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說人物。就故事所占篇幅而言，從第十五回一直到第二十回，匡超人的故事幾乎占據(jù)了六回的篇幅，這在全書的人物中是最多的。
從性格呈現(xiàn)的角度來看，從“孺慕之誠，出于至性”的孝子到最后成為背恩棄義、“停妻再娶”、“喪心昧良一至于此”的小人1，匡超人經(jīng)歷了讓人瞠目結(jié)舌的性格轉(zhuǎn)變，這在全書的眾多人物中也極為鮮見。
匡超人和緊接著他出現(xiàn)的牛浦郎可以合觀：后者極端地表明了最不堪的士人是怎樣的狀貌，而前者則充分顯示出士人如何跌落到這樣不堪的境地。
據(jù)金和所說，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姓汪”2。在《清稗類鈔》之《著述》類中載有汪容甫出妻之事，并明言“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謂即指容甫”3。汪容甫也便是清乾隆年間揚州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胡適在《跋<紅樓夢考證>》一文中提及了這一說法，并斷定“匡超人決不是汪中”，其原因在于“吳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4。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顯見的原因，在《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等著作中，都沒有將汪中作為匡超人的原型人物納入，甚至也不在“附錄”的存疑者之列。
實際上，金和所說的匡超人原型人物姓“汪”并沒有說錯，而這位汪姓文人其實與吳敬梓之間有著密切的交往，在吳敬梓留存下來的詩詞作品以及旁人有關(guān)吳敬梓的記述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他。
本文便從考證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入手，考察這一原型人物的行跡及其與吳敬梓之間的關(guān)系，并以此為基礎(chǔ)探討匡超人從原型人物到小說人物的形成過程。
在吳敬梓所寫的《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中有一個小注，“荊門、躍舟同在山莊”5，這里提及的“荊門”也便是《虞美人·貴池客舍晤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一詞的題名中所寫到的汪荊門6。汪思迴，字荊門，有時也寫為“京門”7或“金門”8。
《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在露面之初曾自我介紹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9可見匡超人應(yīng)該姓匡名迥。“匡”與“汪”是同韻諧音，字形上也有相同的部分，這與書中將商盤之“商”寫作向鼎之“向”的手法正屬同脈。而“迥”與“迴”則是形近。
事實上，一些文獻在提到汪思迴的時候，也往往會誤寫為“汪思迥”10。小說中的匡超人是浙江省溫州府樂清縣人，汪思迴則是安徽省池州府東流縣人。“樂清”與“東流”的繁體寫法字形略近11，并且“溫”與“池”偏旁相同。
從《儒林外史》十六回的回目“大柳莊孝子事親”以及此回中“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之語可知12，匡超人在樂清所住的村莊名叫大柳莊。在東流縣與“柳”之間也有一段淵源。
據(jù)《縣志》所載“東流未建縣先為彭澤地”13，地處東晉彭澤縣的東北境，在后人看來，東流縣幾乎等同于東晉的彭澤縣，甚至方志也可相通：“則是書也，以為志東流也可，以為志彭澤也可”14。
因此，東流縣在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名人也便是曾擔(dān)任彭澤令的陶淵明，正所謂“晉靖節(jié)淵明先生遺風(fēng)余韻在焉”15。由于陶淵明愛菊，所以東流的地名多與菊相關(guān)：“故邑曰菊邑，江曰菊江。”16
除了菊之外，與陶淵明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意象自然是“柳”，不僅《縣志》中載有陶淵明所寫的《五柳先生傳》，“如陶靖節(jié)五柳之居”17也是時人每每在談到東流時的津津樂道之語。
在小說中，匡超人剛出場時做的是拆字的營生，馬二先生對此頗不以為然，認為拆字與算命一樣，都是“下等”18。而汪思迴也精于命理之道，據(jù)他自己所說：“比來游歷江淮，謬為一二交知筮擇修營，凡為避貧病夭絕之兇，造富厚多男之福，無不用之立效、如響應(yīng)聲”19。
正因為受到馬二先生的勸導(dǎo)和資助，匡超人才放棄了拆字的行當(dāng)，回到家鄉(xiāng)。有感于馬二先生的恩德，匡超人與馬二先生“結(jié)為兄弟”20。在現(xiàn)實中，汪思迴與馬二先生的原型馮祚泰之間也有交集。
首先，兩人是鐘山書院的同學(xué)21。
其二，馮祚泰曾“嘗裹糧徒步出游，徧歷沿河各地，探黃淮水道利弊。著《治河前后策》四卷”22，汪思迴則著有《河防存說》一書23，在治河方面，二人志趣相同。
其三，在馮祚泰客死京城的時候，“聚錢而斂者為汪思迴”24。
在回到樂清縣后，匡超人受到知縣李本瑛的賞識，并在李本瑛的幫助下考上秀才，李本瑛“叫他拜做老師”25，此后二人便以師生相稱。
巧合的是，汪思迴亦有一位李姓的老師，并且也是其家鄉(xiāng)東流縣的知縣。汪思迴曾寫有《登菊江亭太白書樓懷李石峰師》一詩，其中有“歸去亭邊思舊尹，呼來樓上憶先生”之語26，從題名和詩句中都可看出李石峰與汪思迴有師生之誼。
據(jù)《縣志》所載：“李天柱，字石峰，號曉麓，湖廣善化人?？滴跷迨四暧膳e人任縣令。”27雍正元年，李天柱曾將太白書樓移建于菊江亭側(cè)，這也是為何在他離任后，汪思迴會在太白樓上想起這位老師。
李天柱“立品端介，早歲有詩名”，“公暇，進邑士之賢者與論文講學(xué)”28，而汪思迴應(yīng)當(dāng)是邑士之賢者中的佼佼者，因此會被李天柱收入門下。李天柱在東流頗有官聲，在其升任信陽州守之時，“士民攀留，奉其名位祀于青蓮座右。越五年，途出縣境。百姓聞之，爭相餉遺。凡十日，牽挽行舟，幾不能去”29。
這種受當(dāng)?shù)匕傩諓鄞?/span>的程度也幾乎和《儒林外史》中的李本瑛相類似，如小說中所說，當(dāng)李本瑛被摘取印信之際，“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guān)了，鬧成一片”30。
為了避免受到李本瑛之事的牽連，匡超人逃到杭州。在杭州，匡超人受文瀚樓店主人所托，批點了一部時文選，不僅由此成為選家，而且也因為批得“又快又細”，與各個書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31。
汪思迴也是當(dāng)時著名的時文選家，在陸培為汪思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有“先是，生走八行，索余所為文，將入五科八家之選”之語32?！躲湎骊扰f集》在敘及益陽人劉恩寵時有道：“是科33，有汪京門者，評選天下墨卷，多所訾議。于湖南獨稱先生與湛學(xué)正開漣無異辭，亦可見針磁之投契為不謬矣。”34
除了時文選，在汪思迴的著作中，還有不少與考試相關(guān)的科舉用書，據(jù)汪思迴自己所說，一些書是應(yīng)“坊人請”而刊印35，從中足可看出汪思迴和各書坊之間也有密切的聯(lián)系。
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后，匡超人回到溫州應(yīng)歲考，“考過，宗師著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yōu)行，貢入太學(xué)肄業(yè)”36。汪思迴則在乾隆五年“以優(yōu)行薦”37，并于乾隆五年以拔貢的方式進入太學(xué)38。
被貢入太學(xué)的匡超人在京城與自己的老師李本瑛會面，并在李本瑛的幫助下考取了內(nèi)廷教習(xí)?？锍俗苑Q內(nèi)廷教習(xí)“每日教的，多是勛戚人家子弟”，并且是“正途出身”39，可以參加選官。汪思迴在成為拔貢之后考取的則是“國子監(jiān)正黃旗教習(xí)”40。
在汪思迴的好友張九鉞所寫的《移入正紅旗官學(xué)》一詩中，對于國子監(jiān)教習(xí)有這樣的題詠：“國子先生分鐸振，公侯世冑捧經(jīng)趨”41，也正與小說中的所敘述的內(nèi)廷教習(xí)相一致。而最后汪思迴則由候補教諭選任寶應(yīng)教諭。
綜上所述，“匡”產(chǎn)生于同韻諧音之“汪”，“迥”來自與其字形極為相近的“迴”；溫州府樂清縣由字形略近的池州府東流縣生發(fā)而出；大柳莊的稱謂則來自寫作了《五柳先生傳》的陶淵明與東流縣之間的歷史淵源；匡超人曾以拆字為生或是由于汪思迴精于命理之道；匡超人與馬二先生之間的交誼也出自于現(xiàn)實中汪思迴與馮祚泰之間的友情；匡超人的老師樂清知縣李本瑛指涉的是汪思迴的老師東流知縣李天柱；匡超人的選家身份及其與書坊的良好關(guān)系是現(xiàn)實中汪思迴的真實寫照；匡超人的優(yōu)行與出貢來自汪思迴的優(yōu)行和拔貢；而匡超人的內(nèi)廷教習(xí)以及可以參與選官對應(yīng)的則是汪思迴的國子監(jiān)正黃旗教習(xí)、寶應(yīng)教諭。
因此，《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應(yīng)當(dāng)就是汪思迴。
汪思迴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但這樣的結(jié)論還需要面對一個質(zhì)疑：即從小說中的人物塑造來看，匡超人最后徹底墮落成為一個厚顏無恥之人，而根據(jù)此前我們對于汪思迴的了解，他應(yīng)該是吳敬梓身邊最為親近的好友，在吳敬梓最好的朋友與其筆下最令人不齒的小說人物之間似乎存在著情理難以解釋的落差。
汪思迴是吳敬梓的好友，這一印象主要來自于程晉芳所寫的《文木先生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圣□42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shù)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yīng)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43
樊圣謨，也便是吳敬梓的另一個好友樊明征，同時也是《儒林外史》中遲衡山這一人物的原型。
在吳敬梓邀請參加“暖足會”的五六人中，程晉芳單單列出汪思迴與樊明征兩人的名號，并且汪氏還在前，似乎足以說明汪思迴是與吳敬梓關(guān)系密切的好友。
而這一印象也可以在吳敬梓的詩詞中得到確認。在《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一詩中有“扁舟良友聚，施榻故人心”之語44，而這兩句詩后面的小注便是“荊門、躍舟同在山莊”，可見汪思迴便是吳敬梓所說的“良友”之一。
此外，《虞美人·貴池客舍晤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一詞中亦云：“幾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尋桃葉”、“端陽節(jié)近旅愁牽，孤負秦淮簫鼓擁燈船”45，吳敬梓曾與題名中出現(xiàn)的這些舊友在金陵城探訪古跡、夜游秦淮，這些都是吳敬梓念念不忘的快事，而汪思迴既然參與了這些快事，也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是吳敬梓的故知。
汪思迴既是吳敬梓的知交，同時卻也是《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原型，這樣的雙重身份似乎難以共存。從這一角度說，汪思迴性情究竟怎樣以及他與吳敬梓的交情到底如何是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
在嘉慶年間修纂的《東流縣志》中有一段汪思迴的小傳，其中有這樣的評價：“為人易直慈良，為文宏通淵博，有請業(yè)者無不告之且詳，一時當(dāng)?shù)乐仄淙擞种仄湮?，延請質(zhì)疑者道相望也?！?6
就此看來，作為東流縣的鄉(xiāng)賢，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汪思迴都很受人敬重。由于東流是“小邑”，汪思迴“患僻處而寡聞也”，因此“去井里，喬于金陵”47。
應(yīng)該正是在金陵期間，汪思迴與吳敬梓結(jié)識，并成為吳敬梓身周朋友中的一員。
同樣是吳敬梓的好友、同時也是《儒林外史》中武書原型的寧楷，曾寫過《病中雜感十六首》，憶及十六位朋友，其中既有吳敬梓、吳烺父子，也包括程廷祚、涂逢豫、嚴(yán)長明、馮祚泰、樊明征等與吳敬梓交情深厚的契友。
而其中的第十四首寫的便是汪思迴，詩中有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雞壇”48，前一句應(yīng)指汪思迴曾貢入太學(xué)，后一句則是說汪思迴成名甚早，是金陵城中素有名望的士人。
可以印證汪思迴在士人圈中頗為活躍的還有岳夢淵所寫《竹軒詩社即事》一詩的小序。這篇小序記載了乾隆丁丑（1757年）在金陵成立竹軒詩社之事。詩社中名流薈萃，袁枚、葛祖亮、陶湘、周榘、途逢豫等二十七位名士都名列其中，除了袁枚等三位發(fā)起人以及葛祖亮等四位“一時耆宿”之外，汪思迴在一眾“名賢髦士”中位居第六49。
從有關(guān)汪思迴的詩文記敘中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士人：湖南湘潭人張九鉞曾在詩中提到“君獨吹長笛，邀余坐板橋”50，可見汪思迴擅長吹笛；在張九鉞之《題友人楓橋送別圖二首》一詩中有一個小注：“乙丑自都門歸廣陵，汪京門為作《秋帆送別圖》”51，能夠看出汪思迴會作畫；如前所論，汪思迴精于命理之學(xué)；而在汪思迴的著作中還有《地學(xué)薪傳》一書，包括了堪輿、風(fēng)水、五行等諸多方面的內(nèi)容52?；蛟S這些多方面的才藝也有助于汪思迴成為金陵城中的名士。
汪思迴在僑居金陵時頗為知名，也或許與其對待朋友熱情周到有關(guān)。張九鉞曾數(shù)次來金陵，其中至少有四次都得到汪思迴的招待53。
尤其是乾隆十六年（1755年），汪思迴找到張九鉞在南京的客居之所54，陪張九鉞游覽了秦淮河、雞鳴寺、瓦官寺等金陵名勝55，在張九鉞離開時，又將其送至幕府山下方才依依惜別56。以至于當(dāng)張九鉞再來南京而汪思迴恰好不在時，張九鉞會惆悵地寫下“登臺思舊侶，把酒送將歸”的詩句57，表達對于汪思迴的懷想。
對待生友如此，對待死友也不例外。汪思迴曾頗為感動地與張九鉞談及另一位好友周兩峰歿后由李殷相代為經(jīng)紀(jì)其喪之事。而如前所舉，當(dāng)馮祚泰客死京城時，“聚錢而斂者”就是汪思迴，言談與行事之間，都顯現(xiàn)出汪思迴對于“生死交情”的追慕和踐行58。
根據(jù)這些記載，非但正如同《縣志》中小傳所云，汪思迴“為人易直慈良”，而且篤于友道，是值得一交的好友。
但奇怪的是，盡管汪思迴是當(dāng)時的名賢髦士，與很多士人也有相當(dāng)密集的交往，但除了《縣志》中的小傳之外，對于汪思迴的為人如何，時人卻少有更為明確的評價，對于汪思迴的為文如何，也少有贊嘆或是褒揚。
在寧楷乾隆十年（1745年）所寫的《鐘山書院同學(xué)志》中，曾點評了書院中的諸多同學(xué)，例如馮祚泰“挾大志，著治河兩策，行將上之天子，謀萬世之安”，而顧雨蓀“才頗疏忽，然古今各體無所不為，為人敦氣節(jié)，固當(dāng)世所僅見”，他們都是“進可以趨廟廊，退可以領(lǐng)風(fēng)雅，而騷壇之望，翰苑之光不待既出而后可知也”之人。
而對于汪思迴，則僅將其放在“以文著者”的十位士人之列，與另外“以品著者”的六名士人相同59，未予置評。
對于汪思迴文章鮮見的評價可參考陸培所寫的《汪荊門文集序》：“余觀生之文，兗兗然有氣，熊熊然有光。炊飯?zhí)陨常F金分滓，擴其所未至，毋狃于所已至。雖古人亦可到，豈直為逢時利器哉！”60
文章充分贊揚了汪思迴的文章，但由于這是為汪思迴文集所做的序言，這樣的評價卻也很難說沒有溢美過實之辭。
從數(shù)量看，汪思迴著作頗豐，據(jù)《縣志》所云有“凡百余卷”之多61，但其詩文集都已散佚，僅有的一些零散詩文作品多保留在《縣志》中。就著述而言，其留存于世最重要的作品則是乾隆二十三年所修纂的《東流縣志》。
這部《縣志》是時任東流知縣的蔣綬主持修纂的。在修纂之初，蔣綬曾與汪思迴商議此事，并得到汪思迴的熱烈響應(yīng)。
當(dāng)修志之事“布置既周，館局咸定”之后，蔣綬將汪思迴“致之自江寧，屬以掌修重任”62，因此，正如后人所云：“時國子教習(xí)邑人汪君思迴實綜其文”63，這部《縣志》最主要的修纂者便是汪思迴。
盡管乾隆年間這部《東流縣志》的整理保留了很多的東流的鄉(xiāng)邦文獻，并且“方之前志搜訪略備”64，但縣志中存在的“繁簡多失其宜”65、“因訛踵謬”66、“裁取未當(dāng)”67等謬失不足之處還是受到了諸多批評，更有人評價道：“然其為書泛而不該，糅而無當(dāng)，繪列虛景反疏疆域之圖，條舉細端乃失表志之例。好緣飾而不雅，標(biāo)論議而不文，考文獻者能無遺憾也哉！”68
對于這些指責(zé)，實際上負責(zé)修纂的汪思迴顯然難辭其咎。
更為重要的是，汪思迴個人的性情也隱現(xiàn)在他所修纂的這部《縣志》中。在乾隆《縣志》的卷二十的《藝文·書目》里，一共收錄了東流籍士人所著的三十種著述，其中有十五種都是汪思迴所著，恰與其他所有士人累積起來的著述數(shù)量相當(dāng)。
而除了汪思迴之外，著述最多的士人也不過只有兩種而已。僅僅著眼于這些數(shù)字對比似乎正說明了東流是一個“章縫之士不滿百”69、“士多樸而少文”70的小邑，汪思迴則是邑中首屈一指的文人。
但即使現(xiàn)實的狀況果真如此，在自己所修纂的《縣志》中記載了數(shù)量和比例都如此之高的己著還是令人覺得不甚妥當(dāng)。
退一步說，如果所有這些著作都是汪思迴集畢生之精力，嘔心瀝血、皓首窮經(jīng)寫成，那記載下來為桑梓增光卻也無足厚非。保留在乾隆《縣志》中的汪思迴著述如下：
《四書質(zhì)義》、《增訂四書襯義》、《古文質(zhì)義》、《周易質(zhì)義》、《歷代帝王紀(jì)要》、《周易存說》、《尚書存說》、《詩經(jīng)存說》、《春秋存說》、《曲臺存說》、《四書存說》、《河防存說》、《詩學(xué)卿云集》、《有吾堂詩集》、《有吾堂文集》71。
這些著述少數(shù)是汪思迴的詩文集，如《有吾堂詩集》、《有吾堂文集》，多數(shù)則都是與“四書五經(jīng)”相關(guān)的著作。
從題名看，這些與“四書五經(jīng)”有關(guān)的書籍都是闡發(fā)或探討儒家經(jīng)典的經(jīng)學(xué)著述，但其實卻并非如此。
以《周易質(zhì)義》為例，該書的體例是：
祗遵欽定折中，附以講章定式，各卦、各爻、各章、各節(jié)悉仍今經(jīng)本義。提明全旨，敘演順文。其各卦、各爻、各章、各節(jié)之后詳載傳說，庶幾居今道古，通變宜人。既可便于誦讀，亦將廣為刊行72。
由此可見，此書并無汪思迴個人的新見，不過是將通行的經(jīng)義和傳說用較為清晰扼要的方式排列出來，而其目的則在于“便于誦讀”、“廣為刊行”，既為士人準(zhǔn)備科舉考試提供便利，同時也藉此成為熱銷書籍。
根據(jù)汪思迴為《周易質(zhì)義》所做的序言，之所以會有這部書，是由于《四書質(zhì)義》一書刊行后，“坊人請以周易質(zhì)義尾之而出”，“名曰《周易質(zhì)義》，仍《四書質(zhì)義》以為言也”73。因此，《周易質(zhì)義》與經(jīng)學(xué)無關(guān)，只是科舉書市場商業(yè)運作成功后的跟風(fēng)之作。
在《四書質(zhì)義》大賣之后，坊人還請求汪思迴編撰刊行了《增訂四書襯義》一書。根據(jù)汪思迴為這本書所做的序言，在編撰之初，坊人的建議是：“不登《集注》，不列章旨、節(jié)旨與夫人物典故”，汪思迴否定了坊人的這一建議，決定采用“一章一節(jié)，循經(jīng)襯義；一字一句，因文襯言”的方式編撰，并且“撮每卷中人物典故而摘其要于尾，以備參考用”。
此書的賣點在于與《四書質(zhì)義》一書相互配合“其于余《質(zhì)義》一書涵詠本文為主，有脗合無紕繆矣”。最后編撰這部書的則是汪思迴“與蔣子念劬同心商榷，增訂成書”74。
從以上語句可以看到，這部書完全是按照商業(yè)模式運作產(chǎn)生：其源起并非是出自汪思迴本人的研究興趣或是心得，而是完全應(yīng)坊人之請，其著眼點仍在繼《四書質(zhì)義》之后趁熱打鐵，搶占科舉書市場；所采用的編撰體例也是為了應(yīng)對潛在購買者即科舉中人閱讀的需要和便利；由于《四書質(zhì)義》的成功，汪思迴在序言中屢次提到自己的這本得意之作，實則也是以此作為《增訂四書襯義》一書的廣告；而與蔣念劬一起編撰亦說明《增訂四書襯義》更像是一本短時間內(nèi)攢出來的速成書，而絕非苦心孤詣寫就的著述。
由此可以推測，與《四書質(zhì)義》以及《增訂四書襯義》的編撰方式類同，《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尚書存說》、《詩經(jīng)存說》、《春秋存說》等書名整齊的“存說”系列的書籍或許也采取了相似的編寫方式，并同樣以“便于誦讀”、“廣為刊行”為目標(biāo)，而這些書籍所面對的讀者顯然也并非是那些經(jīng)學(xué)碩儒，而是以獲取功名為目的的科舉之士。
因此，盡管汪思迴載于乾隆《縣志》的著述多達十五種，但除了詩文集之外，多是與科舉考試相關(guān)的科舉用書，但汪思迴卻將這些書作為著述一一列舉在自己所編纂的《縣志》中，體現(xiàn)在這一行為背后的名利心讓我們隱約看了《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影子。
同樣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汪思迴為《增訂四書襯義》所寫的序言中，在談到《四書質(zhì)義》時說道：“書成問世凡八年，歲三易版矣。”75
在《儒林外史》里，匡超人曾洋洋得意道：“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jīng)翻刻過三副板”，顯然，這里所說的“刻過三副板”的“拙稿”，影射的應(yīng)該就是汪思迴的“歲三易版”的《四書質(zhì)義》。
而匡超人所號稱的“我的文名也夠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jīng)講書》、《古文選本》，家里有個帳，共是九十五本”76，這里的共是九十五本，也與前面所舉汪思迴的著作有“凡百余卷”在數(shù)量上差相仿佛，而無論是將數(shù)量可觀的科舉書都搬來凸顯自己的“文名”，還是《四書講書》、《五經(jīng)講書》、《古文選本》與《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古文質(zhì)義》等書題名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汪思迴和匡超人都如出一轍。
不僅是透過《縣志》中的這些書目可以看到汪思迴的名利心，從乾隆《縣志》卷九的選舉志中也能看到這一點。
在“辟薦”一類中，汪思迴引人注目地出現(xiàn)了兩次，一次是“乾隆五年以優(yōu)行薦”，一次是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詩賦薦”77。
如果還算上在“拔貢”一類中汪思迴的現(xiàn)身，汪思迴在卷九的選舉表中出現(xiàn)了三次之多，僅僅看露面的次數(shù)，會讓人覺得汪思迴是東流縣最成功的科舉人士——雖然他的科名不過只是拔貢。
事實上，汪思迴的拔貢就來自乾隆五年以優(yōu)行薦，兩者是重復(fù)的；而在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時，汪思迴確實曾“以詩賦恭迎圣駕”78，但與吳烺、嚴(yán)長明等人先后通過這一方式獲取舉人名號以及內(nèi)閣中書的官職不同，汪思迴并沒有因為獻詩賦而獲得仕進的機會。
因此，這兩次“辟薦”都名不副實，而在嘉慶《縣志》的選舉表中，就將這一謬誤糾正了過來：“薦辟”類中，整個“國朝”都空無一人，而汪思迴只在“拔貢”類中出現(xiàn)了一次而已。
總之，從現(xiàn)有資料看，汪思迴是一個有著多重面相的士人：一方面，他是東流縣聲名卓著的鄉(xiāng)賢，同時也是金陵城中交游甚廣的名士。由于多才多藝以及對待朋友的熱情周到、生死如一，在士人圈中汪思迴擁有不錯的人緣；但另一方面，汪思迴的名聲更多地不是源自他的文學(xué)才能，而是來自在科舉書市場上所建立起來的“選家”之名，與科舉書之間的淵源既讓汪思迴名利雙收，卻似乎也讓他陷于名利場中不能自拔。
汪思迴的這些多重面相不僅可以有助于我們厘清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的交誼，也能夠幫助我們探討匡超人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過程。
吳敬梓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從全椒移居南京79。汪思迴僑居金陵的時間難以確知，張九鉞《金陵任文斗宅同汪大京門觀蔣生戲技夜聽王生彈箏作》被編年在其十三歲時所作，即雍正十二年（1734年），詩中有“秦淮再來汪君老”之語80，可見汪思迴僑居南京的時間應(yīng)該早于吳敬梓。
當(dāng)吳敬梓移居南京時，“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為盟主”81，由于汪思迴就在南京，也是“四方文酒之士”中的一員，因此兩人的交情或從1733年開始。
乾隆元年（1736年），吳敬梓被薦舉去安慶參加“博學(xué)鴻詞”科的預(yù)試82，“端午節(jié)近”83之時在回南京途中的貴池客舍與管紹姬、周懷臣、汪荊門、姚川懷等見面，并寫下《虞美人》一詞憶及在南京與各位好友的快事。
同樣是在乾隆元年的冬天，吳敬梓在《雪夜懷王溯山山居二十韻》一詩中回憶了十天之前與王溯山、汪思迴、曹躍舟在一起“絮語同揮麈，攤書共識蟫”的“歡娛”84，并稱汪思迴為“良友”。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在此時還甚為契厚。
兩人的交情發(fā)生轉(zhuǎn)折或許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這一年，汪思迴的《四書質(zhì)義》出版85，并且“歲三易版”，隨著此書的熱銷，汪思迴成為科舉書市場上炙手可熱的人物，不僅在乾隆六年（1741年）評選了當(dāng)科的鄉(xiāng)試墨卷86，而且出版了一系列的科舉用書，如乾隆七年（1742年）的《周易質(zhì)義》87、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增訂四書襯義》88等十?dāng)?shù)部書。
而吳敬梓自“博學(xué)鴻詞”之薦后，“亦自此不應(yīng)鄉(xiāng)試”，而從程晉芳《文木先生傳》中也可知道，吳敬梓“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89，當(dāng)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春風(fēng)得意的時候，他與吳敬梓之間也勢必會漸行漸遠。
對于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交情的變化，也可以從吳敬梓的另一個好友寧楷的詩文作品中得到一些佐證。
吳敬梓在寫給寧楷的序言中有“仆與寧君，交稱密契，昔親蘭臭”之語90，在吳敬梓去世之后，寧楷曾寫下了《挽吳贈君敏軒四首》91表達對于摯友逝世的痛惜，兩人可謂生死不渝的至契。
如第二部分所舉，在寧楷的集中有一組題為《病中雜感十六首》的詩作，這組應(yīng)寫于1752年92的詩題詠了包括吳敬梓、吳烺父子在內(nèi)的十六位友人，其中的第十四首寫的就是汪思迴。
在詩中，當(dāng)寫到其他朋友時，寧楷會感嘆“二三知己是吾儕”或是“只有荃林是弟兄”，而在題詠汪思迴的這首詩里，他卻這樣寫道：“曾向皇都振羽翰，十年前已重雞壇。只今未了縹緗債，名士多因不是官。”93
詩中提及了汪思迴的拔貢以及在士人圈中的名聲，但最后兩句指向的則是身為“名士”的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炙手可熱的狀態(tài)，并對此略有揶揄之意。無論是詩中所體現(xiàn)的交情的淡薄還是對于汪思迴的微諷，都可看出身為吳敬梓好友，并且與吳敬梓“昔親蘭臭”的寧楷對于汪思迴的真實觀感。
實際上，雖然吳敬梓和汪思迴之間的交情經(jīng)歷了從篤好到漸行漸遠的變化，但由于兩人共處于南京的士人圈中，彼此之間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或許很難做到完全不相往來，可情感上的疏遠甚至背離應(yīng)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吳敬梓在塑造出匡超人這一形象時，除了吸收原型人物汪思迴的諸多素材之外，也將其他本事例如好友寧楷的一些事情融入了進去。
初登場時，匡超人是以拆字少年的形象出現(xiàn)在《儒林外史》中，這既影射了汪思迴擅長命理之道，也來自寧楷的一段真實人生。
由于家貧，寧楷在十四歲時就不得不輟學(xué)，“賣卜于市以供菽水”，并且這樣的營生一做就是三年。
而寧楷開始為士大夫所知并走上成名之路也與匡超人一般無二：寧楷雖然家貧，卻“日夜讀之無倦”，“乙卯秋，江寧令張公嘉綸折柬相邀，府君莫知其從來。既往謁，乃知昨夜讀書，有客扣門，閑話而去者，公也”。
正是在江寧縣令張嘉綸的賞識和幫助下，寧楷才得以進入鐘山書院并最終“成就學(xué)問，名震于時”94，在《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則是由于夜讀受到知縣李本瑛的賞識，并在其提攜之下考取秀才。
從性格發(fā)展的時序上來說，寧楷的材料都用于性格轉(zhuǎn)變之前的匡超人，而逐漸墮落的匡超人基本上則多與汪思迴的生平行事相符合。表面看來，這一狀況或許正應(yīng)和了吳敬梓與寧楷、汪思迴兩人不同的交情。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從地域的角度看?？锍说墓适禄旧隙荚谡憬归_，尤其是杭州，他屬于包括景蘭江、趙雪齋、支劍鋒等人的杭州士人群體，和以杜少卿、遲衡山、武書等人為代表的南京士人群體沒有任何交集。
可從現(xiàn)實狀況來看，汪思迴與這幾個人物的原型之間卻都存在交誼。似乎吳敬梓是在“有意”將匡超人從南京士人圈中排除出去。
以上所論可以說明在吳敬梓的好友與其筆下最令人不齒的士人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并且通過對于汪思迴生平及其與吳敬梓關(guān)系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汪思迴身上存在著很多匡超人式的影子。
但對于小說而言，在現(xiàn)實人物汪思迴與小說人物匡超人之間永遠不能劃上等號，吳敬梓如何以汪思迴為原型塑造出了匡超人這一經(jīng)典的人物形象是一個更有意義的話題。
如第二部分所論，從對待友人的角度來看，汪思迴真誠周到、生死如一，在汪思迴去世之后，張九鉞在《哀友詩十首》之十以及《東流晚泊懷亡友汪京門》95兩首詩中曾動情地懷念這位故友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在吳敬梓的筆下，汪思迴生平中較為積極的一些面相卻并沒有被吸收到小說中成為匡超人的性格因子。
在此方面，有三種主要的情形。
其一，在塑造匡超人時，吳敬梓完全屏蔽了汪思迴某些信息。例如汪思迴是東流縣的鄉(xiāng)賢，并且算是首屈一指的文士，但在小說中，這些身份匡超人都不具備，其不過是樂清縣出身貧寒的一介普通士人。
其二，吳敬梓將汪思迴的一些特征做了轉(zhuǎn)化。從第二部分的論述可以知道，汪思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士人，而在小說中，吳敬梓則將這一多才多藝、“天資英敏”96轉(zhuǎn)化成了匡超人的“絕頂?shù)穆斆鳌?7：無論是磨豆腐、殺豬、賣肉，還是寫八股、作詩、批時文，匡超人幾乎都是觸手就會，并且做得比旁人都好些。
其三，汪思迴的某些特征也進入了小說，但不是出現(xiàn)在匡超人的身上，而是被轉(zhuǎn)移給了與匡超人密切接觸的其他人。
可以看到，與匡超人有過接觸的那些人：包括馬二先生、鄭老爹、潘老爹、李本瑛、潘三等，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性情怎樣，待人真誠周到都是他們無一例外的共同特征，而實際上，這本應(yīng)是汪思迴最為重要的正面性格。
經(jīng)過了上述三種方式的處理，汪思迴人生中較為積極的面相基本上都被剝離了出去：即便是有些趨向正極的絕頂聰明，在小說中也往往成為匡超人八面玲瓏、投機取巧的資本，更不用說在周圍所接觸的人都真摯誠懇的比對下，會越發(fā)襯顯出匡超人的涼薄寡恩。
吳敬梓一方面幾乎抽空了匡超人身上所可能具有的汪思迴的正面性格，同時又將汪思迴最令其反感的負面性格填充了進去：這也便是身為選家的汪思迴的名利之心。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小說中所看到的匡超人在選政方面才幾乎會與汪思迴有著驚人的一致：從與書坊的密切關(guān)系，到數(shù)量大致相當(dāng)?shù)目婆e書，再到“歲三易版”與“刻過三副板”之間的影射，以至于《四書講書》、《五經(jīng)講書》、《古文選本》和《四書存說》、《周易存說》、《古文質(zhì)義》等書名目的相似，吳敬梓幾乎是以現(xiàn)實中的選家汪思迴為模板，用同樣的聲口和舉止在刻畫小說中的匡超人。
由此可見，相對于現(xiàn)實中的原型汪思迴，匡超人有著似與不似的雙重特性。不似的是他基本不具有汪思迴的正面性格，而相似的則是他直接承接了汪思迴性格面相中的負面因素。以此為基礎(chǔ)，汪思迴的諸多個人信息也被移植到了匡超人的身上，這些個人信息對于匡超人的人物塑造來說，未必有直接的用處。
例如浙江省溫州府樂清縣，似乎也可以在浙江境內(nèi)換一個和安徽省池州府東流縣完全產(chǎn)生不了任何勾連的名字，李本瑛亦可以改做其他姓氏，都不會對匡超人這一人物產(chǎn)生影響。
因此，這些被大量移植的個人信息最為顯著的功能就是在強化原型人物汪思迴和小說人物匡超人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吳敬梓對于汪思迴的某些現(xiàn)實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以上所論都可以從吳敬梓對于汪思迴的現(xiàn)實情感的角度得到解釋，但這一現(xiàn)實情感至多只是給予了匡超人一個基本的色調(diào)，對此，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首先，吳敬梓個體的私人情緒會成為人物塑造的基礎(chǔ)，但這些情緒卻并未左右小說中的人物塑造。在《儒林外史》中，臧荼也是一個形象頗為不堪的士人，不僅婁煥文評價臧荼是“沒良心的人”98，杜少卿也曾借著酒意笑罵臧荼“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99。
可就是這樣的一個士人，杜少卿和他的關(guān)系卻頗為親昵，不僅稱臧荼為“三哥”100，而且在杜少卿移居南京之后，臧荼去南京探望他，恰好泰伯祠大祭缺人，杜少卿便引薦這位故知參加大祭，擔(dān)任司柷之職。
可以看到，對于臧荼這一人物來說，在其品行的低劣與吳敬梓通過杜少卿投諸于這一人物的溫厚態(tài)度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反差。
由于這種反差的存在，整個人物不是善惡分明、是非截然的，而是處于朦朧不清的曖昧狀態(tài)中——這其實也正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同時也是現(xiàn)實中的士人最為普遍的狀態(tài)。
從情理上說，對于臧荼品行缺陷的呈現(xiàn)應(yīng)基于吳敬梓對于此種士人的現(xiàn)實情感，但在小說中，這一情感卻受到《儒林外史》人物書寫規(guī)律的限制，并與規(guī)律相調(diào)和，賦予了人物不甚鮮明、但卻更為復(fù)雜而真實的色調(diào)。對于匡超人這一人物來說，同樣也是如此。
在匡超人和汪思迴的性格差異中，有一點顯得尤為重要，這便是匡超人曾經(jīng)是一個“孝子”，而從現(xiàn)有資料看，汪思迴并無引人注目的孝行。因此，孝子的身份以及與之有關(guān)的種種令人感動的描寫都是吳敬梓在原型之外附加到匡超人身上的。
由此可以推想，倘或吳敬梓真得對匡超人反感之極，同時又將這一情緒毫不阻攔地注入到小說寫作之中，那匡超人這一人物絕不會是現(xiàn)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狀貌，至少這樣一個孝子匡超人就不會出現(xiàn)在小說中。
從這個角度看，就如同吳敬梓通過杜少卿給予臧荼的那種親昵而溫厚的態(tài)度一樣，孝子時期的匡超人也正是《儒林外史》人物書寫規(guī)律的體現(xiàn)：用來避免現(xiàn)實情感的彌漫所造成的人物色澤的過分單一和強烈。
其次，對于匡超人這一人物來說，無論是前期的孝子還是后期的卑劣小人，性格的呈現(xiàn)都不是最為重要的方面，更為確切地說，“變化”才是這一形象的意義所在。
盡管匡超人的兩個性格端點都極為鮮明：單個看來，前期讓人感動的孝行和后期令人切齒的卑鄙都足以讓這個人物成為一個成功的塑造，但這兩個性格端點卻都不是匡超人最為重要的特征。匡超人的形象之所以經(jīng)典，是因為“變化”。
從一個性格端點到另一個性格端點，匡超人在小說中經(jīng)歷了讓所有人瞠目結(jié)舌的性格轉(zhuǎn)變，這在《儒林外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也有一些人物在小說中經(jīng)歷了性格的變化，但就幅度而言卻遠不能和匡超人相提并論。因為“變化”，匡超人被塑造成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物形象。
回到吳敬梓和汪思迴的交誼，他們的交情也發(fā)生了變化。而吳敬梓關(guān)注的不只是汪思迴令他反感的性格，更是試圖用小說的方式洞察、展現(xiàn)、反思為何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
就此而言，他才會將孝與汪思迴的名利都拼接到匡超人一個人物的身上，并通過對于兩個性格端點的極端化書寫展現(xiàn)人物性格變化所產(chǎn)生的耀眼弧光。
因此，極寫匡超人后來的無恥不是因為其原型汪思迴也是一個卑鄙小人，或是吳敬梓真得恨汪思迴至極點，而是基于展現(xiàn)人物性格變化的需要。
其三，吳敬梓不僅塑造了匡超人這一人物形象，更塑造了一種人物的意義。從儒林的角度說，匡超人是最具群體意義的一個典型個體。
在小說中，吳敬梓用幾乎六回的篇幅生動呈現(xiàn)了匡超人的轉(zhuǎn)變過程，而在整部小說快接近上半部終點的時候，匡超人的墮落軌跡亦是整個儒林士風(fēng)日下的一道縮影：雖然程度有別、方式各異，但所有的士人似乎都在進行著匡超人式的墮落。
同時，匡超人之所以會產(chǎn)生性格的劇烈變化，與他所處的士人群體也有著脫不了的干系：匡超人在小說中獲得了頗多的知遇：馬二先生、李本瑛以及杭州的一眾士人等都曾真誠地幫助、提攜、接納過匡超人，但所有的這些知遇在讓匡超人的生活境遇越來越好的同時，卻也一步步地將他推到人性的深淵。
通過匡超人這一人物，吳敬梓淋漓盡致地揭示了凝聚在士人個體身上的群體隱喻、群體影響下不可捉摸的個體命運以及士人個體與士林之間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謬感。因此，從整部小說的意旨表達來說，相對于人物形象本身，匡超人這一人物所體現(xiàn)出來的意義或許更為重要。
從汪思迴的交游看，東流縣的幾任知縣都和他有交情：李天柱、蔣綬、陸培、萬紹熙101等人莫不是如此，而到了南京以后，汪思迴也積極地在爭取融入金陵的士人群體，陸培序言中所謂“日從士大夫游”所說的也正是此意。
與這些士大夫的交往既使得汪思迴榮升為東流名聲卓著的鄉(xiāng)賢，在南京城也成為聲名鵲起的名士，終于實現(xiàn)了“崛起流輩之中”的夙愿，但與此同時，汪思迴也一步步迷失在這樣的名利場中，忘記了在“揚其光”的同時他更應(yīng)該做的是“砥其質(zhì)”102 。
對于在汪思迴身上所發(fā)生的一切，吳敬梓應(yīng)當(dāng)了然于胸。而在吳敬梓的朋友之中，類似的情形應(yīng)該也并非特例。
此外，從吳敬梓的詩詞以及《文木先生傳》中的相關(guān)敘述可以看到，吳敬梓和汪思迴的交往多發(fā)生在數(shù)個朋友同時交游的場合。這意味著由于士人圈彼此之間盤根錯節(jié)的關(guān)系，兩人即便已經(jīng)疏遠，也很難做到截然不相往來——對于其他令吳敬梓反感的士人來說，應(yīng)該也是如此。這些會面會讓吳敬梓覺得尷尬和不快，或許卻也讓他獲得了一個冷眼旁觀并冷靜思考的契機。
最終的結(jié)果是：吳敬梓對于士人的各種狀貌有深切地體察，同時又能擺脫對于人物個體善惡是非的簡單關(guān)注，而是從個體與群體關(guān)系的角度細致呈現(xiàn)士人的命運，并將由此而生發(fā)出的種種普遍而深邃的意義都通過匡超人這一人物自然演繹出來。
從原型人物汪思迴到小說人物匡超人，以之為例，我們可以地看到《儒林外史》中小說人物的生成過程。
從原型人物的角度說，汪思迴是一個有著多重面相的士人，同時，汪思迴和吳敬梓之間也經(jīng)歷了從交好到疏遠的變化。
就小說人物而言，匡超人充分汲取了汪思迴的選家身份以及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名利心，但同時又將汪思迴較為正面的性格面相做了種種轉(zhuǎn)化和遮蔽。
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沒有受到對于汪思迴個人情感的限制，甚至也沒有被這一特殊的士人個體所束縛，通過孝子身份的加入，吳敬梓舒緩了匡超人身上過于濃郁的負面特質(zhì)，讓其色調(diào)和整個《儒林外史》的群像譜系更為合拍；在塑造這一人物時，吳敬梓著力去展現(xiàn)的是其性格的變化，而不僅僅是分外鮮明的兩個性格端點；人物塑造也并非匡超人這一人物的全部價值，更進一步說，個體士人與士林之間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以及整個士人群體的生存困境才是其命意所在。
不僅是從原型人物到小說人物的生成，汪思迴作為原型人物的出現(xiàn)也能幫助我們了解《儒林外史》的創(chuàng)作過程。
如前所論，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時候，汪思迴和吳敬梓之間還私交甚篤，而兩人的交情出現(xiàn)裂痕直至疏遠，或許應(yīng)是《四書質(zhì)義》一書出版并且熱銷以后的事情。
無論如何，1736年的時候，吳敬梓還不會將其口中的“良友”塑造成匡超人這樣的狀貌，汪思迴在科舉書市場上要達到蛻變后的匡超人那般春風(fēng)得意的狀態(tài)，也至少在《四書質(zhì)義》出版的乾隆四年（1739年）之后。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有關(guān)匡超人的幾回故事，其完成時間不會早于乾隆四年。
從《儒林外史》取材看，此前談鳳梁先生曾認為“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和第三十五回前后的取材情況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吳敬梓幾乎全部取材于歷史和社會的傳聞”，“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側(cè)重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為題材”103。
但從汪思迴就是匡超人的原型人物可以知道，就取材而言，前后兩部分或許并沒有如此截然的分別。小說的前二十五回中的一些部分與吳敬梓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同樣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此外，對于《儒林外史》寫作中虛構(gòu)與寫實的關(guān)系我們也能有更深的體認。相對于虛構(gòu)而言，寫實似乎是更為簡單易行的創(chuàng)作手法，而其價值似乎也遜于更能體現(xiàn)作者創(chuàng)造力的虛構(gòu)。
但在《儒林外史》中，不僅很多小說人物都有現(xiàn)實人物作為原型，在原型之外吳敬梓還使用了許多其他人物的本事來塑造這一人物。
而我也相信，隨著《儒林外史》本事研究的持續(xù)深入，越來越多的原型人物和小說本事還會被揭示出來。這也就意味著，此前我們認為往往是小說中虛構(gòu)的成分，許多都有現(xiàn)實的人物或事情作為基礎(chǔ)，是偏向于寫實的。
表面看來，這種寫實與虛構(gòu)的比例變化會影響《儒林外史》的“偉大”。但事實上，寫實成分的增多并不意味著小說成就的降低。
與此恰恰相反，吳敬梓總能擺脫現(xiàn)實的人物和事情對于創(chuàng)造力的拘禁，也能穿越主觀情緒對于小說寫作的控制，通過對于原型人物以及其他本事的巧妙嫁接、組合幻化出比現(xiàn)實本身更具穿透力與表現(xiàn)力的人物和情節(jié)，就《儒林外史》所面對的題材而言，這是比單純的虛構(gòu)更為高明的手法。從汪思迴到匡超人，其間所發(fā)生的一切便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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