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曾在中國游歷17年，在游歷過程中他拜見了忽必烈。
面對這位他極其崇敬的帝王，在表達崇敬之意后，馬可波羅好奇地詢問忽必烈是否也有崇拜之人。
對馬可波羅的疑問，忽必烈回答道：“堯舜之治，今可致否？”
對忽必烈而言，堯、舜這樣的君王就是他的榜樣。
堯，名放勛，作為軒轅黃帝玄孫，因大治天下在《史記》、《帝王世紀》中被列為五帝之一。
毫無疑問，在傳說中堯的地位是極為崇高的，而我國考古學者長達數(shù)十年的努力下，傳說中的堯正在走出傳說成為信史。
這一切的轉折都和2011年的那塊出土的牌坊有關。
2011年的冬天，山東菏澤的寒風還有些冷厲，但路維民的心卻火熱非常。
作為鄄城縣文物保護中心的主任，一個熱愛考古事業(yè)的從業(yè)人員，他終于等到了自己的繆斯。
對路維民而言，深埋于地底的古物便是最終極的藝術，每一塊石刻、每一片陶瓦的背后都是歷史的厚重與韻味。
掛斷電話后，路維民并未急切地趕忙離開，而是在辦公室里倚著靠椅先坐了一會兒。
作為考古負責人，多年的從業(yè)經(jīng)驗告訴他，無論他多激動，他也需要重新收拾好心緒，才能更好地領導隊伍去探尋那個深埋地下的驚喜。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這也是這些年歷史教給他的東西。
靜坐了一會兒，路維民收拾好心緒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隨即便拉開了大門向電話里告知的地方駛去。
谷林村是菏澤一個很普通的村莊，但路維民知道，今天以后，谷林村將成為考古界一個無法避開的名字。
來到谷林村后，路維民強忍激動地向同事們問詢了現(xiàn)場情況。
但當交談結束后，本來興奮至極的路維民眉頭卻深深地皺了起來。
“所以，各位覺得東西能發(fā)掘出來嗎？”
瞧著有些垂頭喪氣的隊員們，路維民面色凝重地問道。
沒人回答。
得到答案后，路維民說了聲辛苦，便讓隊員們先去休息了，作為負責人，路維民深知解決問題是他的責任。
有了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卻受限條件無法發(fā)掘，這樣的問題在考古界并不罕見，秦始皇陵也是因此而至今未進行最后開發(fā)。
這樣常見的問題能讓很多人釋懷，但路維民卻不能接受。
作為考古從業(yè)者，他有義務和責任去揭開歷史的每一分真容，他對考古的熱愛不允許他過門不入，更何況，這次的發(fā)現(xiàn)乃是關涉那位堯帝的。
堯陵牌坊，這是路維民接到隊員通知后一直在他腦海中徘徊的文字。
在這個冬天，因為當?shù)匾淮嗡綔y，他的隊員意外發(fā)現(xiàn)谷林村的地下很可能埋藏著堯陵牌坊。
那可是五帝之一的堯，那可是開創(chuàng)禪讓的第一人，那可是中華兒女的祖先，路維民絕不允許自己輕易放棄揭開堯帝面紗的一絲機會。
路維民下定了決心要將堯陵牌坊開采而出，但擺在他面前的問題也極其現(xiàn)實——發(fā)掘地地勢低洼，地理條件復雜。
一般而言，為了盡可能保護發(fā)掘地文物，考古隊都會采用探方的方式進行探索，即將考察地劃分為多個相同方塊，然后再按方塊范圍對地底泥土進行固定。
探方是最常見的考古方式，其好處也顯而易見，一是可以盡可能還原初時遺跡現(xiàn)場，二是可以避免泥土倒塌造成文物損失。
但探方這個方法在這塊地方卻行不通。
探方建立的前提是通過制作的支撐將泥土固定，但此處負責的土地結構很難滿足這樣的條件，這也是為何之前經(jīng)驗豐富的隊員們皆默不做聲的緣故。
路維民自然也知道其中的難度，但他一點也不想放棄。
深思一夜后，帶著生出的黑眼圈，路維民一臉振奮的跑出了考古營地。
看到路維民飛奔出營的背影，瞧見的隊員們都有些哀嘆。
同事多年，他們自然知道路維民對考古的熱愛，在他們看來飛奔只是路維民釋放壓力的方式。
但他們沒想到的是，路維民此舉并非為了釋放壓力，而是他已經(jīng)想到了解決辦法。
不久后，路維民回到了考古營地，與他同來的還有好幾輛特別的家伙。
當特種工程車與一系列高科技勘探發(fā)掘機器來到時，營地里的隊員們稍作思索，便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他們突然意識到，長期以來慣用的人工清理方式讓他們一不小心陷入了思維誤區(qū)。
之前他們總去思考如何自己在不破壞發(fā)掘地土地結構的情況下進行發(fā)掘，卻忘記了他們大可以挖一個更大的“探方”。
既然發(fā)掘地本身處在易垮塌進水的地方，那就干脆從更外圍處進行發(fā)掘，將發(fā)掘地圈起來，然后再一點點向內清理，將發(fā)掘地孤立出來后再進行發(fā)掘。
這方法雖然費時費力，還絕非人力所能為，但卻是一個能通過特殊機械解決困境的好方法。
過往困擾諸如三星堆等遺跡發(fā)掘的疑難，也有許多是利用新技術、新機械來進行解決的，只是他們自陷誤區(qū)，一時間居然忘記了這茬。
想清楚其中關節(jié)后，隊員們紛紛向路維民投去了贊嘆的眼光。
感受到隊員們的情緒從低沉變得興奮，作為負責人的路維民也高興了起來。
就此，堯陵石牌坊考古項目正式開始。
在利用機器探明附近情況與遺跡具體位置后，通過人機結合開采的方法，路維民考古團隊功克服了發(fā)掘環(huán)境惡劣的問題，一件一件的將深埋地底7.5米的堯陵石牌坊發(fā)掘而出。
對于堯陵石牌坊的出土，路維民很是高興。
面對鏡頭，他笑著向記者匯報了發(fā)掘成果：“一共出土了105件文物，牌坊的主要構件和附件都沒有遺漏?！?/span>
在路維民的介紹下，堯陵石牌坊厚重古韻的模樣逐漸浮現(xiàn)在人們的腦海中。
堯陵石牌坊寬度為7.6米，通高6.5米，是一個典型的四柱三間門式牌坊，常用于古時墓葬神道處。
在牌坊正間額坊上題有“榖林雲(yún)日”四個大字，一旁落款“乾隆四年蒲月谷旦立”，與清代《濮州志》堯陵古圖中所繪的“榖林雲(yún)日”牌坊一摸一樣。
在牌坊坊柱頂端刻著雌雄石犼，十分生動傳神，連石犼爪牙都刻畫的細致入微，因為全部石件都是青石質地，所以即便時隔多年，如今依舊沒有太多損壞。
對于牌坊所題的字，路維民解釋道：“榖林為地名，即牌坊所在地的名稱，云日則是指堯，這一詞專指帝王埋葬的上風上水好地方?！?/span>
接著路維民向人們解釋了榖林的由來，“當年因此地榖樹成林而得名榖林，榖樹開出的花形同谷穗因而取名榖樹，后因簡化才將'榖’改寫為'谷’。”
談到出土的堯陵牌坊，路維民還是有些興奮：“堯陵牌坊是1739年所建，距今兩百多年了?！?/span>
清朝所建？難道堯陵牌坊不該是成形于堯的時代嗎？
對于人們的疑惑，路維民笑著說道：“石牌坊確實是清代建的，但這更證實了堯陵就是在這?！?/span>
堯陵牌坊是清朝所建，還反而證實堯陵就在這？這是什么原理？
路維民的一句話讓困惑的大家更迷糊了。
在路維民接下來的解釋中，大伙才弄明白了其中緣由。
原來，堯陵因為年代久遠，其存在與所在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爭議，但在一次次古遺跡的發(fā)掘下，如今堯陵在谷林才確定了下來。
他這次發(fā)掘出的清代堯陵石牌坊確實是清代所建，卻證明了直到清代帝王也是在谷林進行的堯陵祭祀。
從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二年（公元26年）始祭谷林堯陵，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1800多年間，歷代帝王祭祀谷林堯陵未曾間斷過。
“'榖林雲(yún)日’牌坊造型古樸厚重，氣勢宏大，是古代牌坊建筑中的珍品，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科研價值，它既是堯葬谷林的重要實物證據(jù)，又為堯陵歷史研究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實物資料，很高興我有幸發(fā)掘了它?！?/span>路維民在最后總結說道。
從事考古多年，路維民自然知道考古歷程的艱辛不在于發(fā)掘的過程，而在于尋找的過程。
無數(shù)考古人因為一兩句古籍記錄和民間傳聞，便會去往高原、去往沙漠、去往邊疆無人區(qū)等等孤僻之處。
他們在無數(shù)人煙稀少處蹉跎光陰，都只是為尋找那一份可能的發(fā)現(xiàn)，去掀起歷史一絲的裙角。
即便最后他們大多數(shù)人都一無所得。
對于這次發(fā)掘，路維民覺得自己很幸運，他找到了自己追尋的東西。
雖然在以后的記錄中，人們只會知道堯陵牌坊出土于谷林 ，連他的名字都不會被提到。
但路維民對此心甘情愿，他愛的是考古，愛的是解開歷史的裙角，愛的是將揭示歷史的真容，而非其他。
在路維民看來，他只是個幸運而普通的考古工作者而已，發(fā)掘出了堯陵牌坊是他的幸運，而那些在他之前便走上探索堯陵的前輩們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路維民的介紹下，人們才知道了如今堯陵的所在到底耗費了多少考古人的心血，在探尋之路上布滿了多少荊棘。
堯陵最初的考古發(fā)現(xiàn)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
在那個時候沒有先進的勘探與發(fā)掘機器，所有的考古發(fā)現(xiàn)幾乎都是考古隊員們靠著手中的小刷子與小鑿子一點點的開采而出。
考古人與堯陵的首次相遇，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
1958年，在菏澤胡集村東，村民在挖臨濮沙河時發(fā)現(xiàn)了大面積夯土，這意味著之下存在著遺跡。
雖然村民將此事進行了上報，但是因為條件限制，考古隊員們并未對其進行開采挖掘。
在之后幾十年雖然在附近屢有發(fā)現(xiàn)，但都沒有進行正式發(fā)掘，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考古隊員們才正式對堯陵可能的遺跡進行了開采。
在那時菏澤當?shù)匚奈锕ぷ髡咴诋數(shù)卦俅伟l(fā)現(xiàn)了夯土堆積，推測其下應當有著古代遺跡，但具體年代、范圍與面積都不確定。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考古人員們對遺址進行了勘探發(fā)掘。
這次發(fā)掘卻直接讓人們嚇了一跳，因為這里的遺址乃是一座城市，光探明的城址南北殘長便有800多米，東西寬約600多米，殘存面積共約60萬平方米。
毫無疑問，一整座古代城市的發(fā)現(xiàn)是極其重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
但令人遺憾的是，因為各類因素，這次開采在探明此部分后便停滯了下來，直到2007年才重新恢復了發(fā)掘。
這處遺跡也就是堯帝曾經(jīng)生活的城市——成陽。
《水經(jīng)注》有載“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
成陽城是尋找堯帝陵遺址的一個不動的坐標，發(fā)現(xiàn)了成陽也就意味著發(fā)現(xiàn)了堯陵。
2007年春，在菏澤市歷史與考古研究所所長潘建榮的多方協(xié)調下，由菏澤市文物事物管理處和牡丹區(qū)文物管理所聯(lián)合組隊，對成陽遺址進行初步考古調查勘探。
初步勘探完成后，在次年對成陽城及堯陵遺址進行了試掘工作。
通過這次試掘，考古隊員們勘探出了更完整的成陽古跡。
成陽古城北城墻和東城墻非常完整，南城墻也探測到大部分，東墻垣長648米，南墻垣長900米，北墻垣長1084米，西面城墻未找到，考古人員懷疑為洪水沖垮。
已探測到的城墻周長為２５００米，城墻最淺處僅離地表0.3米，最深處離地表７米到８米，土質清晰，夯層明顯，如此完整的土城墻在考古歷史上極其罕見。
成陽所在雖然確定，但堯陵所在卻始終沒有確切消息，直到路維民發(fā)掘出了那塊牌坊。
從1958年到2007年，再到2011年，考古學家對堯陵的探索之旅一直在進行著。
而在路維民之后，考古學家們也沒有停止自己的腳步，一個個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都在逐步解開關于堯的歷史。
在路維民發(fā)掘出堯陵牌坊后，鄄城政府對此十分重視，次年便對堯陵牌坊進行了保護性發(fā)掘，并于2013年投資1000多萬元作為經(jīng)費，修建了通往堯陵的景觀大道等基礎設施，重現(xiàn)了堯陵的壯闊。
在之后2015年時，考古學家又在勘探中在堯陵地下發(fā)現(xiàn)了14萬平米的龍山文化遺址，于是在當年9月時對堯陵地下進行了細致勘探。
在考古勘探中，在14萬平方米的遺跡中，一份份關于歷史的珍貴土壤樣本被取出，包含有龍山文化、周代、漢代及明清時期的文化遺物，為堯葬谷林提供了科學詳實的實物證據(jù)。
之后幾年，關于堯的歷史勘探越發(fā)詳實，2017年時，曾經(jīng)未見蹤影的成陽城西墻也被發(fā)現(xiàn)，認定該城墻長1475米，就此整個成陽被發(fā)掘了出來，周長4327米，面積達1036000平方米。
在2019年時，菏澤市委副書記、鄄城縣委書記張倫表示，如今在鄄城古遺址地下經(jīng)考古勘探發(fā)現(xiàn)了17萬平米的龍山文化遺址，這是迄今為止菏澤市境內規(guī)模最大的龍山文化遺址。
毫無疑問，探索堯的歷程是艱難而漫長的，但在在一代代、一位位考古學家的前仆后繼下，堯這位傳說人物，終有一天會徹底出現(xiàn)在人們的眼前，這個過程如今還在繼續(xù)。
信息來源：
新華網(wǎng)《考古證實：堯帝陵遺址在山東菏澤》
澎湃新聞《堯陵：高聳在炎黃子孫心中的豐碑》
大眾日報《堯帝陵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