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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視野放在明代崇禎朝，崇禎皇帝主要有兩個對手，一個是東北地區(qū)的后金（后改國號為清）統(tǒng)治者皇太極，一個是在中原地區(qū)反明的李自成。

農(nóng)民軍和清軍的第一次交戰(zhàn)是在崇禎帝逝后的山海關一帶，但通過觀察崇禎朝明軍與后金及農(nóng)民軍的作戰(zhàn)可知，明軍進攻農(nóng)民軍總體勝多敗少，特別是在崇禎十二年之前優(yōu)勢更為明顯，而明軍在同清軍的作戰(zhàn)中是勝少敗多，由此可以簡單地推算出崇禎朝清軍的戰(zhàn)斗力應強于農(nóng)民軍，這一點也可從清軍在三海關之役以及入關之后同農(nóng)民軍的作戰(zhàn)中窺知。

盡管后金（清）在軍事實力上強于明朝，但皇太極不具備李自成的一個優(yōu)勢，即在明朝君臣及平民眼中，皇太極是滿人，而李自成是漢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皇太極對崇禎帝的威脅主要在軍事實力，而李自成（特別是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quán)之后）對崇禎帝的威脅主要在族別上。

壹

皇太極的助攻與李自成的復興

崇禎十一年上半年，洪承疇率軍進攻農(nóng)民軍取得了空前勝績，各股農(nóng)民軍相繼被明朝擊敗，張獻忠向明朝投誠，李自成隱匿于深山峽谷之中，崇禎帝運籌攻剿農(nóng)民軍十年，終于在這個時候看到了徹底撲滅農(nóng)民起義之火的可能。到崇禎十一年八月，明朝基本擊敗了農(nóng)民軍，各股民軍“降略盡”，但崇禎帝的安穩(wěn)日中沒能過幾天，因為不久之后皇太極命滿蒙聯(lián)軍再次破長城到達明朝京畿周邊了。

崇禎十一年秋冬之時，皇太極命清軍入侵明朝京畿和山東，是在明朝胸口插上的致命“第一刀”。這一刀導致明朝原本逐步恢復的免疫系統(tǒng)再次趨于失調(diào)，免疫機能下降。當時，清軍在明朝境內(nèi)度秋、過冬、“賞春”，停留長達半年，明軍一直無法予以重創(chuàng)，因此，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崇禎帝不得不命專職負責剿滅殘余農(nóng)民軍的洪承疇率領邊軍入援京師，這為此后李自成等農(nóng)民軍勢力復興創(chuàng)造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崇禎十二年，北京、南京、河南、山東、山西都發(fā)生了災荒，張獻忠和李自成再次張起反明大旗，繼續(xù)其起義生涯。崇禎十三年，不僅北方遭遇了旱災，就連江南魚米之鄉(xiāng)浙江等地也遭遇了大旱。當時明朝境內(nèi)十分蕭條和凄慘，《崇禎實錄》記載，“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慘狀不忍細說。災荒使得大量流民加入了農(nóng)民軍。

再次反明之后的李自成發(fā)現(xiàn)，此時明軍的實力不似之前那樣強大，原因是在遙遠的遼東，皇太極正在籌劃更大的謀略，無意中成為了李自成等人的“助攻”。這一助攻對明朝來說是近于致命的，這個助攻就是清軍圍困錦州所造成的明朝同清軍的“松錦決戰(zhàn)”。崇禎帝不得不把明軍的大部分主力即九邊邊軍調(diào)往山海關外支援錦州、抵抗清軍，所以只能拼湊一些二線部隊應對李自成。明軍雖然在對農(nóng)民軍的戰(zhàn)役中獲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始終無法徹底壓服，在戰(zhàn)略上十分被動，農(nóng)民軍越來越有燎原之勢，“張獻忠、李自成、左、革諸賊等眾各數(shù)萬，獻忠狼貪肆毒，自成調(diào)度有方，左、革諸賊尤善偵走”，讓明軍大感頭痛。崇禎十五年，清軍通過松錦決戰(zhàn)，消滅了明朝最精銳的部隊，而李自成也開始了他的建政之路?！八慑\決戰(zhàn)”是清軍插在明朝胸口的第二把利刃，這一刀下來，明朝基本算是動脈出血、奄奄一息了。

李自成插畫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湖北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初步設立政權(quán)，并和謀士討論今后的發(fā)展方向，牛金星主張攻取河北，然后進攻北京，而楊承裕認為應當出兵南京，斷了明朝南北的漕運，只有來自湖廣鐘祥的謀士顧君恩認為北京和南京都不是合適的進取目標，他認為：“留京勢居下流，雖濟大事，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策又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yè)，然后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轉(zhuǎn)向京師。”這一建議得到了李自成的采納。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攻占西安，“改西安府曰長安”，于崇禎十七年元旦正式建立大順政權(quán)。相比之前李自成東奔西竄的流寇主義特點，此時的李自成已經(jīng)有與明朝爭天下的雄心，劉邦、朱元璋等人的開國事跡，激勵著他去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王朝。

崇禎帝畫像

貳

李自成的血統(tǒng)與崇禎帝的無力感

就在大順政權(quán)積極謀劃進占陜西三邊和東進之時，身在北京的崇禎帝逐漸意識到，李自成早就不是那個胸無大志、只懂擄掠的地方流寇了，而是已經(jīng)建立政權(quán)且試圖同明朝一決雌雄的強大敵手，且在李自成手下，有一幫有勇有謀的文官武將。崇禎帝此時或許會后悔崇禎十五年自己為何會將所有牌押在了遼東局勢上，以至于遼東慘敗之后全局已難以收拾。崇禎帝還明白一點，那就是一個崛起的漢人政權(quán)對自己皇位的威脅遠遠大于滿洲人建立的強大清軍。此前，滿洲人雖然多次繞道劫掠京畿，盡管明朝將士缺餉缺糧、面對的滿蒙聯(lián)軍異常強大，但總體來說，明朝將士抱著保衛(wèi)漢地、保衛(wèi)中原、保衛(wèi)家屬的決心同清軍作戰(zhàn)，打不過也要打。

投降清軍的明軍依然是少數(shù)，是支流而非主流。但是大順政權(quán)就不一樣了，李自成早年力量薄弱，一到一地就搶掠人財，對官民感召力有限，投奔他的多是因為災荒破產(chǎn)的饑民，反明也是迫于生存壓力，一旦有糧可食，便易于招撫。但是后來在牛金星的勸導下，李自成“下令嚴戢之，所過安堵，于是百姓轉(zhuǎn)相誑惑，人無斗志”，改變了行軍作風，不再是流寇做派，而是有長期治理地方的念頭，力爭與民相安。此種轉(zhuǎn)變，瓦解了部分明軍和地方紳民的抵抗欲望，地方軍民對李自成的印象和看法有所改觀。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和崇禎帝對廣大軍民的號召力有所減弱：一是大順和明朝都是漢人政權(quán)，當時漢地軍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經(jīng)常攻擊自己的滿洲人，但是對于大順這一漢人政權(quán)的抵觸并非不能改變，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投降清軍是“漢奸”，甚至要剃發(fā)易服，而投降大順則沒有這種擔憂和心理負擔。二是李自成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都是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既然朱元璋可以建立明朝，那么李自成自然也可以。三是彼時的明朝因為內(nèi)憂外患，大搞三餉加派，百姓賦稅負擔沉重，早已無法忍受，而大順政權(quán)宣傳不納糧，無異是給因饑荒和官府橫征暴斂而陷入極端貧困的百姓帶來了一絲光明和生路，與其在明朝統(tǒng)治下無以為生，不如投降大順換個活法。后來，大順軍在進軍北方時相對順利，原因便是“小民惑于不征糧、不殺人、不淫掠之偽示，日盼賊來”。

崇禎十七年四月大順政權(quán)勢力范圍

崇禎十六年，崇禎帝真正的感受到了空前的統(tǒng)治危機和無力感，這種危機感是他在面對清軍時所沒有的。清軍進攻明朝時，雖然明軍并非敵手，但是崇禎皇帝可以張起保衛(wèi)漢地、保衛(wèi)家鄉(xiāng)、維護禮教的大旗，激勵軍民協(xié)同對抗清軍，甚至可以以此為由加派賦役，讓老百姓再忍受一下苦難，但是面對忽然崛起的李自成，崇禎帝的這些大旗對很多軍民號召力有限。所以，崇禎帝最后只能用忠君思想激勵朝臣和軍民了。

崇禎十七年，崇禎帝第五次下罪己詔，這份罪己詔反映了崇禎帝在面對大順政權(quán)的競爭時，對尚未被大順占領區(qū)域百姓和軍民是否還會忠于明朝并無信心，一是崇禎帝提到“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譴責部分軍民投靠大順軍。二是提到“使民日月告兇，旱潦薦至，師旅頻仍，疫厲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即在他的統(tǒng)治下，明朝軍民生存狀況極為惡劣，明朝有失去民心的可能。三是提到“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最后不得不用忠君愛國和明朝先帝對軍民的眷愛來勉勵軍民抵抗大順。當時的明朝不僅無法讓軍民富足，甚至不能讓他們安生，這種號召力就比較有限了。

叁

周遇吉的忠君與姜瓖的叛明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出兵攻占太原之后，繼續(xù)向山西以北和以東地區(qū)進軍。此時，李自成遇見了忠于明朝的最后一個悍將，即明朝名將、總兵周遇吉。當時大順軍進攻代州，周遇吉在此堅守，“出奇奮擊，累旬日，殺賊萬余”，后來周遇吉退守寧武關抵御大順軍。寧武關長城之建，最初是用來防止蒙古軍隊繞道進攻北京的，此時成為明軍抵抗大順軍進軍的要塞堡壘，周遇吉在寧武關“悉力拒守，以大炮擊殺賊萬余人”，大順軍兩次同周遇吉交手，損失數(shù)萬人。周遇吉在山西對大順軍的重創(chuàng)，是李自成所未預料到的。李自成原本以為明地官兵多會“見風使舵”、迎風而降，而自己剛抵達山西就遭遇了嚴重損失。彼時大同鎮(zhèn)、宣府鎮(zhèn)、薊州鎮(zhèn)等邊軍尚在明朝之手，李自成對自己能否滅亡明朝、統(tǒng)一北方產(chǎn)生了懷疑，“自成集眾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后舉。”可知，經(jīng)歷寧武關血戰(zhàn)之后，李自成已有退兵之念。

寧武關

就在李自成有撤兵之念時，明朝邊鎮(zhèn)便有人送來了大禮包。彼時，姜瓖等人得知大順軍攻陷了寧武關，并不知道大順軍此后的戰(zhàn)略方向，姜瓖等人認為此時明朝已經(jīng)奄奄一息、邊軍缺兵少餉，而名將周遇吉也已戰(zhàn)歿，此刻與其等“勢不可擋”的大順軍前來進攻自己，不如自己主動歸降，給自己未來留個出路，于是暗自向大順軍投誠。彼時，李自成將撤兵，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蔭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qū)，歷大同、宣府抵居庸”。這個禮包，對明朝來說是毀滅性的。姜瓖等人的投降堅定了李自成進軍北京的決心，李自成曾感嘆：“使守關將盡若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彪m然周遇吉是李自成的勁敵，但李自成對周遇吉的氣節(jié)和指揮才干是十分認可的。

大同是明朝的九邊堅城，也是京畿屏障，清軍曾多次圍攻大同城，但屢次失利，以至于康熙朝時康熙帝還感嘆：“太宗文皇帝時，三攻大同而不拔……自古及今,難攻之城仍難攻也?！痹诮嵉热说呐浜舷?，李自成未損失太多兵力便占領了大同鎮(zhèn)和宣府鎮(zhèn)這兩個環(huán)衛(wèi)京畿的重鎮(zhèn)，明朝的京師開始暴露在大順軍的鋒芒之下。彼時，李自成已經(jīng)具有明九邊之大同、宣府、太原、固原、寧夏、甘肅、榆林，占有九邊中的七邊，而遼東也日益殘破，僅有吳三桂殘軍，明朝所依靠的九邊邊軍，大部分都不在崇禎帝之手了。

肆

人心瓦解大勢已去：崇禎帝的絕望與無助

在李自成進攻山西北部時，由于此前一些地方將領投降了大順，以壓制宦官勢力為政績的崇禎帝，開始把宦官勢力作為他最后可以信賴的群體，“命內(nèi)官監(jiān)制各鎮(zhèn)，太監(jiān)高起潛總監(jiān)關、薊、寧遠，盧惟寧總監(jiān)天津、通、德、臨清，方正化總監(jiān)真定、保定……凡邊地要害，盡設監(jiān)視。兵部奏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quán)分挐，反使督、撫借口。上不聽”。崇禎帝在軍鎮(zhèn)安插了監(jiān)督太監(jiān)，此時崇禎帝或許有些體會天啟皇帝的心境了，那就是文官武將并非都靠譜、宦官內(nèi)臣并非都不可信。只不過，崇禎帝臨時抱佛腳，廣泛安插太監(jiān)，不僅寒了文臣武將的心，也不可能讓宦官們對其立刻忠心無二。

居庸關長城

崇禎十七年三月，大順軍攻占宣府，進逼居庸關和京畿，崇禎帝才如夢初醒，著急征召各地兵馬勤王，“始棄寧遠，征遼東總兵吳三桂、總督薊遼王永吉率兵入衛(wèi)”，基本放棄了在遼東的防御。由于大順軍勢頭正盛，邊軍入援無望，城內(nèi)兵民缺少抵抗意志，部分守城官員早生迎降之念。對于這些官員來說，崇禎帝已經(jīng)不能給他們什么了，與其與崇禎帝同歸于盡，不如早日投降，還能城頭立功，在新王朝初立之時謀求一個好職位，因此，在守城明軍的配合下，彰義門被打開，大順軍由此進城攻占外城，之后又攻占了內(nèi)城，逃脫無望的崇禎帝最終自縊而亡。自此，城破君亡，明朝在名義上已經(jīng)滅亡了。

將時間快退到正統(tǒng)朝土木堡之變、嘉靖朝庚戌之變、崇禎朝乙巳之變，面對蒙古或滿洲人的攻城，明朝總能化險為夷，一大原因便是城內(nèi)君臣、軍民同心，具有保衛(wèi)國家和家室的雙重目的，而面對同樣為漢人的李自成，部分守城者猶豫了，他們希冀李自成“不搒掠巨室助餉”，他們天真的認為李自成入城對自己來說只不過是換個皇帝而已，自己的妻室和財產(chǎn)尚在，“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之后的局勢證明并非如此。

崇禎帝逝后，此后雖有南明朝廷坐守南方，然而喪失明朝精銳即九邊邊軍的南明，并無實力抵抗大舉南下的清軍。相比靖康之難時的金朝，清朝聯(lián)合了蒙古和漢人勢力，力量更為強大，而南明無法像南宋那樣建立具有權(quán)威的統(tǒng)一中央，也沒有邊軍可憑借，所以，最后只能由清軍來收拾全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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