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圖寬25.2厘米，長528.7厘米，絹本設色，是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內(nèi)的國寶級文物。作者張擇端，山東諸城人，北宋著名畫家，《清明上河圖》是他的代表作。此圖以長卷形式，采用散點透視構圖法，生動地記錄了中國十二世紀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
整圖繁而不亂，長而不冗，段落分明，結構嚴謹，描繪了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和繁榮景象，是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jīng)濟狀況的寫照。此圖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幅珍貴的故宮藏畫，由于畢沅兄弟的緣故，曾經(jīng)逗留蘇州十余載。
在大型著錄文獻《石渠寶笈》中，記載有太倉狀元畢沅在任湖廣總督時，花重金購得《清明上河圖》，死后被追責，家產(chǎn)籍沒，《清明上河圖》被收入宮中之事。這部文獻匯集了清朝皇室當時的洋洋藏品，具有權威性，而《清史稿》中記有畢沅死后被抄家之事又與之相符，故畢沅曾擁有《清明上河圖》應是確鑿無疑的。
那么畢沅是怎么得到《清明上河圖》的呢？他應該是從陸費墀手中獲得此寶圖的。
陸費墀（1731—1790），陸費，復姓，字丹叔，號頤齋，浙江桐鄉(xiāng)人，清學者、藏書家、圖書館官員。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開館，受任四庫全書館總校及副總裁之職，與紀昀、陸錫熊等人，為編纂《四庫全書》出力較多。書編成后，呈帝觀覽，因書中“有違礙諸說未經(jīng)刪削”，紀昀、陸錫熊和他同被斥責，而他處罰尤重。責令他出資裝治、整修文瀾閣、文匯閣、文宗閣三閣圖籍，書面用葉、木匣、刻字、裝訂等費用，皆由他出資。他本人富于藏書，為表忠心，曾進呈四庫館書數(shù)十種、《四庫全書總目》著錄9種。但后又因事被處罰革職，在家辟“枝蔭閣”，著述讀書為日。在家被抄后，僅留千金以養(yǎng)家眷，余資繼續(xù)充三館裝治圖書之用。旋即憂憤卒。其工詩文，著有《頤齋賦稿》《枝蔭閣詩文集》等，以及和紀昀合纂有《歷代職官表》。
畢沅（1730～1797），字纕蘅，亦字秋帆，因從沈德潛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江蘇鎮(zhèn)洋（今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賞輕車都尉世襲。病逝后，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畢沅年長陸費墀一歲，先陸費墀進士、授編修，后兩人曾為同僚好友?！肚迕魃虾訄D》如何落入陸費墀之手，尚未細考，但陸費墀深知保存此畫之不易，故在落難之時，將《清明上河圖》轉入好友畢沅之手實屬上選，因為畢沅不僅是收藏大家、大學問家，且總體上當時還是備受皇上恩寵的。
此畫交接的時間大致在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左右。是年六月十三日乾隆諭旨，作為纂修《四庫全書》主要承辦者，總裁于敏中本當治以重罪，“因業(yè)已身故，不加追究”。于是副總裁陸費墀便頂替上去罪責難逃了。此時畢沅的情況則頗具戲劇性。乾隆四十四年（1779），畢沅老母去世，他離職守喪。乾隆四十五年（1780），陜西巡撫缺員，乾隆帝破例特命畢沅署理陜西巡撫。此后畢沅多次受到乾隆的獎勵和處罰，特別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畢沅獲賞賜黃馬褂，擢湖廣總督。但隨后由于伊陽縣（今河南汝陽）殺官首犯秦國棟等人遲遲沒有被緝獲，乾隆帝又降旨責斥，將畢沅罷歸陜西巡撫。在這種情況下，畢沅自是十分小心謹慎。接到陸費墀傳來的有名畫要出手的消息后，考慮到陸當時的處境，為謹慎起見，遂派胞弟畢瀧為全權代表去交接。因為畢竟是親兄弟，而且兄弟之間情誼極深，比較放心；二是畢瀧亦為收藏大家，便于識別真?zhèn)危蝗敲x上讓弟畢瀧收藏，以防發(fā)生意外時可有回旋余地，所以當時交接的畫上均蓋有畢瀧之收藏印鑒。結果畢瀧在接收時才知道陸主要是移交《清明上河圖》，在欣喜之余，也極度擔心惹禍和為強權所奪，所以此后畢沅兄弟對此一直秘而不宣。
但由此卻產(chǎn)生了此名畫曾在太倉逗留過的說法。事實上大約在乾隆四十八九年間（1783—1784），畢沅在蘇州大興土木，建造府第后，由于常年在外任職，所以托弟畢瀧照料，于是畢瀧逐漸將收藏活動向蘇州方向轉移，同時也將一些原存太倉的珍貴藏品運到蘇州府中，以便于保管。所以從時間上推算，畢瀧收藏的《清明上河圖》應該保存在蘇州畢府內(nèi)，更何況這還是屬于畢沅之障眼法。同時據(jù)《清史稿》載，直到1799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慶帝查辦太上皇的寵臣和珅，抄家，并將他賜死。由于有人舉報說畢沅曾巴結過和珅，嘉慶聞悉，下令褫奪世職，籍沒家產(chǎn)。另一說則為朝廷追究畢沅鎮(zhèn)壓白蓮教不力，濫用軍需，其家產(chǎn)被籍沒。于是《清明上河圖》由畢沅家中被沒收入清宮。但當時太倉的畢家花園等處畢家財產(chǎn)卻未被殃及。由此也進一步證實此圖雖在太倉人手里，但并未逗留過太倉，而是一直藏在蘇州。
此外，亦根據(jù)時間推斷，畢沅家中收藏《清明上河圖》十載有余（1787—1799），而在此期間畢沅一直公務纏身。畢瀧與畢沅又逝于同一年（1797），畢瀧逝于正月，畢沅因公務、疾病纏身，所以先是派人送藥，后是派人料理喪事，至七月畢沅則病逝于湖南辰州軍營之中。故畢沅雖然實際擁有《清明上河圖》，但主要保管者應是畢沅之弟畢瀧。
另外，由于《清明上河圖》聲名顯赫，廣受青睞，故千百年來仿摹者眾多，所以雖然畢氏兄弟均為收藏大家，但也難免有走眼之時，故他們收藏于蘇州之畫是否宋本真跡就又存疑問，于是就又涉及到此畫隨后的一段經(jīng)歷。
在清王朝覆滅之際，末代皇帝溥儀又將《清明上河圖》帶出宮外，此畫又是顛沛流離，先是存放于偽滿皇宮東院圖書樓中，抗戰(zhàn)勝利前夕，溥儀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見大事不好，便乘飛機逃往大栗子溝，偽滿皇宮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亂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機進宮打劫，偽皇宮的大批珍貴之物便在這場動亂中流散到了民間，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長春時，解放軍干部通過當?shù)馗刹渴占絺螡M皇宮流散出去的珍貴字畫十余卷，這些字畫存放于東北博物館。后書畫鑒定師楊仁愷從中發(fā)現(xiàn)了有畢瀧收藏印鑒的《清明上河圖》，經(jīng)鑒別，確認它為“石渠寶笈三編本”，而且就是傳說中的真跡。于是在1953年10月，此畫由沈陽運至北京，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并在史上首次向民眾開放展覽。
但隨之，圍繞此畫又產(chǎn)生爭議。移居臺北的董作賓認為珍藏在芝加哥孟義君處的“元秘府本”才是真跡。結果日本的學者率先站出來支持北京故宮博物院，說日本美術史專家一眼就斷定：石渠寶笈三編本上的那幅作品至少作于南宋。其后，國內(nèi)外學術界經(jīng)過慎重研究逐步達成共識：此畫確實是張擇端真跡。這也就是說，《清明上河圖》真跡確實在畢沅兄弟手中，確實在我們蘇州逗留過十多年。
相比于《清明上河圖》收藏史中的狂波驚瀾，此名作存在于蘇州的十余年卻是比較平靜的一段時光，這應當是我們蘇州為這幅名畫傳世所做的一份貢獻。特別是此畫上畢瀧的收藏印記，既為蘇州是該名畫收藏史中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提供了確鑿的證據(jù)，也為《清明上河圖》的收藏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