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編撰地方志，向來是盛世而為的事。梁啟超先生曾說過：“最古之史，實為方志。”編修地方志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
趙氏宋朝在文化上非常出色，卻犯了兩次致命的錯誤，一是在北宋末年，聯(lián)金抗遼，結果契丹人的大遼被消滅，大金崛起，順便也把北宋給滅了。二是南宋末年，聯(lián)合蒙古人的元抗金，金很快滅亡，南宋也徹底完蛋。這兩個錯誤如出一轍，俗話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不能在同一個地方摔兩次跟頭，然而大宋王朝就是這樣天真和幼稚。
天底下有很多事情，確實難以預料，歷史發(fā)展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宋人“興文教，抑武事”，崇文輕武，文臣治國，有時候會顯得書呆子氣十足。如果遼不滅，北宋在北方就有一個巨大的緩沖地帶，金不亡，南宋也是一樣。引狼入室，唇亡齒寒，北方的保護屏障沒有了，接下來只能是害人害己。事實上，盡管宋朝兩次遭受異族入侵，南京在整個宋朝期間，社會生活都顯得相對平靜，一方面，與沒有什么嚴重的內亂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宋朝的重視文化有關。
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的變遷，經(jīng)歷了六朝和南唐，南京人變得越來越文氣，越來越善于在和平環(huán)境中生存發(fā)展。北宋詞人張昇曾寫過一首詞《離亭燕》，描繪當時江寧府的繁榮：
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灑。
水浸碧天何處斷？霽色冷光相射。
蓼嶼荻花洲，掩映竹籬茅舍。
云際客帆高掛，煙外酒旗低亞。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
悵望倚層樓，寒日無言西下。
王安石的《鐘山晚步》，寫了自己晚年在南京安逸的隱居生活：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
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北宋時期的南京，比較荒唐的一件事，就是把玄武湖給填了。王安石做江寧知府，以糧為綱，他的治湖方案竟然是“廢湖為田”，將湖面統(tǒng)統(tǒng)變成良田。
歷史上的玄武湖與杭州西湖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它與長江直接聯(lián)在一起，今天已無法想象它的水面有多遼闊。六朝時期，帝王湖上檢閱水軍，桅檣林立旌旗蔽日，樓艦五百雄兵十萬，鼓角聲震天動地。玄武湖因此消失了二百多年，經(jīng)過后來元朝的兩次疏浚，才重新在南京的版圖上出現(xiàn)，湖水面積當然就有點慘不忍睹，浩瀚二字再也說不上。
王安石與南京很有緣，他顯然特別喜歡這個地方，除了在此地三任知府，少年時代便在南京生活過。他父親在這當官，父母兄弟包括他自己，死后也都葬在江寧。王安石在南京前后二十多年，公元1084年，蘇東坡來南京，“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說”。這時候的王安石，已退出政壇，像個離休老干部那樣隱居在東郊的半山園，過去因為政見不同，兩人關系有點僵，現(xiàn)在都是下臺的官員，都不太得志，于是冰釋前嫌，頗有點相恨見晚，王安石對蘇東坡評價很高，感慨說：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span>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收了潘子真的《詩話》，其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記錄了王安石希望蘇東坡像自己一樣，能在南京定居，在這買房子買地養(yǎng)老，成為他的鄰居：
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鐘山，見荊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為手寫一通以為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span>
事實上，即便到了南宋，南京市民的安逸生活，也沒有太大改變。南京的名稱，再次由江寧改為建康，建康府是陪京和留都，南京繁華與否，只要瀏覽一下當時的秦淮河風光，便可以知道大概。乾道五年，也就是1169 年的冬日，建康府重修了鎮(zhèn)淮和飲虹二橋，這二座橋橫跨秦淮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自江淮吳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賓客，雜沓旁午，肩摩轂擊，窮日夜不止。
與唐朝相比，宋朝遠沒有盛唐的強盛，具體到南京這座城市，無論北宋或是南宋，都要比隋唐時期安定得多，也繁華得多。當時的南京，所謂“羅綺一城，富六朝之風物；弦歌千里，綿萬世之衣冠”。
南宋時期，南京人感到最大的不光彩，不是經(jīng)濟不夠富裕，也不是人物不夠優(yōu)秀，而是這里出了一個秦檜。歷史上，南京專門出亡國皇帝，這似乎還不夠丟人，竟然又出了一個害怕打仗，只知道投降的宰相。秦檜是地道的南京人，少年時期在這里讀書，科舉中了進士，步入仕途。他曾經(jīng)兩次入相，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投降派，被列入《宋史·奸臣傳》，臭名昭著。
北宋大觀元年，也就是公元1107，宋徽宗下令，由朝廷出面，設立了一個九域圖志局，專門負責志書的編纂工作，督導各州縣大修方志，開啟了國家設局修方志的先例。這個傳統(tǒng)后來一直被延續(xù)，到南宋的乾道年間，時任建康府知府的史正志出面，組織編撰了一部《乾道建康志》。這是南宋時期有關南京的第一部方志，今已亡佚，大家只能在其他的方志見到它的影子。
史正志是當時很有名的主戰(zhàn)派，與同樣是主戰(zhàn)的辛棄疾志同道合，他的職務是建康府知府兼江東安撫使，同時還兼任沿江水軍制置使和行宮留守。在職期間，他文武雙修，不僅重視建康府的城防，修造戰(zhàn)船，修繕城墻，還設置了貢院，最初只是用于縣府學考試，占地不大，應考人數(shù)亦不多。如果遇到考生突然增多，便借用僧寺舉行考試，正是這個不是太大的考試場所，后來發(fā)展成為著名的江南貢院。
組織編撰地方志，向來是盛世而為的事。梁啟超先生曾說過：“最古之史，實為方志。”編修地方志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我國的地方志源遠流長，內容由簡單到復雜，體例由不完備到比較完備逐漸定型化。譬如比較早的是《建康實錄》，剛開始，一般都稱為“記”或“圖經(jīng)”，譬如唐代的《丹陽記》和《沙洲圖經(jīng)》。當然，也有稱為“志”的，譬如東晉《華陽國志》和唐代《元和郡縣圖志》，既有實錄體，又有紀傳體，敘事經(jīng)常會有矛盾和重復之處。
到南宋時期，地方志的“志”，已經(jīng)成為一種定式，《乾道建康志》則是以“志”命名的南京地區(qū)第一部官修地方志，有極大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所記止于乾道年間。關于此書的編纂，追根溯源，考據(jù)時間，有學者撰文做過詳細考述。
南京的地方志，見于最早記載的是南朝宋山謙之所撰《丹陽記》，梁代陳代唐代均有志書，而宋代則為地方志修纂的興盛時期，《郡齋讀書志》就說：
《建康府志》十卷、《續(xù)志》十卷右?guī)浭氛舅?，而為之序，乾道五年三月也；慶元六年八月，帥吳琚續(xù)之，又為之序。
《直齋書錄解題》上也說：
《建康府志》十卷，府帥史正志志道撰，時乾道五年。
史正志字志道，也就是說，這本書由他所組織編撰，時間是在公元1169年的三月。前面說過，史正志編撰的《乾道建康志》只是一部佚志，已沒辦法見到它的全貌。研究者做過統(tǒng)計，現(xiàn)存于其他著作中的佚文，共引錄《乾道建康志》二百多條，內容涉及很廣，疆域，沿革，山川，田賦，風土，祠祀，城闕，文籍以及古跡等等。其中有一本元代編纂的《至正金陵新志》的“祠祀志”，引錄的“寺院”多達八十三條，由此可見《乾道建康志》對于寺院記錄之詳細，同時也說明過去的這么多年，南京的佛教香火多么旺盛。
當然，在諸多記錄南京的方志中，最權威，最有影響，應該還是《景定建康志》。乾道和景定分別是南宋的年號，而再后來的《至正金陵新志》的“至正”，已是元朝的年號。在中國古代，地方志是研究城市歷史的重要文獻，《景定建康志》名列廿四本南京傳世名著之列，是研究南京歷史無法避開的一本書，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從時間上看，景定年間已到了南宋晚期，當時的江東安撫使并建康府知府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說：
昔忠定李公嘗言：“天下形勝，關中為上，建康次之?！弊猿貋恚匝酝鯕馑?。勾踐城之，六朝都之，隋唐而后為州、為府、為節(jié)鎮(zhèn)、為行臺、五季僭偽睍消，實開吾宋混一之基。南渡中興，此為根本。章往考來，國志宜詳于它郡，而乾道有舊志，慶元有續(xù)志，皆略而未備，觀者病之。
馬光祖所說的忠定李公，是兩宋之際的抗金名臣李綱，馬序說了史正志的《乾道建康志》不足，其實也就表揚《景定建康志》的所長。同時也說明，《景定建康志》與《乾道建康志》有著密切關聯(lián)。這本書的編撰者周應合是在前志基礎上，即根據(jù)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和吳琚《慶元建康續(xù)志》，重新編纂了《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是馬光祖與周應合合作的產(chǎn)物，馬是官，曾三任建康知府，在南京當父母官，累計十二年，“威惠并行，百廢無不修舉”。他被調任，“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再知建康，士女相慶”，由此可見，顯然是一位政聲非常不錯的地方長官。周應合則是馬光祖的幕僚，是《景定建康志》的實際干活者，沒有官方背景，編撰這樣一部大規(guī)模的地方志，也不可能。事實上，這本地方志的編撰，在當時有著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因為南宋的乾道與景定年間，相差了將近一百年，政治形勢完全不一樣。
景定元年，也就是1260年，蒙古人對南宋的威脅非常嚴重。在前一年，忽必烈所部渡過長江，包圍鄂州，一時間南宋岌岌可危。幸好此時蒙哥汗去世，忽必烈為爭大汗之位，撤軍北返。南宋亡國的危險暫時解除，“備邊御寇”，以防靖康之變重演，己經(jīng)成為當務之急。南京臨近長江天險，“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之地”，宋代歷朝都很重視建康的防務，守住南京就可“壯外攘夷狄之略，恢北定中原之規(guī)”。此時的南宋朝廷，雖然無力恢復中原，但是考慮到建康乃北面之門戶，只有加固這道藩籬，才能守住南宋的半壁江山。
南京地區(qū)的重要性，促成了《景定建康志》的編纂。馬光祖曾經(jīng)說過，編撰此書目的，為了“善有勸而惡有懲，往者過而來者續(xù)”，意思是要為當下和未來留下一份珍貴史料。事實也是這樣，《景定建康志》完成不久，柔弱的南宋就令人心痛地亡國了。南宋亡國第二年，1280年，這本地方志的實際編撰者周應合也死了。
《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在宋代就有過刻本 “合為五十卷，凡一千六百余版，印標為二十四冊，外目錄一冊”。到了明朝末年，流傳幾近斷絕。清朝的朱彝尊求訪此書不得，后在曹雪芹的爺爺曹寅那里，借得所藏的宋本二函十二冊，全帙抄錄，于是便有了一個抄本，收入《四庫全書》，從此開始傳世。
除了朱彝尊的這個抄本，清代應該還有過三個抄本，一為清初錢謙益所藏的十二冊抄本，二為黃丕烈藏有的《景定建康志》舊抄本，三為錢大昕所藏抄本。據(jù)《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記載，錢大昕的這個抄宋本，現(xiàn)藏于臺灣。
1990年5月，中華書局曾出版過影印本，2009年9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景定建康志》，因為是新式標點，鉛字印刷，非常適合讀者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