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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代四川人口分布看張獻忠屠蜀之說的荒謬
 一從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張獻忠屠蜀

    張獻忠據(jù)有全川的時間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張獻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總兵曾英即趕走大西守將占領(lǐng)重慶,同時川南也被明將王祥楊展等人占據(jù),而川東北的山地則控制在“搖黃十三家”等土匪武裝的手中。此時的大西政權(quán)控制地區(qū)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北地區(qū),據(jù)楊濟堃先生考證在當時四川管轄的“府十一,直隸州六,宣撫司一,安撫司一,屬州十五,縣百十一,長官司十六”廣大區(qū)域里,大西政權(quán)所控制的僅有“三府,四直隸州,五屬州和三十六縣”(1)。《蜀碧》《后鑒錄》所記載張獻忠種種駭人聽聞的屠殺行為恰好發(fā)生在1645年春之后,這樣就必不可免的產(chǎn)生了矛盾:就算這些記載是真的,那也只能說張獻忠屠殺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為了自圓其說,古今持張獻忠屠蜀觀點的論者只好如此解釋:明代川西的人口遠大于川東,所以張獻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實真的如此嗎?宋代時四川人口分布為:成都府路戶258萬口742萬;潼川府路戶85萬口263萬;利州路戶37萬口76萬;夔州路戶38萬口113萬(2)。很明顯此時川東(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區(qū))人口遠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軍的入侵卻打破了這一局面,川西被嚴重破壞,大量人口被屠殺。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改變:成都路戶3。2萬口21。5萬;廣元路戶1。6萬口9。6萬;重慶路戶2。2萬口9。3萬;夔州路戶2萬口9。9萬(3)。從口數(shù)上看川西川東比約為3:2,而從戶數(shù)上看則是1:0。875,考慮到川東的戶口比(1;4)遠小于川西的戶口比(1:7)的不正常,此時川東川西人口分布已趨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據(jù)蜀時定都于重慶,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據(jù)川者一樣定都成都就說明了這一點。明季四川省各府,州,縣田糧征額數(shù)字,成都府三十一州縣,田糧是一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慶府二十州縣五司,則有三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4)。所以川西的人口損耗絕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滅絕。張獻忠死時,據(jù)有川南的明將楊展有兵數(shù)萬,并自稱有民“數(shù)百萬”(5);據(jù)有川東的曾英竟擁兵二十余萬(6);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簡陽地區(qū)(7)資陽地區(qū)(8)崇慶州(9)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這說明盡管張獻忠鎮(zhèn)壓反抗者時有過一些燒殺的行為,但并未造成毀滅性的結(jié)果。如果張獻忠不是屠蜀真兇,那么康熙24年時四川人口陡減至“一萬八千零九十丁”(10)的慘劇又是誰造成的呢?

    二對毛奇齡謊言的分析

    在各種各樣記載張獻忠屠蜀的史料中,最離奇最聳人聽聞的莫過于毛奇齡《后鑒錄》中所謂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鳳山至南北桐子園綿亙七十余里,尸積若丘山。其婦不勝殺,則引絙而批于水。歲丙戍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余萬,女八千八百余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余萬,殺女八千八百余萬;定北七千六百余萬,女九千四百余萬。獻忠自領(lǐng)者為御府老營,其數(shù)自計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齡所記錄的四路屠蜀的數(shù)字相加被屠殺的人口竟接近7億,這是任何一個具備基本常識的人都無法接受的數(shù)字。其后彭遵泗在寫《蜀碧》時,雖然將種種有關(guān)張獻忠屠蜀的不可靠的傳聞都收錄進來,但對毛奇齡的這段材料卻不敢采用。作為一個在清初享有極高聲譽的學(xué)者,毛奇齡為何要編造如此拙劣的謊言?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明史·張獻忠傳》竟照抄了這段謊言“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shù)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chuàng)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比欢瑯邮沁@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卻白紙黑字的記錄著“萬歷六年,(四川)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這不是典型的掩耳盜鈴嗎?明史被史學(xué)界一致公認為“良史”,清史學(xué)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為何這些明史的編撰者會將毛奇齡這種拙劣的謊言照抄,難道他們的見識連常人都不如嗎?有學(xué)者曾認為這是地主階級文人對農(nóng)民起義的仇恨使然,但同樣是《明史》對于李自成水淹開封的處理卻截然不同:崇禎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圍攻開封,明河南巡撫高明衡等人試圖水淹農(nóng)民軍,結(jié)果造成開封被洪水淹沒上百萬人喪生。當時的不少史料都將責任全部推給李自成,但明史的編撰者對這一事件的描述卻比較實事求是:“(孫傳庭軍)未至,名衡等議決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決,聲如雷,潰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注渦水。城中百萬戶皆沒,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保?1),如果說地主階級文人對農(nóng)民起義有仇恨,但為何要這樣厚此薄彼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屠蜀謠言的編造是滿請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贓張獻忠以掩蓋清軍在四川的屠殺行徑。據(jù)孫次舟先生考證,毛奇齡編造屠蜀謊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館擔任撰修官期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四著錄《后鑒錄》七卷說:“皆記有明一代盜賊之事,蓋亦明史擬稿之所余也。(12)”清楚的點明了這一關(guān)系。

   三在四川的屠殺行為

    如同指使毛奇齡編造謊言一樣,滿清統(tǒng)治者對于自己屠殺川民的種種殘暴行徑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還有不少人堅信四川人口的損耗與滿請無關(guān)。好在文字獄雖然嚴酷,但百密難免一疏,透過那些被滿清竄改過史料中的蛛絲馬跡,我們?nèi)阅芨惺艿侥欠菅取?/p>

    總的說來滿清在四川大規(guī)模的破壞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順治三年肅親王豪格領(lǐng)兵入川鎮(zhèn)壓張獻忠的大西軍及南明各地方武裝。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將劉進忠的引導(dǎo)下,于西充襲殺張獻忠。有關(guān)張獻忠被襲殺后清軍的行動,王先謙在《東華錄》如是記載“復(fù)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余處,斬首數(shù)萬級”,依據(jù)這則史料多數(shù)治史者認為清軍殺的“數(shù)萬級”都是大西將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卻有不同的記載:“抵西充,大破之,豪格親射獻忠,殪,平其壘百三十馀所,斬首數(shù)萬級?!保?3),表面上看兩則史料并無太大不同,區(qū)別只是《東華錄》中說清軍“破賊營一百三十余處”而《清史稿》中則是“平其壘百三十馀所”。但仔細分析其中卻大有玄機:張獻忠是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被清軍偷襲,而且張獻忠率軍北上地是陜西,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識的針對清軍修筑大量的堡壘和清軍打陣地戰(zhàn)。按照《清史稿》的記載,清軍平的“壘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軍隊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與張獻忠對抗的鄉(xiāng)紳地主所領(lǐng)導(dǎo)的堡壘。清軍為何要進攻這些堡壘?主要原因是糧食,張獻忠放棄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戰(zhàn)亂災(zāi)荒而缺糧,入川的清軍同樣面臨這一問題,那些堡壘里恰恰著大量的糧食。這一點從清軍在簡陽地區(qū)的擄掠可以得到印證“將地方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薄绊^子將彭玉峰燒得叫喚,竟燒死?!保?4)直到順治七年,清軍在川北進攻民寨打糧時還是如此殘酷“上寨斬殺逆賊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無數(shù),……所獲婦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賞有功?!保?5)

    清軍打敗大西軍后,即將主力調(diào)到川東與“搖黃”武裝和南明殘軍作戰(zhàn),“四年八月,遵義、夔州、茂州、榮昌、隆昌、富順、內(nèi)江、寶陽諸郡縣悉定。”(16),如前所述川東并沒有受到所謂張獻忠“屠蜀”的影響,社會經(jīng)濟狀況遠較川西為優(yōu),然而在這次清軍與“搖黃”武裝和南明殘軍作戰(zhàn)之后,這里卻發(fā)生了巨變。十年后當吳三桂率軍從保寧向重慶進軍是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景象:“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雖鄉(xiāng)導(dǎo)莫知所從。惟描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17)。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糧荒,順治四年底清軍不得不放棄大部分控制區(qū)向保寧集結(jié),在撤退過程中清軍竟大開殺戒“十一月,(南明軍)遂復(fù)成都。清將梁一訓(xùn)驅(qū)殘民數(shù)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18)而其后清軍在與南明軍的長期相持拉鋸中也常常使用類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動大兵剿之,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19)

    康熙三年清軍鎮(zhèn)壓夔東十三家義軍是對川民的第二次大規(guī)模殺戮。夔東十三家義軍大多是原大順軍余部,自順治八年離開廣西后在川東鄂西建立一塊穩(wěn)固的根據(jù)地。義軍領(lǐng)袖們在根據(jù)地內(nèi)“招徠撫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賦而民減租,革鹽法之弊而稅課豁?!保?0使以夔州為中心的社會經(jīng)濟得到恢復(fù),人民安居樂業(yè)。比起四川其他地區(qū),夔東一帶稱得上是一塊“樂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萬清軍的會剿改變了這一切,清軍在擊敗起義軍后,竟采取類似后來日軍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掃穴無遺類”(21。事后四川總督李國英上疏說“數(shù)萬巨寇,……無一漏網(wǎng)”(22。在這些屠夫們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無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亂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難。先是吳三桂軍攻入四川大肆破壞,如譚宏部“宏兵絡(luò)繹不絕,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靈涂炭,怨聲滿路?!保?3)又如何德部“征調(diào)煩苛,怨愁之氣,釀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眾。”(24)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軍的入川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難。清軍入川時即遇到了極大的糧食困難,主將趙良棟,王進寶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這時被很多人稱為“仁君”的玄燁卻下了一道“就地打糧”的上諭:“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于所復(fù)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谷,悉行察收?!保?5)實際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軍,可以搜掠財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燁的縱容,入川的清軍便更加肆無忌憚的搶掠財物屠殺川民。據(jù)康熙十九年富順新任縣令錢紹隆《詳請禁病害文》中所載:“……路無行人,道惟荊棘,空城不閉,……里甲胥役具皆潛逃不知去向。職隨出告示招撫,無如一路逃兵來牽宰耕牛,攫取雞豚,稻米豆谷,悉皆拋散……即至極幽極深之地,無處不到。如相近內(nèi)江一路,……兵丁經(jīng)過,沿村擾害,人民盡逃。近瀘州一路,……兵丁駕船搶掠,……一路人見此輩帶刀前來,無不骨拆心驚魂膽俱喪也。又瀘州,富順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間,庶幾可持無恐。無如兵之所過,遍山搜尋。其婦女望見驚走,媳棄其姑,母棄其子,童稚不能相隨者棄置山谷,越日走視,為虎所傷而死?!▼D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經(jīng)月不收……此皆歷有地方,姓名可考?!磷粤骶粠У胤剑R往來日于此焉托處,其灶民皆遁。至威遠,榮縣數(shù)十里之外,床幾悉為火薪,稻谷罄于馬料,灶民停煎者蓋五月矣。種種毒害,慘目傷心,莫可名狀?!?/p>

  這場浩劫一直持續(xù)到二十年還未停止,清軍“敗兵奔駐雅州,名山兩地,民間谷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人民無依,悉赴川西謀生?!保?7)這對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損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統(tǒng)計四川人口降到只“一萬八千零九十丁”這一歷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張獻忠“屠蜀”對四川造成的破壞是有限的,清軍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萬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禍首,也正是為了掩蓋這一罪惡,滿請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編造種種謊言,將責任全部推給張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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