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西南部的索利茲伯里平原上，有一處建于3600年前的巨石遺跡，它由數(shù)根巨型石塊排列而成，整體呈圓環(huán)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巨石陣”。
無獨有偶，類似的史前巨石遺跡廣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地：埃及的金字塔、西班牙米諾卡島的石碑陣、墨西哥的奇琴伊察觀象臺……
幾乎每一處人類古文明圈，都能找到這樣或那樣的巨石遺存，而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古代天文學有所關(guān)聯(lián)。
但唯獨在中國，在這個古老的文明國度中，遲遲未能發(fā)現(xiàn)這樣的遺跡。
據(jù)文獻記載，華夏先民對宇宙星空的探索可追溯到遙遠的伏羲時代，到了三皇五帝時期（即公元2000-3000年前），人們已經(jīng)掌握了相當成熟的天文歷法知識。
然而，這一偉大成就，長期以來只見于古代典籍之中，缺乏最直接的實物證據(jù)，故而一直飽受國外學者的質(zhì)疑。
上個世紀，隨著中國考古學的興起，在多處史前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陸續(xù)找到一些與遠古天文學有關(guān)的蛛絲馬跡，比如：紅山文化的祭臺，凌家灘遺址的玉版與玉龜，以及濮陽西水坡的蚌塑龍虎墓等等。
這些發(fā)現(xiàn)確實振奮人心，但它們都缺少最直接的、明確可以用于觀測天象的數(shù)據(jù)，因此，始終無法成為中國遠古天文學起源的最有力支持。
不過，在21世紀初，事情迎來了轉(zhuǎn)機。
2003年，考古人員在山西陶寺遺址的中期文化層中，發(fā)現(xiàn)了一處距今約4100年的臺址。
其整體呈圓弧形，可分為3層臺基：
第一層位于正東方，呈月牙狀；
第二層面積較之略小，東西兩端與城墻相連；
第三層為半圓形，在接近圓心的位置，出現(xiàn)由四道同心圓組成的夯土，在其不遠處，有13根呈環(huán)狀排列的夯土立柱，弧長19.5米，半徑10.5米，柱與柱之間構(gòu)成十幾道寬度不等的狹縫。
復原圖
這塊遺跡到底是什么？宮殿？城樓？還是祭臺？
全都不是，這是一處遠古天文觀象臺！
通過兩年多的精確測量與計算，專家發(fā)現(xiàn)，若以第三層臺基中部的同心圓夯土為觀測點，在冬至日和夏至日時，分別透過立柱之間的E2和E12兩條縫隙，恰好可以觀察到太陽從遠處的崇山上升起。
觀測原點及夯土遺跡測量圖
而剩余的幾道觀測縫，也可以不其他不同的時節(jié)分別對應(yīng)起來。
不僅如此，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如果觀察者身處這座遺址所在的年代，即4100年前觀察，所得到的結(jié)果遠比現(xiàn)在更為精準！
這些都強有力地證明，此半圓形遺址，是一處古人精心設(shè)計的觀象臺，先民們通過它獲取日出的方位信息，從而確定季節(jié)、制定歷法。
此項考古成果一經(jīng)公布，立即引發(fā)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轟動。
2005年，包括《Nature》在內(nèi)的眾多國外權(quán)威雜志報刊紛紛對此進行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也舉辦了論證會，對該觀象臺的意義與功能進行充分的論證。
中科院院士、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席宗澤先生表示，陶寺觀象臺是中國天文學史的真正開端，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陶寺觀象臺不僅填補了我國史前天文領(lǐng)域的空白，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其他文明的“天文”遺跡更具優(yōu)越性。
從時間上講，它比英國的巨石陣早500年，比瑪雅的天文臺早2000年。
從功能上而言，它最為清晰與明確。
埃及金字塔雖然年代更久，但其真正的建造目的至今仍有諸多疑問、眾說紛紜；
英國的巨石陣亦是如此，有人認為它根本就不是3000年前的遺跡，而是后人所建，甚至還有人提出巨石陣與外星人、天文學這些神秘莫測的元素壓根兒就沒有關(guān)系，也許，它就是個跑馬場。
而陶寺觀象臺，通過碳-14驗證，其建造時代確屬4100±100年前無疑，不存在后人造假的可能，并且，它并非憑空出現(xiàn)，從我們的文獻與甲骨文中，均可以找到相關(guān)印證。
陶寺遺址，無論其存在時間還是地理位置，與史書中所記載的“堯都平陽”非常符合。
并且，在幾處王級大墓中，均發(fā)現(xiàn)了代表等級與禮樂的石磬、鼉鼓，以及反映圖騰文化的朱書龍紋陶盤，種種證據(jù)表明，這里很有可能就是陶唐氏時代的都城，堯都。
而唐堯，就是史書中敬授民時、制定四歲時序的上古帝王。
《尚書·堯典》對此有著詳細的記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從文中可知，帝堯曾命羲和四子，分別在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進行天文觀測，并“宅嵎夷”、“宅西”、“宅南交”與“宅朔方”，即建立觀測站或觀象臺——可見，通過觀象臺監(jiān)測天象的習俗自古有之。
其次，我們從中也可找到古人通過觀測日出日入之方位確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記錄，里面所提到的“暘谷”、“幽都”等地方，很可能就是觀測時的地點或標志物，它們也許是自然背景，也有可能是人工建筑。
最后還有一句，“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指的就是古人通過太陽先后兩次在夏至/冬至當天的日出時間間隔，計算出一回歸年的長度，即366天——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兩至日出的觀測對歷法制定的重要性。
除此以外，在商人的甲骨文卜辭中，我們也能找到佐證。
比如，在殷墟花園莊東出土的一片甲骨中，就明確刻有冬至日出的觀象記錄；
也與商武丁時期卜辭中的紀日法也與堯帝時期的366日的周年長度一致；
另外，《堯典》中的“厥民析/因/夷/隩”，與甲骨文中的四方風“東風析，南風因，西風彝，北風伏”互相對應(yīng)。
由此可知，《尚書》中帝堯命羲和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制定四時歲序的記載并非空穴來風。
我國先民早在商周以前，在天文歷法方面，已取得了影響后世深遠的重大成就，陶寺觀象臺的存在絕非偶然。
更有意思的是，陶寺觀象臺并不是單純的人工遺跡，其觀測中最重要的參照物，就是崇山這一自然山體，天然山峰與人工建筑的完美融合，構(gòu)成了一套完整的天文觀測體系。
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在此有跡可循。
可以說，從人類抬頭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開始，對宇宙的探索就起航了。
天文學的起源與發(fā)展，從另一個角度也可反映出一個文明的厚度與深度，陶寺觀象臺的出現(xiàn)，也再一次證明了華夏文明的其源有自、源遠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