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朱棣進入南京城后看見的是熊熊大火，建文皇帝的結局究竟如何已經不再重要，明朝的文官們試圖改造中樞的努力只能是以失敗而告終。明王朝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重回洪武之治的軌道。
朱棣
建文帝失敗的原因不是由于燕王朱棣多么睿智，也不是由于燕軍戰(zhàn)斗力多么強，而是由于建文帝手中掌握的資源太少，無人愿意幫助他平叛。雖然李景隆、盛庸帶兵平叛，但他們更多的是出于道義上的幫助，真正對建文帝忠心耿耿的大約便是那幫文臣。
朱允炆
從持續(xù)四年的內戰(zhàn)可以看出，建文帝能夠調動的也就是李景隆和后來盛庸率領的那支軍隊。當朱棣的一支孤軍從北平南下的時候，竟然沒有一支勤王之師前來攔截，這就說明這些將領都在隔岸觀火。
李景隆
所以削藩先削誰，后削誰已經不重要了，復古不復古已經不重要了，井田制究竟要不要恢復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對于一個繼任者來說如何快速地掌握兵權，讓各地的駐軍統(tǒng)帥忠于自己。建文帝一系列的政策失誤最終葬送了自己。
建文帝的削藩跟漢景帝的削藩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在形勢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受到文臣的蠱惑，但漢景帝手中掌握的資源要比建文帝多得多。漢景帝有梁王做屏藩，有周亞夫、李廣等平叛大將。建文帝跟漢景帝在削藩前后的態(tài)度也驚人地相似，先是銳意削之，待天下突變又優(yōu)柔寡斷?？梢哉f這兩位皇帝時而積極，時而消極。
建文帝削藩，朱棣反
封藩跟儒家的禮治是相抵觸的。儒家奉行干涉主義，主張通過維護君主的權威來實現(xiàn)干涉主義，而藩王制度恰恰影響到了儒家的干涉主義。這也是漢明兩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辟Z誼的《治安策》深刻地論述了這種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潛伏的末日危機。
不光如此，蘇軾也針對削藩問題發(fā)表了一番議論。蘇軾在《晁錯論》的開篇提到世上最難辦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卻埋藏著隱患，實際上就是指封藩。接下來蘇軾指出，要想成功地削藩必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第一，要把削藩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對敵我雙方的力量進行科學評價，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帶來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講究循序漸進。蘇軾在提出這三個條件的基礎上也點明漢代的晁錯是不適合做這件事情的人。
蘇軾
建文帝在沒有掌握軍權的情況下過急過快地削藩，是建文皇帝失敗的根本原因。無論你承認不承認，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種局面的責任在建文帝而不在朱棣。雖然建文皇帝失敗了，但建文帝的仁政、禮治在明初的政壇上留下一抹余暉。這對朱棣日后的施政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建文帝
雖然朱棣取得了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但他依然糾結。他糾結的是如何對建文皇帝定位的問題。在明代實錄中，建文皇帝被定義為一個昏聵、殘害手足、不遵循洪武皇帝遺愿的人——建文皇帝篡奪了本應該屬于永樂皇帝的皇位。如此一來，朱棣的靖難之役似乎名正言順。光有這些還不夠，建文時代大多數(shù)文獻被焚毀，以至于今人研究建文一代的歷史是那么艱難。雖然沒有過多的史料對建文皇帝進行描述，但我們透過歷史的脈絡依然可以看到一個溫文而又殘酷、意志決絕而又步履維艱的皇帝孑然的落寞。
朱棣
永樂皇帝開始不遺余力地展示他的正統(tǒng)性。他開始重新修建大報恩寺，這確實有欲蓋彌彰之嫌。朱棣對此也很清楚，他要的就是堵天下悠悠眾口。不光如此，更加殘酷的還在后面，讓我們還是回到南京城破的最初階段。
大報恩寺
南京城破在文人心目中不亞于一場改朝換代。對于一些人來說，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城破，跟弘光元年（1645年）的南京城破沒有任何區(qū)別。的確如此，在那個年代，為此殉節(jié)的大有人在，甚至有跟此事無關的農民投身水中。在他們心目中，那個好皇帝不見了；在文人心中，他們的那個政治夢想破滅了，在南京城熊熊的大火中無情地破滅了。
洪武皇帝雖然沒有給他的孫子留下一幫武將，但是留下了一幫錚錚鐵骨的文臣。這批文臣不僅是明帝國最后的絕唱，更結束了中國古典意義上的士大夫精神，此后的士大夫們從氣質上來說都跟前代不同。這場政治變動在士大夫的眼中絲毫不亞于宋元兩朝的滅亡，他們心目中的那個明王朝的確已經滅亡了。
黃子澄、方孝孺、
很快，明王朝歷史上最震撼的事情發(fā)生了：這批儒生要么被處死，要么自殺殉節(jié)。朱棣不知道這些大儒是整個民族的靈魂，大儒殺之不祥。在洪武的那個恐怖年代，朱元璋也對這些大儒禮敬有加。雖然悲劇發(fā)生了，但這些儒生在國初的舞臺上進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他們終于有機會來詮釋心中的理想與信念。
無論朱棣如何地遮掩，如何地粉飾，他都逃不過一個“篡”字。華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正統(tǒng)，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度需要的不是英明睿智的領袖，而是能夠保持穩(wěn)定的傳承秩序。如今的永樂皇帝卻打破了這種秩序。面對儒生的反對，他沒有像他的后世子孫萬歷皇帝那樣消極應對，而是以鐵血的政策來鎮(zhèn)壓。
朱棣
《禮記·檀弓下》有記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壁叾妥臃佑陂T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弊佑螁栔T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這是《禮記·檀弓下》中的記載，意思是公儀仲子的長子逝世，仲子不立其孫而立其另一個兒子。檀弓就此問伯子，伯子拿文王和微子來舉例證明仲子的決策是正確的。但孔子卻說出截然相反的觀點，那就是立孫乃是符合正統(tǒng)的決策。
《禮記》乃儒家十三經之一，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對于在嫡長子不在的情況下立嫡孫問題給予了明確答復。
朱棣的行為有違華夏正統(tǒng)，它只能在帝國的運行中偶爾為之。這種行為不可以成為國家政治運行的常態(tài)，一旦成為常態(tài)只會讓國家陷入無休止的紛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