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tǒng)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貴族瓦剌部國師也先，在土木堡大敗明軍，繼而兵臨北京城下，意圖攻取北京，重建大元。
只是也先在北京城下，遇到了大明兵部尚書于謙于忠肅公的全力阻擊，最后不得不撤回草原，而大明也取得京師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
誰又能想得到，一百年后，即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大明京師又一次完全暴露在草原部族的刀劍下，只是這一次帶著蒙古騎士和大明一決雌雄的人，換成了韃靼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史書將這次事件稱為“庚戌之變”。
對于“庚戌之變”，很多人對俺答汗沒有攻入北京城，恢復元朝難以理解。
因為有一種主流的聲音認為，土木堡之變后，大明傷筋動骨，對于草原部落開始處于守勢，根本無力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兵力入侵，尤其是經過百年發(fā)展后，大明已經有了衰敗的氣息。而韃靼部取代瓦剌，正處于上升期。
何況，此時的大明最高統(tǒng)治者是道君皇帝嘉靖，首輔又是大奸臣嚴嵩，二人合作之下，朝堂烏煙瘴氣比較嚴重，而這一次，大明沒有再出一位類似于謙于忠肅公這樣的擎天之臣了。
按理說，既然俺答汗可以從草原長驅直入，兵臨京師，那么想要打下北京城也是很容易的，但為什么就是沒有成功呢？
汪郎以為，具體原因有三。
1、俺答汗攻打北京城的真實目的不是為了恢復元朝，而是逼迫明朝同意互市，故此，攻打北京城就不會盡全力一擊。
蒙古貴族雖然從中原退回了草原之上，但在漢地所經歷的一切，讓他們對中原物資產生了強烈的依賴。
那么，蒙古貴族所求何物？無非是煮牛羊肉用的鐵鍋，解油膩喝的茶葉，做衣服所用的布料等生活物資，以及明朝皇帝冊封的爵位。
是的，汪郎沒有亂說，你們也沒有看錯，俺答汗的所求就是這些，希望大明能夠在長城關口恢復互市貿易，希望自己可以獲取明廷冊封，允許自己向大明進貢（為什么會如此？實際上這是中原漢族王朝的特性，只要藩國進貢，都會得到一筆比貢品還要豐厚的賞賜，俺答汗又不是傻子，這樣的便宜當然要占。）
然而，大明不這么看，明廷君臣對俺答汗稱臣納貢的要求始終保持警惕，他們害怕土木堡之變重演。
故此，明廷發(fā)起了貿易之戰(zhàn)，和俺答汗之間的互市通商時斷時續(xù)，當然，關閉互市的時間遠高于開放互市，期間還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殺了俺答汗的外交使臣石天爵和肯切。
這樣的做法，自然也就激怒了俺答汗，以致其多次在宣府、大同等邊境侵擾明朝，最后釀成了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俺答汗長驅直入，在毀了北京德勝門、安定門的民居后，將在通州俘獲的宦官楊增放了回去，讓其給嘉靖帝帶了封信，指明了他這次兵犯大明，目的就是互市。
予我?guī)牛ㄎ邑?，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四夷考.卷5》
所以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俺答汗即使有實力攻破北京城，也不會去強行攻打的，因為這不符合他出兵的目的。
而這一點，嘉靖君臣也是很清楚的。
因為俺答汗寫給嘉靖帝的信，用的都是漢字，目的就是想讓明朝政府相信，自己對通商互市的需求，只是因為明朝不允許，無奈之下才發(fā)兵入關。
故而，明朝一面加強京師的防守，一面和俺答汗進行談判，而談判的底線就是俺答汗先退兵，大明才會考慮互市（大明不受威脅）。
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赍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明世宗實錄.卷三百六十四》
這條件一出，俺答汗真的撤兵，庚戌之變的京師之圍就這樣解了。
2、俺答汗后方不穩(wěn)，此時的他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汗王，這也決定了他不可能和明朝死磕。何況，畢竟此時蒙古貴族的政治重心已經回歸到了草原之上，稱雄草原才是他們的政治、軍事的側重點。
俺答汗是十六世紀中葉，明朝最強大的對手。
此時的俺答汗控制的區(qū)域，東抵遼薊，西迄甘肅、青海一帶，不僅如此，他還不斷深入明朝宣府、大同等地，又進一步出兵征服瓦剌，事實上，他近乎已經統(tǒng)一了蒙古各部。
問題就在于，俺答汗雖然稱雄于草原，也姓孛兒只斤（蒙古黃金家族姓氏，成吉思汗之后），但他卻不是蒙古正統(tǒng)的大汗。
按照漢族傳統(tǒng)的說法，他只是庶出，雖然有能力，但并不代表可以繼承家產，此時的蒙古正統(tǒng)大汗是他的侄兒庫登汗，叫孛兒只斤.達賚遜。
在俺答汗的強勢下，庫登汗被迫遷至興安嶺以東的西拉木倫河流域，但身為黃金家族的榮耀，豈肯就此罷休，他一面和明朝在遼東進行爭奪，一面不斷挑釁俺答汗的霸權，也使得俺答汗不敢過分對明朝進行攻擊。
除此外，沒有被俺答汗征服的瓦剌余部，如和碩特部（其實也是黃金家族，只不過不屬于成吉思汗后裔），雖然地處韃靼西邊（在今天的新疆、中亞一代），但依舊對自己民族的母親河斡難河，以及蒙古帝國的都城哈拉和林念念不忘，和明朝保持著一定的外交關系，這也足以讓俺答汗有所顧忌。
3、明朝并沒有因為土木堡之變而衰，事實上，此時的大明國力依舊強盛，而火器（仿制的佛朗機炮）已經是明軍的主要裝備之一。
很多人以為，土木堡之變后，明朝國力大幅度下降，北疆空虛，才會讓俺答汗可以長驅直入，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俺答汗之所以可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有熟悉明朝北境防線，而且對用兵布陣也很有研究的部分白蓮教徒充為向導，還幫俺答汗打造攻城器械，這樣可以使得俺答汗從明朝防守最為薄弱之處入關。
但是，這不能就說明明朝軍事力量已經下降，因為此時的明朝邊境和京師防御已經裝備了自己仿造的佛朗機炮，這是正德十六年屯門海戰(zhàn)后，明朝抗擊西方侵略取得勝利后的最大收獲。
至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機炮，謂之大將軍，發(fā)諸邊鎮(zhèn)……二十五年，總督軍務翁萬達奏所造火器，兵部試之，言：[ 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捧雷飛，俱便用。母子火獸、布地雷炮，止可夜劫營。] 御史張鐸亦進十眼銅炮，大彈發(fā)及七百步，小彈百步；四眼鐵槍，彈四百步，詔工部造。---《明史.卷九十二 》
正因為汪鋐建議大規(guī)模仿制佛郎機炮用于軍事防御后，明朝加大了火器的研發(fā)和制造，進一步加強了明軍的防御和進攻能力，這對于俺答汗來說，面對北京城的火器防御，讓其也無心強硬攻打京城。
汪郎說：
嘉靖二十九年的大明朝，即使因為皇帝朱厚熜酷愛修道，將朝政放手給首輔嚴嵩管理，但國力尚在，并沒有因為正統(tǒng)十四年的土木堡之變就一蹶不振了。
何況，土木堡之變后的百年間，明朝在景泰帝朱祁鈺、天順朱祁鎮(zhèn)自己、成化帝朱見深、弘治帝朱佑樘、正德帝朱厚照的相繼統(tǒng)治下，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恢復的，不然也不會有“成化新風”、“弘治中興”之說。
當然，此時的大明要想和洪武、永樂年間相比還是差得很遠，但還不至于被蒙古貴族打到家門口后而無還手之力。
俺答汗兵臨京師城下，對于大明君臣來說是一劑猛藥，讓嘉靖帝朱厚熜產生了嚴重的恥辱感，并要求兵部、戶部準備兵馬糧草，對俺答汗進行戰(zhàn)略報復。
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豈不怒焉？聞其歸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糧為要，卿等視兵戶二部臣知。上復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 ---《明世宗實錄.卷三百六十六》
正是有了這份羞恥心，嘉靖帝難得從修道之中清醒過來。
故而，他設置了薊遼總督，加強了北疆邊防，也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大同開了馬市，但他直到駕崩，也沒有改變對俺答汗厭惡的態(tài)度！
不過，開放馬市，打破了明朝和蒙古貴族之間的堅冰，為隆慶年間明朝冊封俺答汗，擴大互市，維護邊疆穩(wěn)定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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