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長永，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李昭婧，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生。
來源：《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節(jié)選自《再審程序視野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證研究——基于426件再審案件的分析》一文，注釋從略；本推文題目為法官隔壁所加，紅色字體為法官隔壁標注。
實證研究顯示,大多數(shù)認罪認罰案件的再審是因量刑問題而啟動,而且大部分量刑錯誤為常見多發(fā)性犯罪量刑方面的一般錯誤,主要體現(xiàn)為兩方面:一是從啟動再審的理由看,在事實認定方面, 僅因遺漏量刑情節(jié)(前科、累犯、緩刑考驗期內再犯)而啟動再審的案件數(shù)就高達125件,占認罪認罰再審案件數(shù)的 29.3%;在法律適用方面,因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適用錯誤、罰金刑適用錯誤、未宣告禁止令和從業(yè)禁止、援引新舊法條錯誤、未處置涉案財物、刑期折抵錯誤而啟動再審的案件數(shù)為197件,占認罪認罰再審案件數(shù)的 46.2%。二是從再審罪名分布看,位列前三位的是危險駕駛罪、盜竊罪和毒品類犯罪,這些案件中大部分案件并不涉及復雜的事實、情節(jié)。從理論上講,對于常見犯罪,辦案人員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非常熟悉,加之這些案件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后,控辯雙方對定罪與否基本沒有爭議,被追訴人的對抗性明顯降低,辦案人員將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量刑情節(jié)“精雕細琢”,但在實踐中,認罪認罰簡易案件的一般量刑錯誤仍時有出現(xiàn)。根據(jù)《指導意見》第5條規(guī)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適用罪名和可能判處刑罰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不能因罪輕、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的機會。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比例相對較低。從再審情況來看,重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一旦因“量刑情節(jié)認定錯誤”導致量刑不當,便易形成巨大的量刑差。本研究涉及的重罪案件雖然只有52件,但再審后的量刑與原判量刑相差超過三年的就有18件,占比高達34.6%。例如,在符某某盜竊案中,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五萬元,再審后以被告人具有入戶盜竊等情節(jié)為由,改判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五萬元。這不僅與基于控辯合意產生的量刑建議相沖突,而且影響被告人在監(jiān)獄內的改造考核和下一步的減刑間隔期,從而可能損害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指導意見》第2條、第3條規(guī)定,法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該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證據(jù)裁判原則。但從再審案件的相關數(shù)據(jù)來看,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法官很有可能會放松對量刑事實或適用法律的審查,從而損害實體公正,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從量刑建議方面看,因量刑建議錯誤導致量刑判決錯誤的案件占比較高。在進入再審程序的認罪認罰案件中,原一審中檢察機關提出明確量刑建議的有112件,其中人民法院采納量刑建議導致量刑錯誤的有76件,占比高達 67.9%。其錯誤類型主要包括遺漏量刑情節(jié)、附加刑適用錯誤、未宣告禁止令等。不難發(fā)現(xiàn),如果法官過于依賴量刑建議,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時未審慎把關,除量刑建議明顯不當?shù)那樾沃?一些事實認定或適用法律錯誤可能會直接影響人民法院的判決。二是從原審程序看,獨任法官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進入再審的比例偏高。在適用速裁程序和簡易程序獨任庭審理的102件案件中,有70件是因遺漏量刑情節(jié)、簡單的法律適用錯誤而啟動再審,占獨任法官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的68.6%。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216條和第222條的規(guī)定,獨任法官審理的案件均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認罪案件或者認罪認罰案件。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情況下, 法庭審理程序從簡從快,法律對審理期限有更加嚴格的要求,一些基層人民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 由此,可能存在辦案質量不高的情形。例如,在潘某某故意傷害案中,量刑建議為有期徒刑六個月至一年、適用緩刑,原審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八個月,而該判決違反了有期徒刑緩刑考驗期不能少于一年的規(guī)定。諸如此類的法律適用錯誤還有一些,例如罰金刑數(shù)額計算錯誤、刑期折抵錯誤等,占人民法院啟動再審數(shù)的 37.2%。正因為一審法官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證據(jù)裁判原則時存在一些不足,使得認罪認罰案件的一審判決出現(xiàn)了一些錯誤,以至于人民法院需要在判決生效后通過再審加以糾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與非認罪認罰案件相比,認罪認罰案件中由人民法院啟動再審的比例明顯偏高,2019年至2021年的占比分別為 63.3%、69.9%、65.7%。由此可見,雖然通過再審使得此類案件的實體正確性得到了最終的保障, 但訴訟效率價值和司法公信力反而受到了損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基本價值取向是通過對自愿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寬處理,在更高層次上實現(xiàn)刑事司法公正和效率相統(tǒng)一,該制度能否得到公正實施,既取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自愿認罪認罰,又取決于公安司法機關是否依法落實從寬處理的政策。公安司法機關能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護對于保障被追訴人自愿認罪認罰以及獲得從寬處罰至關重要。然而筆者考察發(fā)現(xiàn),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對被追訴人的程序保障卻存在不足,這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法律幫助效果有限,不足以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和合法性。無論是樣本案例還是現(xiàn)場調研均表明,認罪認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律師的很少,絕大多數(sh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通過值班律師獲得有限的法律幫助。司法實踐中,值班律師的作用僅限于見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幫助,這對于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和合法性顯然是不夠的。其二,被追訴人認罪認罰時所期待的從寬處罰“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認罪認罰只是基礎,從寬處理才是關鍵。從寬處理在審判階段表現(xiàn)為檢察機關的從寬量刑建議以及人民法院量刑裁判上的從寬處罰,這既是被追訴人認罪認罰時合理期待的正當權益,也是落實從寬政策的需要。然而,在本研究涉及的426件再審案件中,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多達336件,占 78.9%,其中由人民法院啟動再審的有215件(64%),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啟動再審的有121件(36%),最終導致308件案件的被告人被改判加刑,占進入再審程序的認罪認罰案件的72.3%。換言之,在人民法院根據(jù)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議依法作出生效判決之后,無論是檢察機關還是人民法院,都可以啟動再審,部分再審案件的判決存在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被加重處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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