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01 12:26:22
許紀霖
美國的漢學研究，一直在國際漢學界執(zhí)掌牛耳，不僅漢學家人數(shù)眾多，而且每年多有力作問世。我國出版界，自1980年代打開國門之后，亦有譯介。然而，這類海外精品的翻譯，多以專著為主，比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事實上，國外學者做研究，有時候論文比著作更精華、更重要，更有突破力度。相對而言，美國漢學界論文性的研究成果，出版界的譯介就要單薄得多，我作為在大學一線教學的中國研究者，常常有遺珠之感。
好在這一多年的遺憾，為熱心的華東師大校友、在美國任教的姚平教授所彌補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姚平與她的導師、美國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聯(lián)合主編的《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整套論文集分為上古史、中古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和婦女史5個分卷，其中頗多我尋覓已久的名家名篇。各分卷由該研究領域的在美學者負責編選翻譯，還遵循美國專題論文集出版的慣例，由主編執(zhí)筆撰寫各卷前言，詳盡介紹該研究領域的基本概貌以及各篇的旨要所在，工作頗為地道、靠譜。
改革開放以來的西方漢學研究譯介，對于國內(nèi)的史學研究轉(zhuǎn)型，可謂有革命性的外推之功，自不必贅言。不過，我亦注意到，近年來國內(nèi)學界對域外研究的態(tài)度，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從1980年代的唯洋是從，中經(jīng)1990年代的過渡，到21世紀初，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所謂“西學原罪論”是也。經(jīng)常有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在學術會議或課堂討論上斥責對手時，拿出如此的殺手锏：“你這個是洋人的看法，是西方中心論！”對手遭此一擊，多面色尷尬，只有被動辯解之份，再無還手之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經(jīng)一度被奉為圭臬的西學，曾幾何時在中國蛻變成毋庸置疑的“原罪”？而批評者無須理由與論證，便占據(jù)了“學術正確”和“政治正確”的道德高地？
無論唯洋人是從，還是“西學原罪論”，看起來彼此對立，實際上是一個分幣的兩面：缺乏真正的學術自信，過分的學術自卑導致變態(tài)的學術自大。似乎談到中國的歷史研究，唯有中國學者掌握最豐富的史料寶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國歷史，而外人，無論是東洋學者，還是西洋專家，皆是門外之談，是有偏見的“外部人視角”。隨著近年來中國在世界的崛起和學術上的“不差錢”，這類自我托大的學術愛國主義有抬頭和彌漫的趨勢。
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難道真的有所謂“本真性”嗎？本土學者必定比域外洋人更能窺見“本真性“所在？這當然是一個有關史學觀念的后設性問題，在我看來，不管是“內(nèi)在視角”，還是“外在視角”，所有對歷史的研究統(tǒng)統(tǒng)是“瞎子摸象”，每個人所摸到的只不過是大象的一個部分，區(qū)別僅僅在于鼻子、大腿和尾巴而已。抱住大腿的便聲稱發(fā)現(xiàn)了大象的“本真性”，由此而看不起別的摸象者，從明眼人（上帝的視角）來看，只不過是一個無知者的虛妄。約翰·密爾認為，真理不是哪個人可以壟斷，真理是多元的，存在于各種相互有差異乃至對立的意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研究的“內(nèi)在視角”和“外在視角”都是平等的、有同等價值的視角，誰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局限所在，重要的是，以不亢不卑的心態(tài)，閱讀和吸取國外同行優(yōu)秀的漢學研究成果。
以我多年的閱讀經(jīng)驗和交流心得，國外同行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值得中國學者吸取的長處，至少有二。其一，是重視和尊重同行的相關研究成果。中國的史學界流行的是所謂的一手資料和“原創(chuàng)性”，研究什么問題，似乎都是開天辟地，前無古人，引證多注重一手的原始資料，對國內(nèi)外同行的相關研究成果往往不屑一顧，少有對話和交流。而美國學者的研究習慣，非常重視相關的研究成果，有引用性借鑒，也有批評性回應，在與同行的廣泛對話之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結論。該書主編伊佩霞在總序里特別指出，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之中，學者們往往將自己最出色的論文在專題性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聽取同行批評之后認真修改，最后收入專題性的會議論文集公開發(fā)表。因此，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們雖然風格各異，卻通過體制化的相互批評和對話，形成了一個公共的學術共同體。相形之下，本土的中國研究學界，至今仍然是一盤散沙，只見山頭，不見共同體。要么是誤讀性的相互攻訐，要么是老死不相往來。輕視同行勞動的成果，所導致的結果乃是大量低效率、重復性的研究再三出現(xiàn)，你去查查每年的專業(yè)雜志目錄，可以發(fā)現(xiàn)類似的垃圾比比皆是。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的第二個長處，乃是在一個跨學科的背景里面研究中國，因而常常有令人驚喜的新的開拓。本土的中國歷史研究，無論是古代史，還是近現(xiàn)代史，門類齊全，陣勢龐大，因而劃地為牢，固步自封，少與其他學科對話和交往，久而久之，單系繁殖，所培養(yǎng)的學生也是鼠目寸光，其研究成果越來越顯得碎片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是只見樹葉，而不窺全樹。而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整個學術建制里面，只是一個從事區(qū)域研究的邊緣學科。邊緣有邊緣的好處，可以放下身段，不斷地吸取其他學科、特別是熱門學科最新的問題意識、理論方法和研究角度，拿到中國研究領域里面來加以運用和探索，從而不斷有新的開拓和突破。在美國，一個中國史研究學者，首先在歷史系里面要與歐洲史、美國史和其他區(qū)域史的同行交流切磋，他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因此有一個中國學者常常缺乏的文明比較和國別比較的世界背景。其次，他還要積極參與所在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或亞洲研究中心的學術活動，與同樣從事中國研究的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宗教學、哲學、語言學、人類學、法學等其他學科的同行交流對話，因而又獲得了一個跨學科的宏觀視野。以本書的思想文化史卷為例，所收的多篇論文皆有跨學科的背景，比如羅威廉的《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該主題最早是歐洲問題專家在解釋1980年代末東歐巨變時提出來的分析模式，很快為羅威廉、瑪麗·蘭欽等中國研究的學者所重視，轉(zhuǎn)而借鑒來研究近代中國歷史轉(zhuǎn)型所得以發(fā)生的內(nèi)在動因。雖然中國是否有公共領域這一問題在1990年代初的美國漢學界爭議四起，但歷史研究的新大陸，往往是在類似的哥倫布探險之中被不斷開拓出來。在閱讀西方同行的過程之中，我常常被他們不拘一格的研究視角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解所折服，史學的魅力不在于其它，乃是有無窮無盡的新史料、新解釋得以豐富，你永遠無法想象，明天的太陽將會以何種新的方式升起。
我很感謝伊佩霞和姚平教授以及本書的編譯團隊，她們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再一次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異域之窗，讓我們得以欣賞未必比中國圓的外國月亮，有著什么樣的異樣光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