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吳國邊城卑梁（今安徽天長）與楚國邊城鐘離（今安徽鳳陽）毗鄰，兩國經常為了邊境上的一點小事，摩拳擦掌。
一日，因為采摘桑葉，一個吳國小女孩和一個楚國小女孩起了爭執(zhí)。原因是，在卑梁、鐘離兩城界碑之間，不偏不倚生長了一棵桑樹，兩人都認為這棵桑樹是自己國家的財物。
楚國小女孩先出手打了吳國小女孩，并從其手上奪走了所有的桑葉。吳國小女孩氣鼓鼓地跑回家向父母告狀，其父母遂抄家伙領著村里眾人越過邊境去找楚國小女孩算賬。
兩家人由此爆發(fā)沖突，結果，數名卑梁人客死鐘離，矛盾瞬間升級為區(qū)域沖突。卑梁大夫愛民如子，哪里忍得了楚國人杖殺自己轄下百姓，遂組織地方部隊進攻鐘離。這下，區(qū)域沖突上升成了國家矛盾。
聽聞鐘離被攻打，楚平王勃然大怒，直接率兵平了卑梁。吳王僚也不甘示弱，待楚兵班師，他就率軍西征，先奪回卑梁，再拿下鐘離、占巢（今安徽巢湖），以泄其心頭之憤。
為了一棵桑樹，兩國不惜兵戎相見，由此誕生了一個成語：卑梁之釁。但，這場類似于“蝴蝶效應”的戰(zhàn)爭，又從側面反映了桑蠶文化對中國農業(yè)的影響有多深遠。
相傳，首創(chuàng)種桑養(yǎng)蠶、抽絲編絹之術的人叫嫘祖。她是黃帝的正妃。當時，人們普遍衣不蔽體，一到冬天來臨，就冷得瑟瑟發(fā)抖。為此，嫘祖常?？嗨冀鉀Q之道。
一日，她正好在桑樹下休息，一顆蠶繭不偏不倚掉進了她的杯子里。蠶繭遇水膨脹，嫘祖順手一捏，一根纖細的長絲線就出來了。嫘祖從中悟出了養(yǎng)蠶織布的道理。她帶人在山間搜索優(yōu)良的野生蠶種，親自栽桑飼蠶，利用蠶的特殊動物蛋白纖維繅絲，使這種只懂得啃咬桑樹的害蟲，成為百姓耕織必備的“寵物”。后來，人們便將嫘祖神化，尊為先蠶娘娘。而她所首創(chuàng)的養(yǎng)蠶取絲之術，則被認為是中國桑蠶業(yè)的萌芽。
嫘祖始蠶郵票。圖源：網絡
當然，這里面有一個神化的過程。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言：“在原始狀況的人腦中，萬物有靈是認識上的主流之一，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均受到一種超自然的神靈主宰，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產生了，自然現象和人均常常蒙上神化的外衣，把人、物加以神化和把神靈擬人化錯綜交織，糾結一起?！?/span>
不過，天蟲作繭，初成衣裳，大概也不會晚于新石器時代。因為，早在1958年，考古學家就在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上發(fā)掘出一筐已碳化的家蠶絲線團以及一片絹布。根據C-14測算，這筐絲線距今5288±100年，從絹布上能夠明顯看出，此乃蠶絲繅后而織。從絹布絲纖維的橫斷面上看，表層絲膠已經脫落，這很可能是在熱水中繅取的。這不僅說明了當時已流行紡紗，更說明了最早的紡紗技術應與熱水繅絲有關。十分巧合的是，傳說中黃帝、嫘祖大約生活在公元前2550年至公元前2450年間，同考古發(fā)現的蠶絲產生時代大體吻合。
史前時期桑蠶繅絲還促進了桑樹的人工培植與發(fā)展。古籍記載，“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有虞氏即帝舜，人類養(yǎng)蠶繅絲之初，不過是將野生蠶帶回家中培育，使蠶蟲吃野生桑葉吐絲，以達到可以織布的效果。而到了更晚一點的帝舜時代，為了養(yǎng)蠶絲織的方便，舜帝的妻子帶頭將野生桑樹移栽家中，使蠶吃桑吐絲，成為了一項不會因物料短缺而中斷的百姓之業(yè)。
到了商朝，商人敬天地畏鬼神，事事都得求神占卜。據學者研究，商王武丁即位以后，數度省察蠶事。每次省察前，他都會召集貞卜史官占卜蠶事兇吉，有時占卜準備竟達9次之多，可見商朝統(tǒng)治者對桑蠶生產事業(yè)的高度重視。
然而，對于商朝統(tǒng)治者來說，以占卜興桑蠶，仍恐力有不逮。他們認為，要想使桑蠶業(yè)或農業(yè)豐收吉祥，最好的方式就是虔誠的禱告。所以，在武丁之后的商王盤庚、祖庚時代（公元前12世紀末），商王每逢重大慶典，就會以祭祀祖先的禮儀，用三對雌雄羊或三頭牛祭祀蠶神，并祀祖先?？蛇@樣隆重的敬意，在商王庚?。ü?2世紀中葉）看來仍嫌不足，這位商王不僅動用了奴隸祭祀蠶神，更在商王宮廷內設置專門的典蠶之官，名曰“女蠶”，專管商朝桑蠶事業(yè)的生產與發(fā)展。
由于武丁以來的商王主張對外擴張，商朝在獲得更多領土的同時，也埋下了不小的禍根。待到商朝國力日漸衰落時，周邊四鄰卻進入崛起階段，特別是西邊古公亶父建立的姬周，日后成為滅商的執(zhí)行者。姬周首領姬昌將國都遷至豐（今陜西西安西南灃河以西），以縮短滅商的距離。之后，姬昌之子姬發(fā)又將國都遷至鎬（今陜西西安長安區(qū)），并發(fā)起牧野之戰(zhàn)，成為新的天下共主。
在中國古代史上，周是以擅長農業(yè)生產而著稱的王朝。早在周朝建立以前，他們的祖先后稷就被視作農耕始祖、五谷之神。周朝建立后，重視農業(yè)生產的家族傳統(tǒng)依舊被統(tǒng)治者們無聲延續(xù)。
作為男耕女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桑蠶業(yè)自然也得到了周朝的高度重視。
周朝建立之初，周人就響亮地提出了“農桑并舉”“耕織并重”的口號。在《詩經》中，人們會細心地把養(yǎng)蠶的過程記錄下來，如“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說的就是養(yǎng)蠶者會提前采集白蒿，將其煮成漿后，用汁水浸沃蠶卵，以起到促進蠶卵孵化的作用。在蠶卵孵化成蠶寶寶的時候，《詩經》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币馑际牵藗冊谌氯礓h利的斧頭，先砍掉粗壯的桑樹枝，才能攀著細枝摘嫩桑。之后，隨著蠶寶寶一天天長大，到了八月份時，人們就得提前收割蘆葦，制成蠶箔，以供蠶寶寶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吐絲包裹自己。爾后，待“七月鳴鵙”時，人們就要準備好所有生產蠶絲的工具，只待蠶繭一個個生成，就抽絲剝繭，理順絲線，一邊織布一邊暈染，為達官貴人制作漂亮的衣裳。
作為反映周朝百姓生活的詩篇，《詩經》中桑、蠶出現的場景更多是與青年男女私下談情說愛相關。如《鄭風·將仲子》曰：“將仲子兮，無逾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說的就是一對年輕情侶瞞著父兄搞“地下情”，姑娘天天思念情郎，想他翻墻來家中與自己相會，但又怕未經父兄同意會遭來責罵，更怕因此而遭致左鄰右舍的非議。
而身為上層階級，周朝統(tǒng)治者在民間推廣種桑養(yǎng)蠶，則更關注桑蠶業(yè)的發(fā)展本身。
據《周禮》記載：“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币馑际钦f，每逢仲春二月，周王需要率領后宮嬪御們到北郊行蠶事，以示躬親。當然，二月也還不到孵化蠶寶寶的時候，所以這些嬪御們所行的蠶事，不過就是去洗浴蠶種，做做樣子。但，周禮規(guī)定的這套規(guī)程，卻成了后來歷朝君主每年春天必須執(zhí)行的一件大事。
清·熊秉貞《耕織圖冊》之《浴蠶》。圖源：網絡
《周禮》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筑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意思是說，周朝“行蠶事”，首先要在近水的地方修建蠶室，用于孵化蠶寶寶。之后，待三月初一清晨，周王再戴著皮弁小帽，穿著樸素的綢緞，通過占卜在三宮夫人及女仆間挑出吉利之人，由她們在蠶室里主持蠶事。凡用于親蠶的蠶種，全部需要在河里浴洗一遍，桑葉則在公家的桑田里采摘，風干后再喂給蠶吃。
或許正是由于西周以來天下人重桑興蠶，周室東遷以后，桑蠶業(yè)在中原各地、北方乃至江南地區(qū)都得到了廣泛的發(fā)展?！按呵镂灏浴敝坏凝R國，雄踞山東半島，以最宜種桑麻聞名?？恐灾鞣N桑興蠶，齊國短時間內稱霸諸侯，其都城臨淄生產的羅、紈、綺、縞，工藝精美，色澤絢麗，產量頗多，供應各國，號稱“冠帶衣履天下”。而實力弱于齊國許多的宋國，則因據有盛產絲織錦緞的襄邑而獲得較大的經濟增長，其國君宋襄公更是在諸侯并起之際，憑借自身實力，躋身“春秋五霸”之列。
由于農蠶事業(yè)在中原各地蓬勃發(fā)展，孔、孟等向來“鄙農”的儒家先賢也不得不將吃飯、穿衣這兩樣人類最基礎的需求列入國家“王道”思想中。孟子認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比寮姨岢龅摹巴醯馈币蕴煜掳傩找率硿仫枮榛A，所以興“王道”之國，必須要勸課農桑，才有可能呈現天下大同的繁華局面。
公元前221年，曾經與西戎混居的秦人結束了亂世，“六王畢，四海一”?？紤]到春秋戰(zhàn)國以來各大諸侯相繼割據稱雄，秦朝甫一建立，就頒布了一系列極其嚴苛的政令及經濟政策，這其中就包括了勸課農桑的內容。但，秦始皇為了推行法治，也做了許多民不堪命之事，導致秦朝雖有好的農桑政策，卻沒能得到正向的經濟發(fā)展。在此情況下，六國遺屬及出身底層的陳勝、吳廣、劉邦等相繼揭竿而起，致使秦朝二世而亡。
劉邦建立漢朝統(tǒng)一天下后，雖然承繼了秦朝的規(guī)章制度，但也著重總結了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農桑耕織并舉，很快成為兩漢堅守400年不變的根本政策。
劉邦即位之初，特地提出將桑蠶業(yè)排于農業(yè)之后、畜牧業(yè)之前，使桑蠶耕織手工業(yè)能以一種經濟作業(yè)的形式富國強民。為了鼓勵桑蠶業(yè)發(fā)展，漢朝特別規(guī)定“蠶月之務，不閉四門”，意思是在養(yǎng)蠶生產的那個月內，地方城池四門晝夜不閉，以便讓采桑的人們出入，促進桑蠶養(yǎng)殖業(yè)的發(fā)展。到漢武帝時，漢代的桑蠶絲織業(yè)也因盛世的到來，而變得異常繁榮。
此時，為了加強與西域各國的交流，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從此，大批西方商隊東來，眾多中國商人西去，絲綢成為代表中華文明的符號，享譽世界。
絲綢遠銷海外，反過來促進了漢代絲織業(yè)的跨越式發(fā)展。官方除了用絲綢貿易外，也以絲織品代替貨幣，將薄如蟬翼的綢緞賞賜給匈奴及各大諸侯王，以此來穩(wěn)固大漢江山。
在這個過程中，漢代官方工場生產的絲織品質量把控成了重要環(huán)節(jié)。漢朝從養(yǎng)蠶抓起，設立專門的養(yǎng)蠶機構——蠶室。通過專人有意識地調整溫度，控制菌落環(huán)境，讓蠶寶寶在相對舒適的生存環(huán)境中，吐出質量上乘的生絲。
由于蠶室的部分功能有點類似于今天的無菌實驗室，故在漢代，犯人一旦遭遇了僅次于死刑的宮刑、腐刑后，執(zhí)法人員便會將他們安置在蠶室中，防止傷口感染。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就曾遭遇過腐刑。那是漢武帝在位中后期，騎都尉李陵主動請纓，向漢武帝要了五千兵馬出擊匈奴。那時，漢朝出兵匈奴通常會讓皇帝的親信掛帥，而此次出征，掛帥的正是漢武帝的大舅哥、貳師將軍李廣利。然而，李陵在前方與匈奴廝殺時，李廣利的援兵卻遲遲未至，致使李陵最后寡不敵眾，投降匈奴。消息傳回長安，漢武帝勃然大怒，可他并沒有追究李廣利的責任，而是將一切過錯推向李陵。司馬遷為李陵仗義執(zhí)言，結果遭到漢武帝的打擊報復。西漢流行以金贖罪，司馬遷“家貧難以自贖”，只能任由漢武帝給他定了個“誣罔天子”的大不敬罪名，被下了蠶室。
太史公司馬遷畫像。圖源：網絡
養(yǎng)蠶既有專門的機構管理，絲織生產自然也少不了官方監(jiān)督?！稘h書》記載，“少府屬官有東織室令示、西織室令示”。后來名稱雖有所變動，但這個機構卻是一直存在的。或許也正因如此，歷經兩千多年歲月后，人們依舊能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一睹漢代絲織業(yè)的高超工藝。
東漢末年，漢獻帝劉協無法自理朝政，權臣曹操遂“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稱魏王。同一時間，劉氏宗親劉備與雄踞江東的孫權并起，三國鼎立之勢由此形成。盡管天下再一次進入亂世，但桑蠶業(yè)的發(fā)展卻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此前只在中原、河北、山東等地繁榮的絲織業(yè)，此時經由墾殖屯田，已擴展到了西北地區(qū)。除了要求上交谷糧作為固定稅收外，掌理這些區(qū)域的曹操也要求下轄百姓、屯民按時繳納綿絹等絲織產品，用于軍費開支。
為了保障蠶絲生產，曹操曾在軍中明令禁止砍伐五果、桑柘、棘棗，并鼓勵軍中將士圍繞采桑、絲織多作詩篇，歌頌民間勞動的樂趣。
而劉備以成都為中心建立的蜀國，則更看重絲織業(yè)的貿易作用。那時，蜀地生產的蜀錦聞名天下。丞相諸葛亮曾上表建議朝廷擴大對蜀錦的生產，以彌補蜀國的先天性貧困。在諸葛亮的大力倡議下，蠶業(yè)繅絲與桑梓種植也樹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云南，平定后獎勵蠶業(yè)，“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之后，據諸葛亮臨終前所書《自表后主》交待，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梢姡@一時期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蜀漢之臣對勸課農桑的執(zhí)著與努力。
成都自此成為聞名四海的絲織中心之一，長期穩(wěn)定的營商環(huán)境使其在三國紛爭的背景下依舊保持繁榮昌盛的景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抒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由于蜀錦的生產基地臨近流江河，織錦經過洗滌后品質比原先更好，流江河后因蜀錦的傳播而得名錦江。
絲織業(yè)在中土的蓬勃發(fā)展，亦引起了鄰邦的注意。最遲于三國時期，日本便派人前往中原引進桑蠶。在山東，日本使者還拐帶了4名養(yǎng)蠶婦女回國。之后，日本又從朝鮮半島或山東地區(qū)引進外來務工人員，促進本土桑蠶種植養(yǎng)殖業(yè)發(fā)展。
與此相映照的是，中國歷朝均嚴禁蠶種出境。為了突破絲綢背后的物種壟斷，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居然花重金雇來了兩名印度僧侶，以佛教傳播為掩護，偷偷潛入中土，接觸中原的繅絲技術，并將大量蠶蟲卵藏入手杖與經書中，帶回君士坦丁堡。自此，蠶絲業(yè)才在西方興起。
時間來到唐代，蠶桑絲織業(yè)分布廣泛，遍及黃河上下，長江南北，北至幽燕，南及嶺南。
由于唐初沿襲北朝、隋朝傳統(tǒng)實行“均田制”，桑梓種植田也就成為唐朝授予官民人等的“永業(yè)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唐朝農桑種植進一步發(fā)展，絲織品獲得了民間流通的機會，社會上逐漸出現規(guī)模不一的私人織錦坊、染坊和毯坊。當時，定州（今河北定縣）富豪何名遠家中有綾機500張，靠著晝夜不停的絲織，他在州中驛站旁開設了客棧、絲織店等一系列產業(yè)，專做胡人生意。
均田制的本質是為了捆綁農民與土地，以利于國家征收賦稅，在唐初不觸動地主利益的情況下，這一制度對恢復熟地或荒地開墾以及經濟復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帝國境內出現了官僚、地主、豪強三位一體的土地兼并，農民既要面臨不斷上漲的賦稅，還要面臨失去土地、淪為豪強奴隸的窘境。如此，長期依賴農桑、養(yǎng)蠶的絲織業(yè)必然大受影響。
安史之亂后，北方絲織業(yè)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朝廷服御無所給，曾經興旺于河北、山東等地的絲織業(yè)只能陸續(xù)遷至江南。而江南安穩(wěn)的環(huán)境，給了帝國絲織業(yè)一次脫胎換骨的革新機會。
起初，江南的絲織業(yè)仍舊無法與北方過去的絲織業(yè)同日而語。薛兼訓于大歷年間（766-779）出任江東節(jié)度使時，大力倡導江東種桑養(yǎng)蠶。他發(fā)現，江東一帶機織生產技術落后，即便織工們能夠按時從養(yǎng)蠶戶手中獲取原料，依舊無法提高生產技術，實現絲織量產。于是，他突發(fā)奇想，特地在軍中挑選一批適婚的北方男青年，給他們發(fā)放路費、彩禮，令他們回鄉(xiāng)與擅于繅絲的婦女成親，爾后再舉家遷往江南定居。通過這個辦法，實現了絲織業(yè)的“技術移民”。從此，江南逐步超越北方，成為此后歷代王朝最重要的絲織品生產、貿易集散地。
《新唐書》記載，北方絲織業(yè)南遷以后，唐代出現了緯線顯花的織錦技術，可以利用針法將各種動植物的形象繡于織錦上，由此誕生了一個成語：錦上添花。其中，越州（今浙江紹興）生產的繚綾被視為絲織珍品，大詩人白居易曾寫詩說：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臺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椪吆稳艘抡哒l？越溪寒女漢宮姬。
及至宋代，由于朝廷重文輕武，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侵遂成了王朝發(fā)展的最大外患。為了安撫、征服外部勢力，宋朝皇帝只能依靠大量財物收買、討好敵國貴族以換取和平。如此一來，與賦稅掛鉤的絲綢，就成為大宋朝堂籠絡外邦的利器。
在宋朝的支持下，東南地區(qū)的絲織業(yè)得到了長足發(fā)展。彼時，“陜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而江東一帶保持了相對穩(wěn)定，在兩宋間成為公認的絲織業(yè)之鄉(xiāng)。民間傳言，江東“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所產的絲織品，光彩奪目。
南宋《耕織圖》，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源：網絡
此外，為應對越來越嚴重的“三冗”問題，宋代官方還首次將絲綢的發(fā)放與官員的俸祿掛鉤：“仁宗天圣（1023-1032）以后，三歲一赍軍士，需?絹百萬匹，作官俸佐三司的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惫俜綄z綢量的需求增大，進一步促進了兩湖、江東一帶絲織業(yè)的革新與產業(yè)優(yōu)化。
當時，兩湖、江東一帶雖家家以機織為生，但各地養(yǎng)蠶、植桑、織布的技藝卻有高低之分。在官方引導下，江東開始以地區(qū)優(yōu)勢為主導，發(fā)展各自的絲織業(yè)特色工藝。如婺州（今浙江金華）生產的暗花羅、含春羅、紅邊貢羅聞名天下，質量“皆不減東北”，婺州的百姓便以生產絲羅為主業(yè)。而慈溪縣素以“桑田之美，有以自給”著稱，那里便成為重要的桑樹種植基地。至于杭州近郊的蕭山，則利用當地百姓的巧工，靠織就質地輕薄纖細透亮、表面起縐紋的“縠”，在全國絲織業(yè)中占得一席之地。這幾乎就是后世各種“專業(yè)鎮(zhèn)”的濫觴。
元代，在絲織勞力基本與前代持平的情況下，養(yǎng)蠶植桑者開始重點關注原材料的質量把控。元朝人首次將蠶病防治升格為官營絲織養(yǎng)蠶的必要工作，并掌握了蠶病發(fā)生的一般規(guī)律。比如，“蠶食濕葉，多生瀉病；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蠶“熱氣熏蒸，后多白僵”,“倉卒開門，暗值賊風，后多紅僵”。因此，飼養(yǎng)期間，溫度的把控、給桑的適量及蠶座的干燥等方面都必須細致把握。
盡管蠶病防治在元代僅屬系統(tǒng)化萌芽，但通過技術提升，元代的桑蠶絲織業(yè)仍舊爆發(fā)出矚目的潛能。馬可·波羅在游記中寫道：“蘇州產絲甚為豐饒，居民中有巨量生絲……蘇州制成之綢緞，除供自己消費外，并遠銷其他市場?！?/span>
進入明代，絲織產業(yè)鏈迎來了史無前例的進化契機。
除了江浙、兩湖之外，福建、廣東、山西等地也相繼成為大明帝國轄下重要的優(yōu)質絲綢產地。在廣東，為了響應朝廷“農桑并舉”的政策號召，農民們開始實踐“?；~塘”種植試驗。按照“三基七塘”的習俗，直至明末，廣東地區(qū)的桑塘種植業(yè)已經成為當地收益最大的農業(yè)項目。珠三角地區(qū)的農民看著地里長勢漸好的桑樹，也曾一度萌生“棄田筑壩，廢稻種?！钡南敕ǎ蛩阋苑N桑養(yǎng)蠶為主業(yè)，不過囿于重農、勸農的現實，這一想法最終并未付諸行動。
這一時期，人們終于在絲織工藝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最后一次技術革新。通過參考宋元時代的手工提花機，明朝的能工巧匠發(fā)明了一種名為“花機”的新式絲織器。該機有花樓，上坐挽花工協助織工工作，能織出復雜的花紋圖案。由此，地處蘇州盛澤、黃溪的居民，“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這表明，花機的出現，不僅有效解決了從前繁瑣的織布工藝，也讓江南的絲織品產量有了質的飛躍。
而同一時間，桑蠶養(yǎng)殖技術也迎來了更大的突破。經過反復鉆研，明朝最早的一批蠶農發(fā)現，“若將白雄配黃雌則其嗣變成褐繭”，這是世界桑蠶養(yǎng)殖史上最早關于桑蠶雜交技術的記載。這種無意間產生的生物大變種，給當時的絲織業(yè)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據《明史》記載，“正德元年（1506），尚衣監(jiān)言，內庫所貯諸色纻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1457-1464）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余匹”。這些“諸色纻絲、紗羅、織金、閃色”的誕生，從側面說明桑蠶養(yǎng)殖技術的進步對絲織業(yè)革新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隨著大量精美的絲織產品問世，明朝開展了規(guī)模宏大的外交活動。鄭和奉命七下西洋，聞名帝國的絲綢亦跟著寶船的漂泊，名揚海外。
今天，中國的絲織業(yè)依舊在快速發(fā)展中。絲綢這種興于上古時代的產物，從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消沉。相反，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已然成為中國的代名詞，靠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沉淀，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刻入我們民族的共同記憶之中。
如果說這一切的美好，需要感謝誰，那么，最應該感謝的是那一條小小的昆蟲：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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