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思明

　　電視劇《暴風驟雨》改編自著名當代作家周立波的同名長篇小說。紅色經(jīng)典小說《暴風驟雨》是新中國最早以土地改革為題材的優(yōu)秀作品之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獨特的個人風格。小說發(fā)表后風靡全國，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曾榮獲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

　　小說《暴風驟雨》講述了1946年到1947年間，東北某村進行土地改革的過程。以蕭祥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進駐松花江畔的元茂屯，發(fā)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nóng)民展開對惡霸地主韓老六的斗爭。韓老六被處決后，他的弟弟韓老七帶領土匪武裝進屯，進行反攻倒算，企圖扼殺新生政權。在工作隊的領導下，以趙玉林、郭全海為代表的農(nóng)民群眾斗垮了陰險狡猾的地主杜善人。最后，趙玉林在追擊土匪韓老七的過程中不幸犧牲，郭全海報名參軍踏上解放全中國的新征程。

　　趙玉林是周立波在原著小說《暴風驟雨》中著力塑造的主人公，是個老實忠厚的貧苦農(nóng)民，有寧折不彎的硬骨頭性格。土改工作隊到了元茂屯后，他在工作隊同志的啟發(fā)幫助下很快覺悟，與地主階級勢不兩立，在與惡霸地主韓老六的斗爭中，表現(xiàn)得非常勇敢，沒有絲毫猶豫和膽怯。在分配土改勝利果實時，他被評為一等一級，但只領取了三等三級的物資?？梢哉f，小說中趙玉林具有強烈的性格魅力和人格感染力，作者對人物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然而，電視劇《暴風驟雨》中的趙玉林與小說中的趙玉林大相徑庭，是一個“桀驁不馴、潑皮頑劣、性格倔犟的人物”，在青年演員張若昀的演繹下，匪里匪氣、痞里痞氣、吊兒郎當。在電視劇中，趙玉林完全沒有了小說里樸實、憨厚、窮困、壓抑的狀態(tài)，而是整天快活無憂，除了衣服上的幾塊補丁外，絲毫看不出是一個缺衣少食的窮人模樣，也不見辛勤勞作的場面。甚至這個在小說中窮困潦倒、苦大仇深、有妻有兒的憨厚農(nóng)民，在電視劇中居然整日糾纏于三角戀。如此編劇，實在匪夷所思。電視劇將文學名著作品中的一號正面人物，塑造得如此不嚴肅、不真實，甚至抹上了一層灰色，缺乏思想和美學的價值。

　　此外，電視劇《暴風驟雨》還更改了小說的故事框架，將故事背景前移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加入了不少與日本侵略者交鋒的情節(jié)。對故事框架的隨意改動，無論藝術審美考量，還是思想價值分析，似乎都并未增加任何實質性的意義，無非是注入更多水分，拉長電視劇的長度，使之體量達到50集而已。這樣的行為，不僅暴露了主創(chuàng)偷懶、缺乏創(chuàng)意，還暴露出對原著的褻瀆與隨意。究其原因，無非是市場法則牽引，與藝術價值建構無關。

　　電視劇《暴風驟雨》中戲說、褻瀆靈魂人物和隨意改變故事年代背景的硬傷，并非個例，“戲不夠，情來湊”似乎已經(jīng)成為編劇們的法寶。在改編中加入情感戲碼本無可厚非，可在改編經(jīng)典紅色作品時融入“三角戀”的情節(jié)元素，不僅褻瀆了影響幾代人的經(jīng)典作品，更褻瀆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名著改編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老話題。名著是人類文化的瑰寶，是不會衰朽的“活招牌”，名改編當然不該成為“雷區(qū)”。如何把握名著的思想內核、故事精髓、人物個性，使之在新的藝術形式轉換中獲得新的生命，可謂是名著改編影視的關鍵所在。對于名著《暴風驟雨》的主人公形象，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趙玉林，但在影視化過程中，當主創(chuàng)將趙玉林用影像演繹出來時，在人物形象、個性特征、思想內核、精神氣質和文化內涵上，都應忠于原著，甚至超越原著，而不應與原著差異過大。

　　總之，文學名著改編應遵循“經(jīng)典正說”原則，要努力保留和傳遞名著的思想價值、美學價值、精神氣質和文化內涵。名著改編首先應忠實于原著，但忠實于原著并非意味著機械照搬，改編者要在真正吃透原著核心主題、藝術精華基礎上有所深化和發(fā)展，精心處理好改編作品與原著在內容、形式、思想等方面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關系。編、導、演要按照影視劇創(chuàng)作的藝術法則，對原著進行必要的整合與擇取，體現(xiàn)出改編者的思想見地與審美獨創(chuàng)，從而創(chuàng)造出不負原著的優(yōu)質影像藝術作品。（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