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中國文化的晴雨表》

[日]大木康著 田訪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作者：劉奈

　　唐代在編撰《隋書·經(jīng)籍志》時，將唐初收藏于宮中的書籍大致分為經(jīng)、史、子、集和佛經(jīng)、道經(jīng)，一般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圖書分類法就是自《隋書·經(jīng)籍志》后形成的?！端鍟そ?jīng)籍志》中排在史部最開頭的書目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這兩部史書開啟了中國歷史記載的模式范本，在日本學者大木康的眼中，《史記》和《漢書》就像相撲中的東、西兩位橫綱，永遠代表著這一領域的最高峰，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二者只有東橫綱和西橫綱的差別。至于說《史記》和《漢書》哪一個是東橫綱？這與中國不同時代的學術(shù)思潮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通過對此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國各個時期的文化氛圍。

　　日本學者大木康就《史記》與《漢書》背后的差異以及在歷史上各個時代所代表的文化思潮進行深入研究?！丁词酚洝蹬c〈漢書〉中國文化的晴雨表》正是在二者的比較中展開中國史學文化的發(fā)展。在日本這兩本著作雖然都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經(jīng)典作品，但是與中國一樣，《史記》的光芒遠遠蓋過《漢書》。這兩部書在比較中究竟給中國文化、中國史學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學者大木康通過在歷史的時間軸上的兩者互相比較，探索兩部作品在兩國評價中的共性。

　　《史記》與《漢書》最大的不同還要從它們的根本性質(zhì)上來看——一個是通史著作，一個是斷代史著作。司馬遷的《史記》記錄了上古到漢武帝統(tǒng)治時期的歷史，而《漢書》本來也是沿著這個思路，想寫《史記》之后到當下的歷史。不過，班彪續(xù)寫《史記》的想法并沒有被兒子班固繼承，班固則以另一種思路，書寫了西漢一個朝代的歷史。編輯思路的改變也導致了看待歷史方式的巨大分歧。對于通史的《史記》來說，無論是項羽還是呂后，不一定非得是帝王才能被寫進本紀中，只要是一個時代脈動的中心人物就能夠收入進本紀中。而《漢書》作為斷代史，能夠進入本紀的只有本王朝的皇帝，只有皇帝的存在才能證實朝代的延續(xù)，因此皇帝在斷代史中成為了本位，這讓歷史的視角和價值發(fā)生了很大的轉(zhuǎn)變。

　　司馬遷的《史記》記述了各個王朝的興衰，在各種事跡中講述歷史循環(huán)的規(guī)律，同時也預示著現(xiàn)在生活的朝代也會走向滅亡的可能，這種以史為鑒的價值核心讓《史記》不僅僅是一本人物事跡簿，更是一本中國人政治智慧的經(jīng)典集。因為是通史題材，寫作者需要站在更高的維度寫作，大木康覺得這像是上帝視角，能夠跨越自己的立場全面式地看待問題。而《漢書》的寫作者班固生活于東漢時期，與后世下一個朝代寫上一個朝代的歷史不一樣，政權(quán)還是在劉氏漢朝手中，對于見證過光武中興的班固來說，漢王朝的地位不能被動搖。所以，班固書寫《漢書》的視角則是出自于現(xiàn)實，以漢王朝的人間視角來書寫的。并不會像《史記》那樣去更多的探索歷史的規(guī)律、王朝核心問題以及價值流變等等問題。

　　另外后世除了從史書書寫的角度對兩者進行判斷以外，還從兩者的文章上進行比對。駢文與古文的對比也左右了后世文學家們對兩本史書的評價。比如在駢文盛行的年代，東漢至六朝、唐初，《漢書》明顯居于上風，士林學子大多喜歡《漢書》而不喜歡《史記》。然而自中晚唐的古文運動興起開始，《史記》的評價則越來越高。書中大木康以當時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為時間軸，韓愈以前《漢書》評價高，韓愈之后《史記》評價高。

　　韓愈所處的時代，舊貴族勢力的影響逐漸式微，新興寒族官僚階級正在崛起中，韓愈以“不平則鳴”這一文學口號，激勵著寒族士子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下奮進考取功名，其中司馬遷在精神、肉體雙重折磨中寫就的《史記》則被韓愈作為事例激勵著學子們。駢文作為一種貴族文學的代表，在韓愈的時代成為了新興階層的阻力，韓愈以抬高《史記》的價值來對抗貴族式的駢文，期望打破貴族對于政治、官僚的壟斷，這種“不平文學”的代表就是《史記》。

　　到了宋代，門閥貴族勢力再也成不了氣候，通過科舉上來的寒族士人掌握了官僚階層的話語權(quán)。韓愈作為寒族士子抗爭門閥貴族的先驅(qū)而被士人稱頌，加上后繼者歐陽修等人的古文運動的盛行，當年為韓愈所盛贊的《史記》，地位也逐漸確立起來。隨之而來的則是對《漢書》的嚴重批判，南宋初期的著名史學家鄭樵，仿照《史記》通史的寫法，寫作了《通志》一書。在《通志·總序》中他一邊贊賞《史記》，一邊責備《漢書》，甚至說司馬遷與班固，就像龍與豬那樣不可比擬。從寫作上責備班固剽竊《史記》中的內(nèi)容，幾乎沒有自己寫作的部分；從體例上說《漢書》所代表的斷代史，雖說是一個朝代史，但是制度基本上都是從前朝繼承下來的，僅僅只是記錄沒有什么意義。還有人物，有些人前朝是叛臣，到了本朝就是忠臣了，這種站在王朝角度上對人物進行的評價大有問題。還有類似宋人倪思寫的《班馬異同》，則是直接把《史記》與《漢書》做比較，將其中共同記述的內(nèi)容拉出來做對照。整體來看，在宋代《史記》的地位得以確立，但《漢書》則有些貶抑過甚。

　　明代則將《史記》與《漢書》的對比變換了一個賽道，開始有了將兩部作品視為文學作品看待的傾向。這讓此前圍繞著兩部作品歷史觀、體裁等方面的爭論逐漸淡去，重新尋找到了兩部作品在史學之外的價值。尤其是對于《史記》的模仿，催生了明代通俗小說的發(fā)達，《史記》中透露出的激烈的情感，是明代人所追求的對象，明代很多半虛構(gòu)小說就是在學習與模仿中誕生的。

　　《史記》與《漢書》都是優(yōu)秀的歷史作品，無論歷史上曾有過怎樣的爭議，這兩部著作中蘊藏著不同的價值。中國歷史記載的這兩種潮流從古至今未曾變化過，正是這兩部著作印證了中國獨有的史學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