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文學家嚴文井先生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這塊土壤，產(chǎn)生不了堂·吉柯德。我們的國情只允許產(chǎn)生阿Q！”嚴先生不是社會學學者的，這句話是他以文學家眼光長期觀察社會生活的結(jié)果。堂·吉柯德什么人？他是個破落的紳士，甚至心智都有點問題。他沉溺于騎士小說之中，迷不知返，顛倒了迷幻與真相、理想與現(xiàn)實，立志要做一個行俠仗義的騎士。他騎這一批瘦馬，到處奮不顧身地“鋤強扶弱、打抱不平”，“維護真理，追求正義”。為此堂·吉柯德不怕挫折、碰壁，勇于犧牲，只是為人間制造了許多笑料，給愛他的人留下許多悲哀。堂·吉柯德認為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上他有責任糾正它、改變它，使它變得美好起來。他關(guān)注的是公共事務、是他人的利益。這就是人們近來熱衷談論的“貴族精神”。
一、俠風興起
貴族社會是身份社會，貴族的身份注定他們生下來就是要管公共事務的，管“他人事”是伴隨著他的身份而來的。而廣大的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商人則沒有這種權(quán)力，自然就不會有這種習慣。梁啟超說中國人缺少公德心，平民百姓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哪能培養(yǎng)公德心？嚴文井所說的“我們的國情只允許產(chǎn)生阿Q”，正是廣大民眾沒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的結(jié)果。不要過多的責備阿Q。明白了這個道理再談漢代的游俠就可以理解了，這些舍命拯危救難的俠不過是貴族精神的遺孑而已。
中國西周可算是貴族社會，到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貴族社會逐漸解體。強凌弱、眾暴寡、兼弱攻昧，在你死我活的暴力競爭中，權(quán)力日益一元化，在諸侯國里權(quán)力向君主集中，諸侯國之間權(quán)力則向強者集中，最后秦滅六國，權(quán)力集中在秦始皇一人手中，實現(xiàn)了從貴族社會到皇權(quán)社會的轉(zhuǎn)型。俠就是在這個數(shù)百年的社會轉(zhuǎn)型中產(chǎn)生和興盛的。
如果說貴族社會是在“周禮”約束下的制度化的分權(quán)的話，那么，俠的產(chǎn)生則是在貴族社會解體的過程中一種非制度化的分權(quán)，而且是對日益發(fā)展的集權(quán)的一種抵制。貴族行使權(quán)力，因為它是那個垂直等級制度的一部分；而俠的權(quán)力來自通過橫向聯(lián)合積聚起來的力量。他們都是出身貴族的俠，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都有權(quán)、有土、有勢、有錢，登高一呼，從者云集，煽起了一股游俠之風，揚名千載，成為向慕游俠者的偶像。特別是信陵君，他對侯嬴的謙恭與侯嬴最后“臨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成為禮賢下士和士人以死報知己的經(jīng)典。信陵君是俠中之俠。
二、從貴族的俠到平民的俠
秦滅六國，一統(tǒng)皇權(quán)，本來就很苛酷的秦國政風（所謂“虎狼之國”）與法家理論結(jié)合形成了極端的皇權(quán)專制制度。此時，以吏為師，權(quán)出一孔，都來自天子，對社會實施了嚴控制。六國貴族都變成了平民，徹底無權(quán)。俠風被打壓，再想像戰(zhàn)國時期那樣搞橫向結(jié)合，積累和發(fā)展個人權(quán)力去做俠是不可能了。然而，六國殘余還在，“四公子”煽起俠風也不會完全泯滅。如楚人項梁與“吳中賢士大夫”的交游，張耳、陳余“變姓名”處于流亡地下狀態(tài)，黃石公橋下傳授張良兵法，乃至張良花錢雇人暗殺秦始皇……。這些都是不能被當局發(fā)覺的。這是一股民間的暗流，其中最活躍的就是六國的貴族和向慕游俠風尚的人們。漢高祖劉邦就是其中的一位。秦王朝正是被這些有俠氣的人們顛覆的。
劉邦生于楚考烈王七年（前256），正值戰(zhàn)國之末，可以說是與“四公子”同時（劉邦6歲平原君卒，14信陵君卒，19春申君卒），家鄉(xiāng)在沛（蘇北），與信陵君所在大梁（今開封），孟嘗君根據(jù)地薛都很近（劉邦做亭長時還到過薛），游俠之風波及到沛。從他的不治家人產(chǎn)業(yè)、好交際、朋友眾多來看，也是俠的做派。好俠，自然崇拜俠中之俠的信陵君。劉邦做皇帝后，數(shù)次出關(guān)，如過大梁，必去祭祀信陵君。高祖11年12月劉邦最后一次路過大梁，除了祭拜之外，又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人，他們的責任就是“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劉邦為戰(zhàn)國時的貴族俠畫上了句號。
漢代秦之后，雖然仍是“漢承秦制”，但權(quán)力非集中皇帝一人。特別是文景時期，政尚寬松，陸續(xù)廢除了一些苛法，統(tǒng)治者倡導黃老，社會上彌漫著無為而治的氛圍。在這種社會管制比較寬松情況下俠再度興起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然而，這次興起不是貴族俠，而是具有貴族精神的平民。
什么是貴族精神？體現(xiàn)在任俠上就是“忠敬勇死”，或者如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說：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段話可以概括為四點：為他；反主流；敬事；謙遜。漢初的俠與戰(zhàn)國時不同，其出身可能是士人，但身份就是布衣平民，其做游俠的目的也與戰(zhàn)國時期的俠有區(qū)別。
戰(zhàn)國時的俠利用其地位及社會資源，發(fā)展個人權(quán)力，目的還是實現(xiàn)個人的政治目的。而漢初的俠在形式與過去一樣，如有人追隨，為人謙卑敬業(yè)和干些最高統(tǒng)治者不喜歡的事等方面類似?？墒瞧淠康膮s在于干預公共事務，其效果是“為他”。在司馬遷看來游俠的本質(zhì)即在于“為他”?！盀樗笔亲⒅毓x，也就是后世俗語所說的“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然而這時俠的“為他”與后世的一般人的“為他”是有區(qū)別的，后者是由于道德感的激發(fā)，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于職守的習慣。先秦的俠大多來自“大夫”“士”兩個階層。用今天的話說大夫多是執(zhí)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員。自西周以來他們世代相承，幾百年來逐漸養(yǎng)成了處理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與榮譽感。雖然經(jīng)過了世事的變動，公共事務早歸各級官僚管了，但由責任和榮譽形成的習慣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權(quán)專制掃蕩得干干凈凈（其實秦始皇極端主義的絕對統(tǒng)治也就十幾年），必然還會殘留在一些早已沒落的貴族的身上，只要機會合適就不免要表現(xiàn)出來。
《游俠列傳》記載的第一位大俠朱家就是秦末漢初人，與劉邦同時。身處社會動亂時代，他勇于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勝數(shù)。為什么他以救助別人為自己的義務，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釋通的。其中必有一種責任意識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職務規(guī)范。看來不是前者，只能是后者。但不是現(xiàn)在的，而是過去的職務觀念的遺留。
司馬遷說，那些貴族的俠，有權(quán)、有勢、有土、有錢，得名也易。至如那些身處閭巷的布衣之俠，他們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揚天下，知者無不稱賢，才是最難的?！队蝹b列傳》較為細致地描寫了郭解。其實郭解的性格素質(zhì)并不好，少時為人陰賊，所殺甚眾。中年以后，改弦更張，以德報怨，施予而不望回報。列傳記了他三件事。一是，郭解的外甥仗著舅舅的名聲勢力欺侮人，被人殺死，殺人者跑了。郭解的姐姐怨弟弟不為她復仇，便把兒子的尸體扔在道路上，不埋葬，丟郭解的臉。殺人者怕郭解追殺，自動找到郭解說明情況，郭解說，錯在我的外甥，把他放走了。自己埋葬了外甥。二是有人故意在郭解出行時擋他的路，而且特別倨傲，郭的門客要殺掉此人。郭制止了他還說：“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后來，郭解還在暗地幫了他許多忙，得到諒解。三是洛陽有對仇人，洛陽當?shù)亍百t豪”勸解多次，無效。郭解到洛陽把這對仇家化解了。然而郭解感到自己奪了洛陽“賢豪”權(quán)力，于是連夜離開洛陽，使外人感到仇家的和解乃是洛陽“賢豪”勸解的結(jié)果。這三件事在今人看來郭解活得多累?。」饩褪强窟@種“累”，修行砥名”，讓社會認識自己。司馬遷說，這些俠都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啊。人們認識了俠，也給俠帶來無窮的麻煩，甚至是滅亡的厄運。
三、捧殺與打殺——“民間領(lǐng)袖”的命運
漢人關(guān)于游俠的記載突出他們的共同的特點是交游遍天下，有眾多的朋友。如朱家無錢無勢，但“自關(guān)以東，莫不延頸愿交”“關(guān)（函谷關(guān)）東”的人們都愿意與他交成過命的朋友。文景時期，大將軍周亞夫率軍討伐吳楚之亂，途經(jīng)洛陽，見到大俠劇孟，認為吳楚造反沒有把劇孟拉入其中是一大失策，因為劇孟背后的力量可敵一國。其實，劇孟“家無十金之財”，他的力量來之于交游遍天下。劇孟的母親去世時“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司馬遷見到過郭解，他眼中的這位大俠是“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受到人們的擁護。漢武帝時，為了把關(guān)外“豪富”全部控制起來，把他們遷徙到首都長安附近的茂陵，被遷徙的名單中也有郭解?？墒枪饧邑?，不夠“豪富”（應有三百萬的家資才夠格）的標準，于是衛(wèi)大將軍在漢武帝面前說：“郭解家貧不中徙?！睗h武帝說：“一個平民百姓，竟有將軍替他說話，他家不窮”。于是郭解必須遷徙，但把郭解列入遷徙名單的縣吏也被郭解的“粉絲”殺了，對此，郭解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遷那天“諸公送者出千余萬”，朋友送給他的錢超過千萬，郭解只是在上路之前才真正符合了被遷居茂陵的資格。郭解名滿天下，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到了茂陵，無論認識不認識的，紛紛以能與他交往為榮。后來，漢武帝終于借故“族誅”了郭解。郭解罪在哪里？一介平民，居然有那么多“粉絲”！有了支持者就有了權(quán)力，有了權(quán)就能決定他人的死生，這在皇權(quán)專制社會中是統(tǒng)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不管郭解中年以后如何自律、如何守法、如何謙卑都是不管用的?！蹲髠鳌分姓f“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一統(tǒng)時期是小人無罪，有勢力則有罪。郭解被族誅的“判決書”中說：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quán)，以睚眥殺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署名是當時的御史大夫公孫弘。在公孫弘看來，一些人不用郭解支使就替他去殺人，可見郭解在民間的勢力之大，就憑這一點還不該殺嗎？
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交游郭解為榮、愿意為他出力、甚至為他殺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還有社會因素。此時剛剛從貴族社會轉(zhuǎn)入皇權(quán)社會，人們對于權(quán)力高度統(tǒng)一還是不習慣的，特別是日漸平民化的士人。因此蟄居地方的士人以及原來的貴族，總愛捧出一些杰出人物或特異人物作為領(lǐng)袖，有意無意地消弱或抵制朝廷的權(quán)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響力，但一些地方豪強也在有意無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為民間領(lǐng)袖。郭解大約也感到這一點，人們越捧，他越謙卑，越退縮，但最終還是被捧殺。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就是此意。是不是這些士人就懷有捧殺的惡意呢？我以為不是這樣。這也與社會轉(zhuǎn)型期間士人特殊心理有關(guān)。
我們讀西漢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許多士人還是懷念戰(zhàn)國那個“權(quán)出多門”時代的。那時權(quán)力的分立，社會有較大的生活縫隙，有才能的人才會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漢武帝時的東方朔，在《答客難》中說，戰(zhàn)國時期，諸侯爭天下，才是“得士者強，失士者亡”的時代，士人可以充分表現(xiàn)自己；現(xiàn)在“圣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賢不肖何以異哉”？沒有了競爭，“賢”與“不肖”就沒有差別。如果皇帝抬舉你，你就會“在青云之上”，貶抑你，你就會被打壓到“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一切以皇權(quán)為依歸。西漢末揚雄對于先秦一些君王禮賢下士的行為萬分向往。他在《解嘲》一文中列舉了寧戚、管仲、侯嬴、鄒衍等有才干的士人所受到的禮遇。用此以對比當時的“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這個時期，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想有個較好的出路，只有走門子，攀龍附鳳，低三下四，摧辱自己。
俠有的也是士人，但他們與普通的士人不同，靠自己的努力，充分實現(xiàn)自己，當然不能說毫無個人的考慮，畢竟還是傳統(tǒng)對他們起的作用為多。這樣，還不習慣大一統(tǒng)的士人、特別是那些受到傷害的司馬遷之類的士人，對于游俠是充滿了敬意和企慕的。蟄伏民間的士人、豪強等都希望俠能有更大聲望，領(lǐng)袖群倫，這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司馬遷的《游俠列傳》對于游俠熱情贊美歌頌正反映了這心理期待。
正統(tǒng)人士如班固等不僅對游俠是持批評和否定態(tài)度的，而且對司馬遷的關(guān)于游俠的觀點是“退處士而進奸雄”“賤守節(jié)而貴俗功”，其理由就是游俠破壞秩序，這是大惡，怎么能僅據(jù)其一點小善而贊美他們呢？如果秩序是像他們想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那樣井井有條，社會矛盾大多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人們也許能夠安于既定的秩序，平安的度日?？墒乾F(xiàn)實不是那樣，生活在備受古今人贊美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也不感到幸福。所以他感慨自己是“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因此，那些拯人危難，不居功，不望報的游俠自然就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這是統(tǒng)治者最感恐懼和憤怒的。
四、遵守秩序就是一切——俠風泯滅
漢武帝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對外開疆拓土，對內(nèi)加強皇帝專權(quán)，當然不能容忍游俠這一類民間領(lǐng)袖存在。他對游俠毫不手軟，嚴厲打擊。在意識形態(tài)上，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極端主義，也不像漢初的“無為而治”，休養(yǎng)生息。士人追捧游俠的風氣漸漸平息，皇權(quán)專制制度日漸完善，以武帝以后，平民游俠，干預公共事務的情狀，基本消失。士大夫終于弄明白，在“權(quán)出一孔”時，榮辱升沉，皆是皇權(quán)之賜。因此大多進入犬儒狀態(tài)，最多也就是發(fā)點牢騷而已。連牢騷滿腹的揚雄也攻擊游俠是：“竊國靈也（國家權(quán)柄）。”（《法言》）因為揚雄雖不得志，但畢竟還是在朝堂啊。
東漢初，當班固寫《漢書·游俠傳》已經(jīng)完全沒有了司馬遷謳歌游俠的興味。在他看來游俠人品再高也是破壞社會秩序，就沖這一點就該討伐。因此他不僅批評《游俠列傳》所寫的游俠，而且批評司馬遷背離大道、宣揚、歌頌游俠。不過班固在郭解之后還是補寫了一些“俠”，然而這時的俠與漢初朱家、劇孟、郭解迥然不同了。他們都做過吏或官，有的還被封侯。他們有點權(quán)了，但拯人危難不見了，抗上與反主流不見了、平和謙卑不見了。只有一點還類似原來的游俠，那就是長于交際，有人追隨，仿佛游俠只有這一個特征了。只有這一點還能把他們從謹小慎微官僚群中識別出來。
《漢書·游俠傳》前部分照抄《史記·游俠列傳》，后一部分又增加了萭章、樓護、陳遵、原涉四人。這四位俠都生活在漢武帝打壓游俠之后，充分展示西漢中后期俠者特點。如萭章本是京兆尹（首都長安市長）下管門房的，可是他隨從京兆尹上朝時“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朝中貴人看重萭章忽略了他的主人，可見萭章在長安交游的廣泛及聲望之高。后來“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了萭章。樓護出身醫(yī)者之門，與父親以醫(yī)術(shù)游長安，因能說會道，受貴人喜愛，改行，“學經(jīng)傳，為京兆吏數(shù)年，甚得名譽”。樓護是個八面玲瓏的人，這與司馬遷筆下的性格堅韌、口齒木訥的游俠根本不同。王莽家五人封侯，互爭名望高低，長安賓客填滿了五侯之門，但他們各有厚薄，惟有樓護能言善辯，誰也不得罪，五家通吃（這多么韋小寶），幾乎得到王家五侯一致喜愛。樓護母親去世時，送葬的貴人專車就有兩三千輛之多。以至街坊鄰居編了歌：“樓君卿出喪，五侯貴人來幫忙”?？梢娖渑深^。說好聽點，這是鄉(xiāng)愿；難聽點，就是戲子。樓護唯一讓后世津津樂道的就是一道名肴——五侯鯖。這是他的創(chuàng)造。樓護并非名廚，他發(fā)明這道菜也是沾了五侯的光。他與五家都有交情，五侯常給他送些本家獨創(chuàng)的肴饌，樓護把它們合在一起，味道變得更美，驚倒世人，人們稱為五侯鯖。
王莽專政時，其子王宇與其妻兄呂寬要勸諫王莽不要太過，在家門上涂血，后來被王莽發(fā)現(xiàn)，怒極，殺其子，呂寬逃走。樓護此時為廣漢太守。因為與呂寬父親是朋友，呂寬逃到他那里避難，呂寬把他逮捕交給王莽，莽很高興，封樓護為“封息鄉(xiāng)侯，列于九卿”。這還是俠嗎？樓護一生是一帆風順的。
陳遵是中國詩史上的名人，他的兩件事經(jīng)常被用來作典故，一是好酒，酒肉相屬，晝夜呼號；二是好客，“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guān)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弄得有急事的客人狼狽不堪。其一生并沒有扶危救困的行為，他與俠類似的地方就是好客，而且逮住客人就不讓走，車騎滿門。
原涉處在漢末亂世，皇權(quán)專制衰微。他不像陳遵，只是讓客人陪他喝酒，他的賓客往往是他報仇殺人的打手，原涉睚眥必報，殺人很多。此時王莽已經(jīng)窮途末路，沒有能力打壓他了。不過最終原涉還是被更始帝部下申屠建送上了刑場。
班固筆下的這些俠者多是精于牟取利益之輩，在太史公看來無非就是“朋黨宗強比周，設(shè)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讓真正的游俠感到丑陋的人。把這些人與朱家、劇孟、郭解等量齊觀，正是司馬遷所悲哀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边@倒不是班固之“不察”，因為在班固看來，他處在“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的時期，強調(diào)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俠與秩序為敵，自然是罪不容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