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重懲“盜賊”的法外酷刑
北宋統(tǒng)治者以重法懲治“賊盜”，不只表現(xiàn)在制定和推行重法統(tǒng)治上，還突出表現(xiàn)在對“群盜”、“妖賊”、“軍賊”等集團犯罪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刑罰手段上。從有關(guān)記載來看，北宋對“盜賊”首惡者的法外用刑，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磔刑。這是一種以分裂肢體殺人示眾的刑罰方法。此刑曾在秦朝及漢初廣泛采用，自漢景帝“罷磔曰棄市”之后不再行用。磔刑的特點是把活著的人以分裂肢體來殺死，并陳尸示眾。磔刑多在北宋中前期采用。據(jù)史籍記載，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汪端“數(shù)千人聚山澤為盜”，敗獲后“磔汪端于郎州”[5]（《宋史》卷1《太祖本紀》）；五年（967年）漢州綿竹縣民康祚反，康祚被擒后，“磔于市”[8]（《長編》卷7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又“磔李順黨八人于鳳翔市”[5]（《宋史》卷5《太宗本紀》）；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魯山縣民劉用聚徒造符讖謀作亂，……用等并磔于京城諸門”[8]（《長編》卷47咸平三年夏四月己巳）；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年），貝州妖賊平，“磔王則于都市”[5]（《宋史》卷11《仁宗本紀》）。從以上記載看，北宋中前期，磔刑主要用于謀反重罪首惡者。其后則被更殘酷的凌遲刑所代替。
（二）醢刑。這是一種把人剁成肉醬的法外極刑。此刑創(chuàng)自商末紂王時，其后不見采用，北宋則復而行之。如宋真宗朝張密學知冀州時獲一“巨盜”，“設架釘于其門，凡三日醢之”。[13]（《續(xù)湘山野錄·張秉知冀州》）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轉(zhuǎn)運使杜杞用誘降獲廣西環(huán)州賊歐希范等五十六人之后，“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14]（《巖下放言》卷下），“繪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洞中”。[7]（《宋朝事實》卷16《兵刑》）足見北宋統(tǒng)治者對人民的反抗斗爭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從以上兩個例子看，北宋的醢刑并不單獨使用，而是與活釘、磔刑、剖腹等酷刑結(jié)合使用的，這就使醢刑的殘酷程度更勝過商紂。醢刑雖然在北宋行用不多，但亦能反映出北宋鎮(zhèn)壓“盜賊”的殘酷性。
?。ㄈ┗钺?。這是一種將罪犯活活釘死的處死方法，此系前所未聞。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虔州有賊劉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為盜魁，其徒且百數(shù)。”州郡患之而不能獲。后官府用赦罪酬職的騙術(shù)使其束身歸命，結(jié)果“法定兄弟八人活釘于市。”[15]（《洛陽ｊìｎ＠④紳舊聞記》卷2《虔州記異》）又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昭宣使入內(nèi)付都知周懷政及朱能等，偽造天書，謀作亂事敗，真宗為除其黨，降詔將“劉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并活釘令眾三日訖，斷手足，具五刑處死”。[8]（《長編》卷96天禧四年九月丙辰）由此看來，北宋時的活釘刑，有時作為酷刑單獨使用，有時和其他酷刑結(jié)合使用。主要用于“謀叛”及“盜賊”等重大犯罪。此刑的出現(xiàn)，亦反映了北宋前期法外用刑的酷濫。
?。ㄋ模┮淖濉＿@是誅滅犯罪人親族的一種刑罰。夷族之刑，秦代廣泛使用，漢初因之，漢文帝廢而不除，其后時廢時用。唐無族誅之刑，但有緣坐之法。宋乃因之，并行夷族之誅。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虎捷指揮使孫進等27人，“坐黨呂翰亂伏誅，夷進族”[5]（《宋史》卷2《太祖本記》）。同年十二月，汴京張龍兒等24人“共圖不軌，事覺伏誅”，張龍兒、楊密、李丕、聶斌“皆夷族”[8]（《長編》卷7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開寶二年（969年），散指揮都知杜延進等謀反伏誅，夷其族[5]（《宋史》卷2《太祖本記》）。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秦隴州李飛雄因劫守卒據(jù)城叛，“獄成誅之，夷其三族”[16]（《折獄龜ｊｉàｎ＠⑤》卷5）。其后，夷族之刑不見行用，但連坐之法卻廣為實行。這種以有罪誅及無罪的作法，亦表現(xiàn)出北宋刑法的嚴酷。
?。ㄎ澹┝柽t。俗稱剮刑，宋代亦稱臠割。即“古瓦切剔人肌肉，置其骨也”[17]（《楊公筆錄》）。因其行刑的方法是零刀碎割人的肌膚，使犯罪人受盡痛苦而慢慢死去，所以又稱為“凌遲”?！端问罚谭ㄖ尽贩Q：“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南宋陸游在《請除凌遲刑》中也說：“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奸心聯(lián)絡，而視聽猶存。”[18]（《謂南文集》卷5《條對狀》）明代王明德說得更具體，他說：“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體無余臠，然后為之割其勢，女則幽其閉，出其臟腑，以畢其命，支分節(jié)解，俎其骨而后已。”[19]（《讀律佩ｘī＠⑥》）從以上記載看，凌遲刑實際上是古代磔刑，剔刑、宮刑、剖腹、肢解、醢刑等酷刑的綜合運用，足見其殘酷之極。
凌遲刑始于五代。作為法定刑名始見于南宋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北宋前期，凌遲仍系非法之刑，但在鎮(zhèn)壓“盜賊”的過程中，則逐步成為“國朝之極法”。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內(nèi)侍楊守珍在京東捕獲賊人后欲行凌遲，七年（1014年）御史臺亦請臠割殺人賊，八年（1015年）陜西督捕賊巡檢使楊守珍又請行凌遲，都遭到宋真宗的駁斥，并詔“捕捉盜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情理切害者奏裁”。[8]（《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已末》）說明宋真宗時是禁用凌遲刑的。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因荊湖地方殺人祭鬼，仁宗怒而降詔：“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之。”[8]（《長編》卷110天圣九年五月壬子）這是北宋首次準許使用凌遲刑。明道元年（1032年），淮南西路的廬、壽、光等州，“獲累行劫盜者六人，凌遲處死”。為此，仁宗又降詔加以限制，凡“獲劫盜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凌遲，須奏聽裁”。[8]（《長編》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戊午）景ｙòｕ＠①元年（1034年）宋仁宗又詔：“應災傷州軍捉獲強劫賊人內(nèi)，有曾殺害人命及累行劫盜，情理巨蠹者，即許凌遲處死。”[9]（《宋會要．兵》11元15）此詔進一步明確了凌遲刑的適用對象。慶歷三年（1043年）光化軍邵興領導的兵變失敗之后，仁宗又降詔：邵興及其黨“并凌遲處斬”。[8]（《長編》卷145慶歷三年十一月辛巳）自此凌遲刑開始廣泛使用。特別是宋神宗大興詔獄之后，凡因口語狂悖致罪者，皆麗于此刑。即凡是危害皇權(quán)和國家的思想言論和行為，都以凌遲刑重懲，進一步擴大了凌遲刑的適用范圍。其后的宋哲宗、宋徽宗時期，凌遲的使用更是有增無減。這種慘絕人寰的酷刑，成為北宋中后期懲治“盜賊”的主要手段。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北宋打擊“盜賊”犯罪的手段是極其殘酷的。正如錢易所言：“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皆復之”，因此說，“古之五虐之刑不酷于今矣。”[20]（《宋文ｊｉàｎ＠⑤》卷42《請除非法之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