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笛卡爾 有一個著名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意思是當“我”在“思”的時候，前面的那個“我”必然存在。這是這個命題開啟了近代以來的“主體哲學”。他解釋說：
我們可以懷疑“我”以外的任何存在，比如那些河流山川、房子樹林、鳥蟲莊稼......，可能是些“幻象”，但是“我在思考”這個“我思”是絕不能懷疑的。于是就推導出“我在思”---“我”就必然存在。這個哲學的“主體性原則”，主宰了幾個世紀的“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
但是，到了17世紀中期另一個英國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就對這個哲學命題提出懷疑：那個“我思”的“我”是什么？就是那一團團感覺、高興、悲傷、焦慮等等哪一些“情緒”嗎？這個“我”是那肉身的肌肉、血液、骨骼和情感嗎？他認為對這個“我”不可定義，只能模糊的描述，但無論怎樣描述都是模糊的、不確切的。
休謨對這個“我”的懷疑非常重要，在哲學認識論領域邁出一大步，但是，他沒有做出精確的哲學論證。
19世紀的哲學家尼采，看出了這個“我”的虛假性，他認為：當說“我”時，這個“我”反而像影子一樣飄走了；但是又不能不說“我”，于是他認為“我”不是一個物質實體，而是一個邏輯預設。無疑，尼采的這個發(fā)現(xiàn)更為重要，他實際上解構了笛卡爾的這個“主體性原則”。
20世紀初的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提出了“潛意識”學說，認為主宰人類行為的不是意識，而是潛意識；不是“自我”而是“本我”，于是理性主體的“我”被否定了。
徹底解構“我”本體的是弗洛伊德的學生雅克.拉康，他是借助或“挪用”了“后結構主義語言學”，把“我”看做一個不斷游動的“能指”符號，并不是一個所指意義的意識主體。他首先把“我”分解，就是“一分為二”。當我要說話或寫文章時，我一旦開口或者落筆，此時說話的“我”或寫作的“我”就游移了----也就是不在“主體”的位置上了。我舉一個例子：
我說：“我是大學文學專業(yè)的學生.........”
按照拉康的說法，其中的“我是”叫做“發(fā)言主體”；后面的“大學........學生”是言中主體，也就是被說的“指謂”。那么，這兩者：我是----大學文學專業(yè)學生這兩個部分是不是一樣的，同質的呢？如果按照我們學過的邏輯學回答就是：
“我”等于大學文學專業(yè)學生，這是同質的、一樣的，也就是A=A。
但是，拉康卻認為正因為“我說”了自己是“大學文學專業(yè)學生”后，前面的這個“我”自行“移動”到后面的那個“我”----大學.....學生的位置上，也就是前面的這個“我”變成了“學生”，成為被描述的“賓語”，也就是被降到“客體”的位置，表面上看，仍舊是句子中的主語，但我們從放大的語境看，前面這個“我”移動了---已經變成了后面的“賓語”---學生。所以，我們通過這個分析清楚看出---“我”只要說“我”什么什么的，這個說話的“我”就不存在了。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能指---所指”劃分，能指是聲響，形態(tài)，它由所指意義決定其價值。但是“后結構主義”消解了“所指”中心，把主體降低為一個個“游動不居”的能指符號。于是“我”就不再是意義、價值中心的發(fā)射點、不再有恒定的意義、價值，而是被分解為一個個具體“場景”中的“我”。這個“我”不再具有主體性、決定性，他是不自足的、不‘圓滿’的，而是被“背后”制度、法律、習俗、命令等等所驅動?！拔摇闭f的任何語言、寫的文章都不是自己的或“我”的，而是在被規(guī)定好的那個“網(wǎng)絡”中“重復”著別人或“他者”早已說出的話。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所謂“鸚鵡學舌”，就不是自己的語言，而是重復別人的語言。所以，“我”就是語言網(wǎng)絡一個“網(wǎng)結”，一個微不足道的“鸚鵡”。
看來，我們習慣說的“我”，不是一個“主體”，而是邏輯“假設”，或者是一個語言的“重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