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堪稱是明朝最勤政卻也是最悲情的帝王之一，他繼位的17年里，旰食宵衣，不近女色，每天僅睡三五個小時，30來歲就已有了白發(fā)。

然而，命運卻和朱由檢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崇禎朝17年里，有15年時間都在爆發(fā)旱災、瘟疫，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這直接拖垮了明朝財政。而失去活路的百姓為求生計，紛紛加入高迎祥、李自成等起義軍，攻城略地，成為繼關外后金（清）崛起之后，明朝的又一大軍事威脅。

最終，在雙線作戰(zhàn)的重壓下，明軍精銳損失殆盡。崇禎十七年（1644年）3月，李自成攻入京師，大一統(tǒng)時代的明朝宣告終結，這位勵精圖治的皇帝“意外”成為了亡國之君。

不過，與南明幾位被貶斥的一無是處的皇帝相比，清朝對這位亡國之君卻不乏溢美之辭。

如順治就曾言道：“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意與失德亡國者同類并觀。”（我如果不趕緊立碑褒揚崇禎，恐怕后世會把他跟失德之君相提并論）

這倒不是清朝有多客觀公正，而是因為政治需要。清軍入關是打著為崇禎皇帝報仇的旗號，攻打南明也是以南明君臣“不為先帝報仇，卻擅立福王”為借口的。

雖然順治對崇禎的褒揚帶有政治目的，但有一句話卻還是被他不幸言中了，后世在評價崇禎時，一改清初的正面評價，開始使用負面詞匯。如郭沫若就說朱由檢是“刻薄寡恩，急劇失措”。

其實，崇禎死前遺書“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就足以證實，這絕不是一位刻薄寡恩的君王。事實上，即使在是明亡前夕，崇禎依然在嘗試著各種可能中興明朝的希望。如遷都南京（被臣子否決），送太子出逃，調吳三桂入衛(wèi)。

此外，四川出土的明朝官印，也為我們揭開了一段隱秘的歷史。

上世紀70年代末，四川南部縣意外發(fā)掘了一座古墓，墓主為樊一蘅，一同出土的還有一方長11厘米寬6.7厘米的明朝官印，上刻“提督川陜總兵關防”，但背跋卻為崇禎十七年六月。

顯然，銅印上的內容是有違常識的。因為樊一蘅總督川陜軍務的時間是崇禎十六年冬，而崇禎十七年六月這個年號是南明福王所用（崇禎三月自縊，福王五月繼位）。

這也就意味著，崇禎朝對于樊一蘅的任命，是由南明來完成的。樊一蘅原為寧夏巡撫，受彈劾罷官回到四川老家，后又被啟用為川陜總督。對此，《明史》曾有記載：“十六年冬，用薦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陜軍務，道阻，命不達”。

在崇禎下達詔書前，四川、陜西已分別被張獻忠、李自成攻占，這也是樊一蘅無法收到詔命的原因。為什么崇禎皇帝在明知詔命不可能送達的情況下，莫名其妙去任命一個空頭的川陜總督呢？

南部縣文管所學者在研究后認為，這應該是崇禎皇帝為南遷后收復失地，重振明朝所做的良苦用心，堪稱最后一計。

事實上，就在任命樊一蘅為川陜總督的同時，崇禎皇帝正打算遷都南京。按照這一構想，在南遷后，明朝首先要做的是收復川陜，這是守住半壁江山的前提（南宋的滅亡，即首先始于川陜的丟失，所謂“將圖恢復，必在川陜”）。

所以，崇禎對于樊一蘅的任命同時送達了南京，以期南遷后路徑打通將詔命送達。只可惜，崇禎的南遷為群臣所阻，未能施行。不過，以從兄身份繼位的福王對于先帝的遺命遵照執(zhí)行，為樊一蘅補刻了“提督川陜總兵關防”官印。這才導致樊一蘅的官印時間為崇禎十七年六月。

而樊一蘅就任后，明軍在四川勢如破竹，到1645年初（弘光元年），明軍已攻破敘州、江津、重慶、保寧、順慶多城，破賊兵數萬，史載：“兵二十余萬，奉一蘅節(jié)制”，樊一蘅駐兵江上，即將克復全蜀。樊一蘅的戰(zhàn)績，也足見崇禎皇帝用人之準。

只可惜，由于弘光政權的突然敗亡，隆武政權的鞭長莫及，以及永歷對四川軍務的重新調整（任命朱容藩總督軍務），導致了樊一蘅對全蜀軍務喪失控制權，原本大好的局面徹底崩盤。

參考資料：《明史》《明季南略》《南部縣文管所館藏南明銅印考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