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濤（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最近幾年，“數字”成了一個令人著迷的修飾語，“數字藝術”“數字人文”等概念不一而足。有學者認為，學術界正在經歷一場“數字轉向”。
一
“數字轉向”對歷史學的影響，已從很多側面體現(xiàn)出來，如區(qū)域國別史研究的專題數據庫越來越多，在線歷史文獻的獲取越來越便捷等。在我國史學界，中國史領域關于“數字人文”的探討已經熱鬧非凡，世界史學界則稍顯平靜。與此同時，國際史學界無論在對數字技術的關注度，還是在扎實的研究成果方面，都有著不凡的表現(xiàn)。歷史學門類下的一些研究分支，也在紛紛冠名數字化的研究，如“數字公眾史學”“數字口述史”“數字環(huán)境史”等，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美國史學界很早就接納了數字史學，其發(fā)展狀況也最具代表性。研究本國歷史的羅森茨威格于20世紀90年代起便致力于用數字技術協(xié)助歷史研究。2004年，羅森茨威格在第118屆美國歷史學會的年會上組織了一場題為“邁入在線歷史的第二階段”的討論單元，提出數字史學應從之前對理論和工具的探討轉向更加專業(yè)的歷史專題研究。2005年，美國學者博登對美國史學界的數字化狀況進行了一番梳理，指出美國史學界在數據庫建設、協(xié)作研究等方面已經碩果累累。隨著數字工具越來越方便實用，數字史學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2013年，由美國史學家凱利主編出版的《數字化時代的歷史教學》，為歷史專業(yè)的年輕學子提供了指南，指導他們如何卓有成效地在歷史研究和寫作中運用數字技術。同年，美國學者多爾蒂等用“數字化”的方式，反思數字化時代歷史書寫這個具有先鋒意義的話題。他們先是召集若干學者就這一話題寫作文章，然后將成果放到開放網絡平臺供讀者評閱。最終結集出版的文章，取名為《數字化時代的歷史書寫》，對數字技術如何改變歷史學家思考、教學、寫作和出版的方式等問題進行了回答。此外，從2013年開始，《美國歷史雜志》在傳統(tǒng)的“學術書評”之外，單獨開辟了“數字史學評論”專欄，對數字史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學術評議，表明了美國史學界的主流態(tài)度。
上述提及的這些歷史學者，都是數字史學的弄潮兒，他們主動擁抱、推廣數字史學的理念與方法，推動整個史學界對數字技術的關注，促使傳統(tǒng)學者從方法論層面進行探討。
二
英國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藝術與人文研究方法”系列叢書，旨在為人文學科的學生展現(xiàn)方法論的可能性與有限性。2012年，英國史學家顧恩等在這個系列叢書下出版了《歷史學研究方法》，專門有一個部分講解歷史學研究定量與定性的方法。從章節(jié)的分布來看，學者們在歷史研究中運用諸如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以及數據庫進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已經被廣泛接納。2016年，該書又推出了修訂版，特別增設了數字研究的章節(jié)，以一種更加嚴謹的態(tài)度對待數字工具的效能問題。
隨后，數字史學被納入史學方法論的體系就成為愈加自然的事情了。我們所熟悉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柏克一直對歷史研究的新方法特別關注。2018年，柏克主編的《辨析歷史學的新路徑》一書，用一種具有學術爭辯的方式把“數字史學”請進了“歷史學的宮殿”。該書的體例設置極具特色，不同作者對當下流行的史學研究新領域進行梳理，諸如全球史、性別史、數字史學等被納入考察范疇；與此同時，編者為每一個研究領域安排了一位評議作者對其內容提出異議，然后再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數字史學的方法也遭到一些質疑，章節(jié)作者英國歷史學家溫特斯的解答讓我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在史學研究中引入數字方法的限度與效度。
英國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多年前曾推出“書寫歷史系列叢書”，其中《書寫歷史：理論與實踐》截至2020年已經出了3個修訂版。在第3個修訂版的計劃中，本來設置了“數字史學”的章節(jié)，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版本并沒有刊發(fā)出來。不過，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包括德國歷史學家貝爾格等在內的編者對數字史學的關注。
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學門類下的多個研究方向都有進行數字化的嘗試。公眾史學與數字化似乎有天然的親緣關系，意大利公眾史學家努瓦雷很早就提出了“數字公眾史學”的概念，并在很多場合鼓勵大家通過數字化方式，讓公眾史學項目得到更多元的展現(xiàn)，其參與主編的《數字公眾史學手冊》也將于2021年出版。
三
“數字”的概念雖然很吸引人，人們對它的理解卻不盡相同?？谑鍪费芯恳彩窍鄬^早開始思考數字轉向的史學研究領域。美國口述史專家唐納德·里奇的經典著作《大家來做口述歷史》曾多次改版，他不斷根據數字技術的發(fā)展狀況，調整口述歷史實踐過程中運用數字技術的態(tài)度和方式。在口述歷史實踐者的眼中，數字技術使得口述史在采集、轉錄、存儲、傳播等方面帶來了極大的效率改善。不過，如果始終用一種數字檔案的邏輯來看待數字轉向，其實是對數字化的一種片面認知。同樣的認識偏差還存在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關于歷史學方法與理論的書籍之中：《歷史學的宮殿》。該書是面向歷史學專業(yè)學生的拓展讀物，僅僅用“量化歷史”來體現(xiàn)方法論的更新，顯然是對數字轉向過于簡化的一種理解。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數字轉向”拓寬了史學研究的思路。美國歷史學家古爾迪在《歷史學宣言》里呼吁“長時段”的回歸，得到了許多歷史學家的共鳴。不過，由于缺乏具體研究項目的支撐，古爾迪的呼吁更像是空洞的口號。反而是英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與同事們一同構建的“Seshat全球歷史數據庫”，不僅兌現(xiàn)了進行長時段歷史研究的承諾，而且改善了歷史研究成果呈現(xiàn)方式單一的問題。
當然，除了長時段的回歸，借助數字技術，歷史研究也能在微觀問題上得到延展。比如，借助GIS的技術和方法，歷史學者可以更加精細地討論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這也是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提出“深度制圖”概念的重要價值。這個理念在城市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有學者通過GIS技術挖掘中世紀晚期文獻中有關空間信息的描述，進行空間數據的轉錄、配準，對英國城市空間的演變狀況獲得了更多細節(jié)的把握。除此之外，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從海量文獻中提取有價值的信息，快速掌握大規(guī)模文本的概貌，或者用社會網絡分析抓取歷史人物之間的隱秘關聯(lián)，都能夠為史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總體而言，“數字史學”從概念提出到正式進入史學方法論，成為史學培養(yǎng)體系中的一環(huán)，大概有30年的時間。這個漫長的過渡階段，似乎是很多新的史學研究領域都需要經歷的沉淀期。但從國際史學界的整體面貌來看，數字史學正在獲得越來越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來說，雖然學者們對數字史學的關注還有待深化，但基于數字技術的研究條件得到改善，研究議題不斷拓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數字轉向的積極促進作用。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諸如JSTOR、Gale等數據庫，世界史研究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下如何展開。所以，我們應更主動地迎接史學的數字轉向，助力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不斷推出更多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
《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0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