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說：“作者最近發(fā)現(xiàn)孫文在武昌起義當天的一封親筆信”，頗有故弄玄虛韻味。這封信原件老早就存于南京市博物館中，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1頁即登載有此信全文。若說“發(fā)現(xiàn)”，恐怕只是“作者”自己的閱讀紀錄吧。
然
即使*君說已匯的是這一萬元港幣，那也與辛亥首義毫無關(guān)聯(lián)，是供黃舉事資費。黃直至九月底，除準備暗殺幾個廣州大員之外，還在籌劃云南起義，并為此匯三百元給在上海的譚人鳳，邀他同往云南發(fā)動。不但孫根本無從得知武昌的任何籌備起義之計劃，就連黃興，也不知情。我們復(fù)觀此前老孫諸文件，甚至連涉及武漢乃至長江流域皆無片言只字，四川爆發(fā)保路風(fēng)潮亦被其視作“謠傳”：“我不相信這一傳聞，因我們從未打算讓四川軍隊在國民運動中起首倡作用”，偏偏“從未打算”之地真的動起來了。即使“所傳屬實，我黨人擬策動云南軍隊首先響應(yīng)，而廣東軍隊亦將繼起。”倒是可以證明辛亥首義確實不在孫之計劃中。另在9月14日復(fù)咸馬里函中言及“四川已動，若能得手，則兩廣、云貴、三江、閩浙不得不急起而為之援應(yīng)”，也沒有提及武昌是否該“援應(yīng)”。然而到10月24-26日間與鶴岡永太郎談話第一條便了無羞恥感地謊稱：“目前華中起義，系由本人所指揮。”
而武昌首義真正確定計劃，是在9月24日文學(xué)社、共進會聯(lián)席會議上，孫武主持約六十余人與會確定10月6日舉事。此前已于9月16日派居正赴滬，邀請黃興、譚人風(fēng)、宋教仁來漢主持大計，故居正亦不知道所定舉事的準確日期。他修書一封，連同譚、宋私函派呂志伊赴香港請黃興北上。呂氏直至
馮自由接到此函時武昌起義已經(jīng)三個月了！而孫中山自傳里也說：“武昌起義之次夕，余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丹佛）。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fā)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于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之代表〕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中之同情者〕必動，請速匯款應(yīng)急’，等語。/時余在典華，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fù)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余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思慮紛亂，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后復(fù)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起后覺饑，先至飯?zhí)糜蒙?，道?jīng)回廊報館，便購一報攜入飯?zhí)瞄喛?。坐下一展報紙，則見電報一段曰：‘武昌為革命黨占領(lǐng)。’如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復(fù)電，已為之冰釋矣。乃擬電克強，申說復(fù)電延遲之由，及余以后之行蹤。遂起程赴美東。”
我想，孫中山這段回憶理應(yīng)清晰、準確。因為太大件事了！那么即便以時差核算，首義之師克武昌已是11日中午，時差23小時，孫也只能在火車上，亦不在“猶他州的Ogden”了。其實推論老孫在哪毫無意義，因為他是在13日抵達芝加哥的，那么在丹佛也只可能大眠一夜而已，所謂打工之說同樣是擁躉們吹噓罷了。
當年章士釗在《沈藎》一文中評述道：“吾聞之：在海外談革命者萬人，不如在本國談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談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內(nèi)陸實行革命者得一人”。章氏影射誰不言自明：老孫自1895年廣州舉事敗陣后游移海外直至辛亥勝利后趕回國，16年間僅1907年在法國軍官陪同下涉足義軍已攻陷的鎮(zhèn)南關(guān)炮臺不足一日。大量歷史資料證明，武昌首義乃至延及長江流域的響應(yīng)，都是在排除孫中山干擾的情況下實施的。有孫插手，皆敗陣；無孫介入，卻成功。這是歷史的真實，無可否認。借一封催款函為老孫涂脂抹粉，那才“構(gòu)成對歷史的扭曲與誤讀”。
（201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