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城
張元濟與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戊戌六君子就義，給張元濟的思想帶來極大震撼，同時也為他后來選擇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1913年，張元濟布置極司菲爾路新居東客室，精心挑選掛在墻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間，'譚嗣同復生’五個字寫的特別大”，后還鐫小印一方，文曰“戊戌黨錮孑遺”。這些恐怕絕非偶然，而是基于對六君子的敬仰和對變法的紀念。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訓政”，發(fā)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于瀛臺。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譚嗣同、楊深秀、林旭、康廣仁、楊銳、劉光弟遇害，血灑菜市口，時稱戊戌六君子。幾天后，戶部尚書張蔭桓、禮部尚書李端棻充軍新疆，一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夭折于胎腹。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時任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的張元濟奉旨革職永不敘用，不久離京赴滬，他所經辦的通藝學堂也被并入京師大學堂。
20年后的1918年1月，張元濟輯編的《戊戌六君子遺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元濟把對當年維新戰(zhàn)友們的深切懷念和祭奠之情，以及對現(xiàn)實的思索，都付諸這部遺集之中。
一群時代浪潮弄潮兒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身于書香門第。少年時代隨父母在廣東度過，后回家鄉(xiāng)。1884年春，應縣試，得第一。同年參加嘉興府考，得中秀才。1889年秋，他23歲時又得中己丑恩科鄉(xiāng)試第十名舉人。1892年春，他與朋友們來到北京參加壬辰科會試，順利通過貢院初試、保和殿復試及朝考等考試，高中二甲第24名進士。不久，光緒皇帝召見欽定其為翰林院庶常館庶吉士。十年苦讀，他終于成了科舉場上的一名幸運兒。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館散館，張元濟被任命為刑部貴州司主事。在國事日危的刺激下，他潛心于西學，閱讀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學書報，并廣交友朋，互相切磋。當時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拉開了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張元濟后來回憶道：“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前后，我們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當時并沒有會的名稱，只是每隔幾天聚會談談而已?！薄澳菚r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辦一所通藝學堂……教授英文和數學，學生有四五十人。學堂聘請二位教員，一是同文館的學生，另一位是嚴復的侄兒嚴君潛。'通藝’二個字就是嚴復取的。”（張元濟《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全集》第5卷第232、233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他所交往的一大批京官子弟，大都為維新人物。
1896年6月8日，他在一封致汪康年的信中寫道：“弟近讀公羊，兼習公法。才智太短，進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斷不中止。英文已習數月，僅識數千字，而尚難貫通，前月業(yè)已從師，擬即日遷寓館中矣?！?（《張元濟全集》第2卷第169頁，商務印書館，2007年1月）“讀公羊”“習公法”，兼學英文，這正是通藝學堂學習的主要內容。公羊學，即今文經學，是漢代盛行的一種經學學派，其中心思想是倡導應變的公羊思想，與重考據、輕實踐的乾嘉漢學相對抗?？涤袨榈摹肮嚿蠒笔自础豆颉分x；譚嗣同的“仁學”哲學體系，其思想來源之一也是《春秋公羊學》。梁啟超說他屢游京師，“最契之友”為夏曾佑（穗卿）、譚嗣同（復生），稱贊夏“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梁啟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下冊，第11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而這位精通公羊學的夏穗卿正是張元濟的摯友之一。
從1893年的《夏曾佑日記》中，我們就能見到張菊生的名字。1896年后兩人在京師期間，交往密切，“訪菊生”“菊生來”“寄菊生信”等記載比比皆是。一些維新人物的聚會，兩人常常均在座。后來夏到天津，在孫寶琦辦的育才館任教，又助嚴復、王修植主持的《國聞報》，時常往來于津京之間。凡夏至京都兩人少不了見面聚談，張去天津也總是第一時間拜訪夏。兩人一同“長談”，一同訪友，其中除浙江籍的友朋外還有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夏來京許多次就下榻于通藝學堂。［如1897年8月21日（七月二十四日）日記：“晨附汽車，發(fā)天津，晚至京城，寓菊生諸人學堂。”又如1898年2月11日日記：“附汽車入都，寓通藝學堂。晤菊生、書衡、螺舲作夜談。”《夏曾佑集》下冊，第699、704頁］二人各自停留數日，幾乎天天見面。
張元濟與戊戌變法的兩位主角康有為、梁啟超都有接觸。他在政治主張上似乎更傾向于梁啟超，對康的激進主張則多有保留。他后來回憶說：“那時守舊黨派反對新政的空氣已甚濃厚，我就勸康有為適可而止，不可操之過急，并勸他趁機會到南方去開辦學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將來自然有人幫忙，一面可以緩和緩和反對的勢力，但康不肯聽從?！保◤堅獫段煨缯兊幕貞洝罚┯终f：“詔下之日，長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變法甚力。余謂長素，八股既廢，千百年之錮疾一旦掃除，聰明才智之士必將爭入學堂，講求實學，一二十年后人才輩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勸長素作一結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盡力興學。而長素不從，且益激進。”（張元濟《為劉忍齋跋康長素札》，《張元濟全集》第10卷第201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11月）顯然張更傾向于“今之自強之道，自以興學為先”的主張，與嚴復的思想更為接近。
張元濟與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林旭（暾谷），癸巳科福建鄉(xiāng)試解元，于1897年10月從上海到北京，即來拜訪張，交來汪康年的信，給張留下深刻印象。在給汪的回信中他說：“林暾谷交到手書，謹誦悉。林公下車即來，與談數刻，絕無浮囂氣。其人可謂精銳矣。亦愿入館讀西書，從此又得一美材，可喜之至?！保ā稄堅獫返?卷第186頁）林旭后來加入通藝學堂學習，引為同志。又如楊銳（叔嶠），夏曾佑的日記中已多次記載他與張見面時，這位叔嶠經常在座。時汪康年、梁啟超在上海創(chuàng)《時務報》，1898年1月，張元濟與楊銳、馮志先在京代派上海寄來的《時務報》，代派處稱《時務報》分館，對人手與經費等都作了仔細規(guī)劃。（1898年1月13日張元濟致汪康年書，同上，第189頁）
康廣仁（幼博），康有為胞弟，是一個性格剛毅、才干卓絕的維新人物，梁啟超稱贊他“精悍厲摯，明照銳斷”（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4冊,神州國光社, 1953年,第68—73頁）。他早年曾在故鄉(xiāng)經辦不纏足會，1897年初又在澳門擔任《知新報》經理，后又到上海倡設女子學堂和經理大同譯書局，1898年初來到北京，協(xié)助其兄參與變法。百日維新中許多重要的變法主張，諸如策劃聯(lián)絡英國，廢除八股，改變生童歲科各試，乃至最后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等事，他不但是建言者，還是執(zhí)行者。所有這些，局外人無從得知，而當事人卻了如指掌，洞若觀火。梁啟超認為：“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為其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為多焉?！绷菏线€將康廣仁同譚嗣同相提并論，認為六君子當中“惟復生與幼博為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同上）。現(xiàn)在缺乏直接的史料證明張元濟與他有過接觸，但是在《夏曾佑日記》中也許能發(fā)現(xiàn)某種間接的聯(lián)系。1898年5月16日（閏三月二十六日），夏曾佑從天津抵達北京。第二天，“訪卓如，與卓如、孺博、幼博小飲”。下午即
張元濟輯編《戊戌六君子遺集》書影
“訪菊生、弟三、書衡，暮歸”（《夏曾佑集》下冊，第708頁）。卓如，梁啟超；孺博，麥孟華；幼博，康廣仁。夏在京停留的三四天中，天天與張元濟、康有為等見面，談什么，日記沒有記載，但可以想象都是變法維新的大事。不能排除康廣仁在京的半年多時間內與張元濟見過面。至于譚嗣同、楊深秀、劉光弟，也沒有發(fā)現(xiàn)張元濟與他們直接交往的史料，情況可能相同。這一群時代浪潮弄潮兒雖然主張不盡相同，經歷、貢獻與最后歸宿各異，但是他們當時求新求變、救亡圖存的改革信念是一致的。
1898年6月11日，光緒詔定國是，實行變法。13日，翰林院侍讀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幾天后，康有為與張元濟先后被光緒召見。就在康、張被召見的當日，帝黨首領翁同龢被逐出京，張元濟就意識到朝局會有重大變化。雖然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弟四人入軍機處，參與新政，包括張元濟在內的維新派不斷上奏折，向光緒提出變法主張；然而，后黨已密謀政變。果然不久，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被扼殺于搖籃之中。“戊戌六君子”就義時，楊深秀49歲，楊銳41歲，劉光第39歲，譚嗣同33歲，康廣仁31歲，來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僅24歲。
這一切，對張元濟的思想帶來極大的震撼，同時也為他后來選擇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調。
聊盡后死者之責任
戊戌政變的深刻教訓讓張元濟記憶猶新，終生不能忘懷。1903年初，他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的職務，擔任商務印書館首任編譯所長。同年8月，就把戊戌政變寫入由他撰序的《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該教科書上下兩冊，起自“三皇制作”，下迄“兩宮回鑾”。卷七“國朝”篇，有“林則徐毀鴉片”“英兵來攻”“寧波之戰(zhàn)”三節(jié)，敘鴉片戰(zhàn)爭概況頗詳。對歷次不平等條約賠款、割地數字，均有較詳盡的記載。在小學教科書中披露這些內容，可見編者的膽識和憂國憂民之情?！拔煨缱冋币还?jié)曰：
光緒二十四年，皇上憂國事之日非，銳意振興。除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為四品卿，使參預新政。繼又命康有為督辦官報。此外名士多不此擢用。夏秋數月間，革新之詔數十下。廢八股，改文武科舉章程，使歸實用；詔海內士民上書，廣開言路；詔京師及各省府廳州縣，遍立學堂，學者以次遞升，予以出身，以獎勵實學；廢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廟寺觀，盡改學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褒獎專利；裁汰諸冗員，又裁減無用之兵。士民條陳新政者日數十折，報館、學堂、學會亦次第興辦。（轉引自張人鳳、柳和城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上冊，第127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
這無疑是我國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戊戌維新的首次記載。離政變發(fā)生僅僅過了五年！在黨錮未開之時，能有如此精辟評述，雖則該教科書署名“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但我真懷疑它出自張元濟之手筆。
民國初的1913年，張元濟布置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新居東客室，精心挑選掛在墻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間，'譚嗣同復生’五個字寫的特別大”（張樹年《我的父親張元濟》第3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6月）。后還鐫小印一方，文曰“戊戌黨錮孑遺”。這些恐怕絕非偶然，而是基于對六君子的敬仰和對變法的紀念。
1916年，他把輯印《戊戌六君子遺集》提到了議事日程。
民國后，康有為與張元濟同在上海居住，兩人時有往還。1916年11月21日，康有為約張元濟往其寓所晚餐（《張元濟日記》云：“康長素約在伊家晚飯。遇龍伯訓、鄺善甫及徐君勉之子?！薄稄堅獫返?卷第129頁），很可能談到了輯集六君子遺著的事，因為同年12月23日，張日記“編譯”欄記云：“擬印《戊戌六君子集》。函詢長素，伊弟及楊深秀有無遺著?！保ㄍ希?35頁）上日張赴海鹽掃墓并為公司事在杭州停留數日剛回上海，是否六君子其他幾位遺著已部分落實了呢？從張后來為《戊戌六君子遺集》所撰的序言知道，他通過朱祖謀、王乃澂、王式通、李拔可、何天柱等人已得到譚嗣同、林旭、楊銳等人的詩文，獨缺康廣仁與楊深秀，才向康有為求助，無奈康有為也沒能提供其弟的著述。
朱祖謀，字古微，號彊村，浙江吳興人，官至禮部右侍郎，著名詞人，曾上書反對仇教開釁，觸怒西太后，幾獲罪。王乃澂，字聘三、病山，四川中江人，歷官知府、布政使等。王式通，字書衡，山西汾陽人，原籍浙江紹興，歷任編書局、學務處等職。李拔可，名宣龔，福建閩縣人，任商務印書館協(xié)理、經理等職。何天柱（澄意），廣東香山人，履歷不詳，民國后曾編有《三名臣書牘》。張元濟為輯編《戊戌六君子遺集》可謂煞費苦心，正是為了聊盡后死者之責任。
唯一一部六君子合集
丁巳十二月（1918年1月）《戊戌六君子遺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線裝六冊，該書集中了當時能得到的六君子遺文遺詩，加以匯集。全書包括譚嗣同《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三種；林旭《晚翠軒集》；楊銳《說經堂詩草》；劉光第《介白堂詩集》；楊深秀《雪虛聲堂詩鈔》及《楊漪村待御奏稿》；康廣仁《康幼博茂才遺稿》。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合集。張元濟在序文云：
丙辰，余將謀輯《戊戌六君子遺集》，先后從歸安朱古微祖謀、中江王病山乃澂、山陰王書衡式通、閩縣李拔可宣龔、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譚復生、林暾谷、楊叔僑、劉培村四參政、楊漪村侍御遺著，獨康幼博茂才詩若文未之或見，僅獲其《題潘蘭史<獨立圖>》絕句一首。屢求之長素，謂家稿散漫，且無暇最錄，以從闕為言。然培村之文，經病山馳書其弟索久不獲，漪村之詩，則止于壬午以前，書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變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慘且酷，其震撼宇宙，動蕩幽憤，遏抑以萬變，忽忽蹈坎阱，移陵堙谷，以禍今日；匪前代之鉤黨株累，邪正消長，以構一姓之覆亡已也！故輓近國政轉變，運會傾圮，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獨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于天壤間，抑不得盡此區(qū)區(qū)后死者之責，循斯以往，將溷于叢殘，舊文益不可輯，可勝慨哉！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輦下，幾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fā)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為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復生遺著尚有《仁學》一卷，《石菊隱廬筆識》二卷，茲編所錄，止于詩文。丁巳初夏，海鹽張元濟謹識。（《張元濟全集》第10卷第206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11月）
梁啟超稱譚嗣同“志節(jié)、學行、思想，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其詩亦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他特別欣賞《莽蒼蒼齋詩》中題麥孟華扇《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朧業(yè)眼來。燈下骷髏誰一劍，尊前尸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斗，云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愿身成骨骨成灰?！绷悍Q贊“其言沈郁哀艷，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保簡⒊讹嫳以娫挕返?—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4月）譚的著作早有刊布?！睹n蒼齋詩》1896年（丙申）于金陵刊行，在維新人士中廣為流傳。辛亥年（1911年）譚嗣同的侄子譚傳贊以“譚氏重刊”名義，將其叔《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與《遠遺堂集外文》三種重新刊布。
近代文獻的輯印，有時并不比古籍順利。林旭與李拔可為同鄉(xiāng)友人，他的《晚翠軒集》文稿由李發(fā)現(xiàn)并于1905年首次刊行。李拔可后來輯印《墨巢叢刻》也收有此集，并在“丙子十二月”（1937年1月）寫的序文中敘述得到林旭遺稿與流傳的經過，也提到《戊戌六君子遺集》。文曰：
當暾谷被逮時，聞其巾笥尚有朱書票，擬暨與德宗造膝問對，又如家人父子之言者，亦皆散失，不可得見。越數歲，大舅沈公濤園，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粵東。予自江寧來別諸滬濱，忽于廣大海舶行李中見一篋衍熟，視之，知為暾谷故物。不鑰而啟，則晚翠軒之詩與孟雅夫人崦樓遺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請以?？匀?。歲乙巳，居崇川，事簡多暇，為之付印一千部，分貽知好，轉瞬輒罄。厥后為涵芬樓收入《戊戌六君子遺集》中，寢以風行。然私念暾谷平時書札墨瀋具在，縱論時事，臧否人物，有為一代興亡所系者，宜與天下后世以共見。于是，復與林丈筱綸、鄭丈叔昭、表弟沈劍知從事收集，重為《晚翠軒補遺》詩十三首，《崦樓補遺》詩十四首，并檢濤園、馮庵二長者題記，輯為一卷，益以暾谷手簡及其應試文字，附卷末。嗟乎！是區(qū)區(qū)者，假令當日不邂逅于舟次，則暾谷與孟雅夫人之余緒，足以傳后而不朽者，或將展轉散落，豈不更可痛耶？（李拔可《晚翠軒集·序》，1937年《墨巢叢刻》原書）
林旭遺稿的來由敘述甚詳。商務版《戊戌六君子遺集》中的《晚翠軒集》顯然按李拔可乙巳年刊本印行。《晚翠軒集》曾“三墨本”，以1937年《墨巢叢刻》版為備，除詩外，有“補遺”、“外集”、“遺札”和附錄。
楊銳的《說經堂詩草》與楊深秀的《雪虛聲堂詩鈔》，丙辰之前都有刊本行世。前者有“蜀藏”版《楊叔嶠先生詩集》，后者有光緒七年（1881年）《雪虛聲堂詩鈔》刻本。劉光第的《介白堂詩集》二卷，光緒癸卯（1903年）也有鉛字排印本傳世。唯獨康廣仁遺著最為少見，這也是張元濟求助于康有為的主要原因。
康廣仁（1867—1898年）傳世之詩只有二首，其中之一即收于《遺集》中的《題潘蘭史<獨立圖>》，最早似見于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詩曰：“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心有事，好花留得與人看?！绷簡⒊u論稱其寫觀圖時感受溫暖深微，“其犧牲一身為后來國民幸福之心活現(xiàn)紙上，讀竟悵然?！保簡⒊讹嫳以娫挕返?7頁）潘蘭史，即潘飛聲（1858—1934年），號劍士，別署老劍、劍道人、獨立山人，廣東番禺人，近代文學家、思想家。張元濟1944年撰寫《為陳思明題康長素書札》也提到這位“長素門下士”。
東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難完。
只應溝壑供填委，土芥臣原一例看。
這是1952年12月張元濟所撰《追述戊戌政變雜詠》組詩中的一首，詩注云：“四卿既誅，黨人捕逐殆盡。有勸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為？惟有順受而已?！保ā稄堅獫返?卷第234頁）記的即六君子遇害的事。六十年來，作者一直把對六君子的追懷記于心間，這種追懷經常袒露在他的詩文之中。
當然《戊戌六君子遺集》是六君子合集，并非全集，今天《譚嗣同全集》的大部分、劉光第的《衷圣齋文集》等均未收入其內。前些年有人從舊檔案中還發(fā)現(xiàn)了康廣仁的一封《致星海先生函》，反映出他對清末官場苛斂厘金、貪污盤剝以致生民涂炭現(xiàn)象的疾惡如仇，與其亟亟要求更張舊法的情懷。（參見孔祥吉《康廣仁早期思想的一件重要史料——讀稿本<致星海先生函>》，《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星海，即梁鼎芬。但是，《遺集》卻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六君子合集。1918年1月初版，于1937年6月出版“國難后第一版”。1966年10月，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書》，其中《戊戌六君子遺集》即按商務印書館版影印，全一冊，分布面精裝與平裝兩種版式。
六君子以及康梁等包括張元濟在內的一大批變法維新弄潮兒，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變法雖失敗了，但是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為我們今日重新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提供了借鑒和啟發(fā)。2018年是戊戌變法120周年紀念，聽說商務印書館將重印100年前的這部六君子合集，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翹首以盼！
2018年1月于上海浦東明豐花園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