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最為有名的《游山西村》（陸游詩），為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作。 此圖行書中偶夾草楷之體，使整幅作品沉穩(wěn)而又富于變化，這是于右任從早期到晚年經(jīng)常使用的一種手法。作品中“笑、酒、留、重、無、明、風、夜”諸字皆以草法為之。這種安排并非刻意的做作而是他性情的自然表達。于右任在此時已開始對草書進行研究，1932年12月在上海創(chuàng)立了“標準草書學社”，所以此作出現(xiàn)草書字體就不足為奇了。 于右任行書的成就源于他早期對李北海、王羲之、趙孟頫的研究和對北碑的大量吸納。從二王一路走來，吸收北碑之精華，加之他個人品質修養(yǎng)和才情智慧的非凡，因此造就了許多價值難以估量的藝術品，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藝術珍寶，為中華民族的書法藝術寶庫樹立了索靖、張旭、懷素、二王、顏柳、蘇、黃、米、蔡等之后的又一座書法藝術豐碑千古草圣于右任
圣人者，古來指品格極高尚、智慧極超群之人，亦稱在某方面有極高成就、造詣之人。春秋有“圣哲老子”、“圣人孔子”，晉有“書圣王羲之”，唐有“詩圣杜甫”等。而縱觀書壇，堪稱“千古草圣”者，唯于先生一人也！ 右老生處晚清民國，時局混亂、政體腐敗，外強橫行、民生涂炭，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際。少年于右任將一腔熱血獻給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誓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倡言革命遭清庭通緝，亡命天涯。后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先后創(chuàng)辦“神州”、“民呼”、“民吁”、“民立”等報，成為革命的號角先鋒。護法運動時期，出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致力西北革命，歷盡艱辛，功勛卓著。其有詩曰：“柳下愛祖國，仲連恥帝秦，子房報國難，椎秦氣無倫。報仇俠兒志，報國烈士身。寰宇獨立史，讀之淚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國民。”可窺先生早年思想一斑。 中晚年的右老久居政府要職，地位顯赫，卻以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聞名于世。常為子女學費生活費而舉債；競選“副總統(tǒng)”因囊中羞澀而敗北；更甚者病危之住院費也由“蔣總統(tǒng)”墊付。有一無二，終因貽誤，病發(fā)而終。留給后人的只有幾箱書及借條。還有那首情悲意哀，以淚為墨的千古絕唱《國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故鄉(xiāng)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此種情懷，古今幾人？立功、立德、立言為三不朽，人生得一，已屬不易，右老則一身兼之，世所難能，道德情操，何其高尚！ 于右任生于關中大地，自幼隨太夫子漢詩先生學習王羲之《十七鵝》帖，寢饋金石碑版之學。訪碑、臨摹毫不懈怠，深得碑書之精髓，二十五歲即被譽為“西北奇才”。他的草書亦由篆、隸、北碑脫化而出，博綜諸家、陶鑄萬象；雍容大雅、變化雄奇。盡運用之精熟，開胸襟于規(guī)矩。所謂“胡馬依北風”，先生字里行間更透出西北人特有的大道雄強，磅礴無極。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世博會上，中國館的“文字之墻”羅列了王羲之、褚遂良、顏真卿、懷素、蘇軾、米芾、趙孟頫、董其昌、于右任等歷代大師作品，而真正能承前啟后，推陳出新且形塑自我風格的，宗伯之后唯右老一人，其在中國書法史上之地位不言而喻。日本首相佐藤精于書道，一生崇拜的只有蘇軾與于右任。 右老學生及門人至今遍布海內(nèi)外，可謂清譽滿天下。 先生留給后世最珍貴的遺產(chǎn)，是他畢生致力修訂推廣的《標準草書》。自古草書家均以博變?yōu)槟?，追求美藝而遠離實用。作者自賞而觀者瞠然，難以深入民間。三十年代右老邀集書道同仁，成立標準草書社，在研究古代三百多種《千字文》和歷代書家大量草書作品的基礎上，提出“易識、易寫、標準、美麗”四大法則，確立草書系統(tǒng)，契合草書部首符號，表例條貫、晤一通百。在極紊亂復雜中整出清晰嚴整的演變規(guī)則，為草書歷史作了總結，為后世發(fā)展開辟了新路。右老在《標準草書》序言中寫道：“吾國草書之興，遠在漢初，先哲立旨，為其‘愛曰省力’也。今時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廣草書于天下，以利制作而新國運，此其時也。” 《標準草書》是中國文字史上劃時代的一大貢獻。影響深遠及至世界范圍內(nèi)漢字覆蓋區(qū)。綜右老一生，出入險阻，冒犯鋒鏑，或秉春秋之筆，或揮魯陽之戈，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獻身國家之民主自由斗爭。其于革命，為開國元勛；于新聞事業(yè)，為開山前輩；于興學，為大教育家；于文則為大文豪；于詩為詩宗；于書為草圣。今時，億萬華夏子孫為其無以倫比的人格魅力所感動激發(fā)，為他純粹的民族主義愛國精神所凝聚。先生功業(yè)、道德、文章、 藝術之偉大成就，史上罕有。千古草圣，屬之無愧。有詩曰：“先生憂樂關天下，余事詩書奪化工。鶴發(fā)銀須飄素雪，蘭臺玉露挹清風。牧羊自昔多奇跡，謀國從來不計功。薄海嵩呼春意滿，拈髯微笑更謙沖。” 愿右老之功業(yè)千秋萬代、右老之精神萬古長青。 這幾年我國西部經(jīng)濟大發(fā)展了，使得該地區(qū)收藏書畫的氣氛一下子火爆了起來?，F(xiàn)在國內(nèi)藝術品市場上，凡是西北籍(或工作生活于此地)書畫家的作品都特別熱銷，價格增勢異常明顯，其中于右任(1878—1964)的書法作品最受追捧。于右任系國民黨元老，陜西三原人，原名伯循，號騷心，他在世時，不但致力于研究書法傳統(tǒng)與書法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且還為推廣“標準草書”做了大量事務性工作，因此于右任的一生對我國現(xiàn)代書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他可稱是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故而從解放前一直到現(xiàn)在，于右任的書法作品在海峽兩岸廣為流傳。
收藏界習慣將于右任書法作品分為早期的魏體行書與晚期的草書(亦有稱碑體草書)兩種。這幾年從拍賣市場看，不論何種書體的所謂于右任的字，偽作都極多。有的是造假有些年頭的“老仿”，也有不少是“新仿”。
如前不久在北京某拍賣行拍賣并“順利”成交的圖①對聯(lián)書作，就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新仿”贗品。外行人乍一看此書法的外觀，一定會誤認為它就是于右任親筆寫的字，表面上它具有自由、奔放的于體字的慣常風范。但筆者一入眼就覺得此書法有些輕浮，不少字跡有些許“油”，這是于字真跡較少會出現(xiàn)的狀態(tài)。因心中生疑，故筆者就去查閱身邊的于右任書法集冊，終于在一部該書家書法專集中將圖①的母本圖②找出來了。通過一真一偽兩件書作對應細節(jié)的比較，現(xiàn)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圖①偽作的破綻:(一)偽作中所有字的筆線在力量感和沉厚度上都有一些差距，所以它比母本圖②顯得“華而不實”，也就是上文提到的 “油”和“輕”的視感;原作母本的筆線則很重實，有力透紙背的筆功，且在粗獷奔放之中帶有拙意，筆性理想，意趣非常高妙。(二)圖①對聯(lián)中大部分行筆固然算順暢，但是字的總體筆勢卻有“筆連氣斷”之弊端，具體說就是字與字之間的呼應與過渡狀態(tài)不如圖②自然與理想。如上聯(lián)的“正之”、“先”、“民”、“業(yè)” 及下聯(lián)的“海”、“心”這些字，其單字個別筆畫和結體與筆線前后走勢看上去就不能說很正常———筆的運行痕跡有點做作和別扭，此便是“仿”字而非署名者親筆的突出征象。(三)經(jīng)在拍賣預展時近距離觀察，筆者發(fā)現(xiàn)偽作墨的成色上通篇偏于黑亮，毫無“包漿”，這是任何真實性的書寫達62年之久的書法作品少見的 “成色”，而雖是影印件的圖②原作其墨色已是暗得無火氣相，或者說在“墨相”上一真一偽之間差異也是不小的。
總結經(jīng)驗，對于類似案例的其他于右任書法作品的辨?zhèn)?，建議大家在鑒定時還是務必要牢牢抓住最為至關重要的鑒定依據(jù)，即先觀筆力———衡量字的力量感如何;再審氣度———評估字的筆意、韻味與精神怎么樣;最后再統(tǒng)覽整體章法、字的編排與走勢及狀態(tài)，若對前者筆墨結體等項目的判斷已很有把握，至于后者的成品品相等諸如此類問題則屬于次要依據(j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