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興平元年（194年），兗州牧曹操以父親曹嵩被殺為名，第二次東征徐州陶謙，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東?？?，突然兗州傳來大消息，陳宮、張邈叛變了，而且把并州軍閥呂布迎進兗州，形勢非常危急，曹操被呂布打得十分狼狽，差點心灰意冷投靠袁紹，是為“兗州之變”。
兗州位于河（黃河）、濟（濟水）之間的平原地帶，是早期河濟文明的發(fā)源地。東漢時期，兗州為十三州之一，轄有七郡一國，即陳留郡、濟陰郡、山陽郡、任城郡、東平國、東郡、泰山郡、濟北國。與司隸、荊州位置類似，兗州是東漢版圖中“不沾邊”的一個州，這意味著其成為兵家必爭的四戰(zhàn)之地，也意味著居于此地的勢力必須向外擴張方能圖存。
《讀史方輿紀要》的作者顧祖禹這樣評價兗州的地理位置：
據(jù)河、濟之會，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東帶瑯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齊，直走宋、衛(wèi)，長驅(qū)陳、許，足以方行于中夏矣。
曹操的重要謀士荀彧也曾諫言：
昔高祖保關(guān)中，光武據(jù)河內(nèi)，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yè)。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guān)中、河內(nèi)也，不可以不先定。
從兩人的話中可以看出兗州在中原地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其西面與司隸相傍，群雄討董時曾為關(guān)東聯(lián)軍的主要陣地，其重要性可與關(guān)中、河內(nèi)相提并論，亦如荊州之于長江流域。
曹操就是從兗州起家的，兗州對于他來講，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所以荀彧希望曹操重視這個“天下之要地”。兗州這么重要，其他勢力自然也會重視，早在曹操據(jù)有充州之前，袁紹、公孫瓚就曾有攻取兗州的計劃，此外像袁術(shù)、陶謙、呂布等也都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曹操深知“以攻為守”的道理，必須選擇一個主攻方向突破包圍。這時，發(fā)生了一件事，曹操的父親曹嵩在前往兗州的路上，被陶謙部將所殺。于是，曹操借機兩次東征徐州，就在第二次東征期間發(fā)生了兗州之變。
能否認為曹操東征陶謙致使兗州空虛，給兗州之變創(chuàng)造條件呢？事實上，曹操對兗州本土勢力早有防備，其與交舊張邈、陳宮等人的關(guān)系已是十分微妙，對本土豪族的反對也是心中有數(shù)。所以曹操據(jù)有兗州后，將治所由昌邑北遷至鄄城，一方面鄄城背靠盟友袁紹，可避免腹背受敵，另一方面就是為了防備兗州的本土勢力。只不過，曹操沒有想到的是陳宮引入了并州呂布。
事實上，周邊形勢決定了曹操別無選擇，只有東征一條路。兗州北面是袁紹的地盤，曹操尚需依靠，西面是張楊的地盤，適時也屬袁紹勢力范圍；如果向南進軍，必須經(jīng)過張邈的地盤，面對隨時背叛的張邈，有被切斷后路的危險；東征雖然也有風險，但相對要小。
曹操東征陶謙，名義上是替父報仇，從其屠城的舉動來看，似乎確有復仇的意味。如若以客觀的視角分析，恐怕兩者未必有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曹操東征徐州已成定局，僅僅缺乏一個出師之名，至于是他爹被人殺了，還是老婆跟人跑了，亦或是要到徐州找一個失蹤的士兵，都僅僅是一種說法。況且曹嵩之死真相存疑。
曹操東征徐州并非沒有考慮到兗州安危，只是料到了初一，卻沒料到十五。他沒想到濃眉大眼的陳宮也叛變自己了，而且還是陳宮主導的，更沒想到的是引入了“并州之狼”呂布。
曹操原本對陳宮是十分信任的，曹操能夠據(jù)有兗州，陳宮有很大功勞，當初就是陳宮帶頭說服當?shù)睾雷?，迎接曹操入兗州的。曹操在東征的時候，還安排陳宮駐守東郡，可見陳宮的背叛，是出乎曹操意料的。
人們對于陳宮的印象，多源于《三國演義》的一段故事，即曹操殺呂伯奢一家，還留下著名的“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的奸雄之語，這似乎是陳宮離曹操而去的原因。
事實上，正史并無此事記載，也無呂伯奢之人。但是，羅貫中這樣寫也絕非完全虛構(gòu)，呂伯奢在正史中是有原型的，這個人就是邊讓。邊讓是兗州陳留人，是與孔融齊名的漢末名士，邊讓因多次羞辱曹操，而被曹操所殺。
邊讓對待曹操的態(tài)度，反映了兗州本土豪族對曹操的輕視和不滿。曹操殺邊讓不僅僅是由于邊讓恃才傲物，也不是自己受不了辱罵（同樣是罵自己的陳琳不是活得好好的），而是一種威信的宣示。其與兗州豪族之間的相互猜忌，與呂伯奢事件的性質(zhì)是相似的。曹操殺邊讓所釋放出的信號，就是一種“寧我負人，休人負我”的霸道邏輯。
邊讓之死對兗州本地豪族影響甚大，引起了兗州豪族的恐懼，他們從中仿佛窺見自己的命運。因此，兗州之變是陳宮等人看清曹操真實意圖后的一種自保行為。
作為曹操的舊交，陳宮、張邈等人原本只想利用呂布的力量與曹操抗衡，沒想到呂布進入兗州后，卻使曹操命懸一線。所以后來曹操要殺呂布、陳宮的時候，劉備沒有勸他大度點，因為他怕雷劈下來的時候連累到自己。
袁紹、曹操、張邈等人皆為舊交，為了反對董卓而走到一起來。當時，袁紹與曹操互為背靠，共圖發(fā)展，從曹操將治所北遷可以看出對袁紹的依賴。而袁紹在曹操起家，以及據(jù)有兗州的過程中，也給與了很大支持。在兗州之變時，正是袁紹及時伸出援手，親征呂布，才替曹操收復了兗州。
作為勝利者的曹操自然要“恰當”地歸因，歷史書寫者心照不宣地替曹將軍避諱，不能寫不好，可以記不清。但是，通過一些細小的碎片，我們依舊能夠窺見歷史的真相。
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文》中記載：
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jù)無所。幕府惟強干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于兗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這里就描述了當時曹操狼狽的窘境，和袁紹親征呂布的事實。可以看出，袁紹的及時介入是曹操復得兗州的重要因素。袁紹幫助曹操進攻呂布的時候，也摟草打兔子，順便占領(lǐng)了發(fā)生變亂的東郡，派臧洪出任東郡太守。如果袁紹沒有介入，原本屬于曹操勢力的東郡不可能為袁紹所占。
兗州之變因小人物邊讓而起，以大靠山袁紹介入而終，曹操成為兗州之變最大的贏家。通過兗州的平叛，曹操打擊了兗州本地豪族的囂張氣焰，重構(gòu)了中原地區(qū)士族主導的權(quán)力格局，同時通過兼并呂布勢力壯大自身，改變了諸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為官渡之戰(zhàn)反噬袁紹創(chuàng)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