直是以“三楊”為核心的閣老及翰林院學士。
馬愉不僅與老師輩的“三楊”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與他們晚輩也有交往，《澹軒文集》中有一些與之相關的詩文。楊恭（字允寬），是楊榮長子。史載：“恭，榮子。自幼慷慨博學，以榮當國，引嫌不仕?！保ā睹饕唤y(tǒng)志》卷七十六）約當正統(tǒng)三年（1438）秋九月，楊恭探父離京返鄉(xiāng)，馬愉作《奉和少傅東里楊先生送楊允寬覲省后還閩中十絕韻》，詩共有10首，其中第九、第十兩首手跡今猶存?？禈s（字孟嘉），是楊士奇外甥。正統(tǒng)二年（1437），升監(jiān)察御史。正統(tǒng)七年，奉使廣東，次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不治而卒，馬愉作《挽康御史》二首，以示哀悼。
總之，考察馬愉“三楊”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出，馬愉從中進士開始，就受知于“三楊”，并與“三楊”長期共事，無論是編修國史，還是侍講經筵，可謂相處日久。作為內閣重臣，“三楊”對馬愉寄以遠大之期，而馬愉也終未辜負他們的栽培，最終晉身文淵閣，成為明代為數(shù)不多的狀元宰相。馬愉雖然中道猝逝，未能施展其才華，為大明王朝作更大貢獻，但在宦官專權的黑暗中，他“端重簡默，門無私謁”，以高潔的節(jié)操而倍受世人尊敬，也不枉“三楊”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