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官兒做大了，未必是好事。
廣明元年（880），黃巢大軍兵臨長安城下，唐僖宗丟下百官，倉皇出逃四川。長安城破后，起義軍“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對滯留城內的官僚也毫不留情。史載，包括宰相豆盧瑑、崔沆、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在內的百余名高級官員相繼被殺。一時間，“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僅僅二十多年后，歷史重演。
天祐二年（905）六月，包括尚書左仆射裴樞、右仆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兵部侍郎王贊等人在內，唐朝數(shù)十名高級官僚受命聚集于滑州的白馬驛。如此場面，以往只有在帝都才能見得到。然而，這次“集合”實際上是一場血腥騙局。不多時，隨著朱溫的一聲令下，毫無防備的唐廷大員們悉數(shù)被殺害。
此時，一個名叫李振的幕僚覺得仍不解氣，他對朱溫說：“這些人向來以清流自居，應該把他們扔進黃河里，跟渾水永遠混為一體?！保?/span>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
朱溫命人照做。頃刻間，三十多名官員的尸首被投進黃河，一眾“清流”消失在了渾濁的河水之中。由于事發(fā)白馬驛，后世便將這場政治屠殺稱為“白馬之禍”。
歷史的巧合總是在延續(xù)。提議棄尸黃河的李振，與黃巢一樣，也曾屢試不第。他們對于權貴的惡意，也在延續(xù)。
一個人想要在唐代靠科舉入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任何制度在初創(chuàng)階段，通常都不能稱之為完美。在歷經千年的科舉史中，唐代科舉的錄取人數(shù)明顯偏少。
唐代科舉主要分為?？疲颇?、考試時間固定）與制科（科目、時間均不固定），其中常科主要包括明經與進士兩科。有人做過統(tǒng)計，在唐朝統(tǒng)治的289年時間里，科舉取士共8341人，其中進士6773人。偌大的王朝，平均每年錄取的進士僅有二十多人。
針對這一現(xiàn)象，開元年間的國子祭酒楊瑒曾經吐槽道：“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余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yè)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
為了通過這座窄小的獨木橋，學子們皓首窮經。46歲的孟郊在考中進士后難掩喜悅之情，寫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狂喜之句。而與孟郊命運相反的，是一批又一批名落孫山的考生。
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會反思自己的不足，少數(shù)人會象征性地發(fā)一下牢騷。但像晚唐時期這樣，接二連三出現(xiàn)落榜士子肇發(fā)事端，不可謂不詭異。究其原因，讓黃巢、李振等人如此憤怒的，不是錄取名額數(shù)量的限制，而是錄取過程中存在的不公。
科舉制的誕生，是君主集權的結果。此前，無論是漢代察舉制，還是魏晉九品中正制，選官的權力事實上一直為各級世家大族所把持，導致皇權孱弱。為將這項權力收歸中央，實現(xiàn)集權，隋文帝楊堅于開皇七年（587）實行分科舉士，之后唐承隋制。然而，被奪走權力的世家大族們又豈會甘心？在唐朝實行科舉、普選人才的過程中，皇權與門閥的較量未曾停息。
▲唐承隋制，以科舉作為選撥官員的手段之一。圖源：網絡
唐朝科舉中普遍存在“行卷”和“公薦”等現(xiàn)象。所謂行卷，就是考生將自己的作品呈送成名文人或權貴閱覽，以增加知名度。而公薦，則是考生依托有名望之人向考官舉薦自己。行卷和公薦發(fā)展到最后，甚至能取代考場上的答卷，成為決定士子能否入榜的關鍵性因素。在此背景下，即便再努力的士子，也敵不過人情與關系網絡?，F(xiàn)實往往是“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以至于科舉走后門、入仕靠關系的現(xiàn)象公開且合法。
此種現(xiàn)象的持續(xù)泛濫，使得新、舊豪門逐漸把持了唐代科舉，以致“榜出率皆權豪子弟”。這也暴露了唐代政治中非常尷尬的一個現(xiàn)實：原本用于剝奪門閥選拔人才權力的科舉制，又逐漸被世家大族加以利用，為自己的親族好友大開方便之門，最終“每歲策名無不先定”。
對于這等不公現(xiàn)象，許多晚唐學子憤恨不已。詩人杜荀鶴曾作《投從叔補闕》：“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直言晚唐科舉選人唯親，毫無公平性可言。
時代不公投影到李振身上，或許就是他“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的緣由，也是他對豪門權貴“尤憤憤”的原因。
科舉原本向底層才學之士敞開了入仕大門，現(xiàn)在卻砌起了一道高高的柵欄，里面的風光雖然可以看得見，但柵欄外的人卻總是夠不著，很難不讓他們產生怨恨之心。
前途阻塞，有人止步不前，有人另辟蹊徑。
落榜士子不僅要面臨名落孫山的失意，有時還要為生計問題而煩惱。晚唐人孫樵就曾記錄自己落魄時的窘態(tài)。他長年在長安寓居備考，一連考了十年，卻都屢試不第。由于一門心思地投入科舉，不事生計，導致囊中羞澀，白天餓得頭昏眼花，晚上凍得難以入眠，連朋友都盡皆離他而去，最終“悴如凍灰，癯如槁柴”。
對于唐朝的士子而言，需要理想，更需要直面生活。許多人在多次落榜之后，為生計和前程所迫，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出路：
其一是隱居，其中以鄭云叟最為突出。鄭云叟自幼勤奮好學，“為文敏速遒麗”，盡管如此，這位大才子在唐昭宗時期參加進士科考試，卻名落孫山。性格“耿介不屈”的他瀟灑地留下一句“用浮名之攖我心，使郁郁然若是耶”，便不顧家人反對，隱居少室山去了。妻子來信勸其歸家，他將信件“悉投于火”。好友給他介紹工作，他也是“拒而不諾”，全然一副看透世俗的心態(tài)。
其二是造反，當以黃巢最為盛名。黃巢年輕時試圖用知識改變命運，但“屢舉進士不第”，最終將失意的怒氣轉化為政治報復，掀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反唐起義，為晚唐敲響了喪鐘。
其三是便加入藩鎮(zhèn)幕府。中晚唐時期，唐朝中央衰微，地方藩鎮(zhèn)林立。各地節(jié)度使宛如土皇帝，不僅手握財權兵權，并且開設幕府，吸納人才為自己服務。
科舉入仕的失意，同樣改變了李振對前途的選擇。他最終放棄科舉道路，改走軍功入仕路線。多年之后，他晉升至金吾（衛(wèi)）將軍，正當朝廷改命他為臺州刺史時，命運卻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史載這一年“盜據(jù)浙東”，當?shù)匕l(fā)生了嚴重的割據(jù)叛亂，受此影響，李振赴臺州任職一事也化為了泡影。
向西折返的途中，李振路過開封。
當時，開封是宣武節(jié)度使朱溫的地盤。深感前途迷茫的他嘗試著毛遂自薦，求見朱溫。史載，李振見到朱溫后，“以策略干太祖（指朱溫），太祖奇之，辟為從事”。從此投入朱溫帳下，成為其幕僚。
在朱溫帳下從事日久，李振的心態(tài)悄然發(fā)生了轉變，他不再以唐廷中央為尊，而是著眼于現(xiàn)實，尊幕府而棄朝廷。
當然，李振的心態(tài)轉變并非個案。朱溫帳下的敬翔、張策與蘇楷等人，都是放棄向體制內發(fā)展，通過向幕府投簡歷，而成為朱溫事業(yè)發(fā)展的左膀右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對此解釋道：“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
晚唐士人的心理轉變，多少帶點實用主義精神。
黃巢之亂后，唐朝已然進入了生命的倒計時，但朱溫篡唐需要一個過程。
當時，但凡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意識到，唐朝滅亡的形勢已經不可逆轉。于是，有人試圖加速這一進程。
光化三年（900），神策軍左中尉、宦官劉季述等人覺得唐昭宗“嚴急”，并不是個安分、好控制的主兒，一番權衡之下，便有了另立幼主之念。
如今是地方節(jié)度使的時代，廢帝一事，自然還需考慮節(jié)度使們的態(tài)度。最起碼，他們的行動至少需要得到一個實力派的支持。劉季述第一個想到的，是朱溫。
▲唐昭宗畫像。圖源：網絡
朱溫通常都不駐留長安，而是由李振往來京城，代其處理事務，溝通唐廷中央。所以，劉季述派人跟李振搭上了線。怎料，話一出口就遭到了李振的痛斥：“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當場替朱溫拒絕了這項合作。
李振之所以反對廢黜皇帝，并非心戀唐廷統(tǒng)治。在他看來，朱溫尚未積累足夠的政治聲望，此時并非代唐上位的最佳時機。
劉季述尋求支持未果，決定孤注一擲，于當年十一月發(fā)動了政變，將唐昭宗軟禁，廢為太上皇，并偽詔禪位于年幼的太子李裕。與此同時，劉季述也做了另一手準備，派人拿著假的禪讓詔命到開封拜會朱溫，稱唐朝想讓國于朱溫。
為此，朱溫的幕僚們分成了兩派。以劉重楚（劉季述之兄）和張浚為首的一派極力慫恿朱溫接受宦官的提議，榮登大寶。而從長安歸來的李振則堅決反對，建議朱溫舉兵勤王討賊，誅殺宦官，并聲稱“行正道則大勛可立”。
朱溫一聽，恍然大悟，遂派李振再入長安，聯(lián)合時任宰相崔胤救出唐昭宗。
經此一事，唐昭宗得以復位，朱溫也因救主獲封東平王。事后，朱溫開心壞了，拉著李振的手坦白道：“卿所謀是吾本志，穹蒼其知之矣！”
李振的一番布局謀劃，讓“王”與“皇”之間的距離又近了一步。此后，他在協(xié)助朱溫篡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天祐元年（904），朱溫將唐昭宗和朝廷從長安強行遷至洛陽。同年八月，朱溫派朱友恭等人闖宮，殺死了唐昭宗。然而，在面對弒君的惡名時，朱溫卻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這時，李振提醒他：“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
成濟，三國時期的魏國將領，同時也是司馬昭的心腹。甘露五年（260）五月，魏帝曹髦不甘做傀儡皇帝，為司馬氏一族所擺布，決意反抗，結果被成濟當眾殺死。事后，司馬昭為平息眾怒，并撇清其中關系，下令將成濟誅殺。
李振此言一出，朱友恭成了翻版的成濟，兔死狗烹，朱溫也借此洗白脫身。
唐昭宗死后，年僅13歲的李柷被立為新君，史稱唐哀帝。在朱溫眼里，這個傀儡小皇帝根本成不了氣候，而真正讓朱溫覺得礙手礙腳的，是一眾唐廷官員。而這些人，也正是李振一生痛恨之輩。史載，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將自己屢次名落孫山的原因，全部歸結于當朝士大夫把持科舉。
李振向朱溫建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朱溫覺得很有道理。
于是，天祐二年（905）六月，朱溫將三十多名朝臣騙至滑州白馬驛，進行了一場有計劃的政治屠殺，并在李振的提議下，將群臣的尸首盡數(shù)拋入黃河。
▲在李振等謀士的策劃下，朱溫派兵誅殺朝臣。圖源：紀錄片截圖
白馬之禍發(fā)生后，幸存的士大夫聞風喪膽，根本不敢入朝為官，朝廷中對朱溫的反對之音也愈發(fā)減少。
當李振配合著做完這一切，朱溫的篡唐之路已盡是坦途。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溫在百官的“勸進”之聲中，假惺惺地故作推辭，最終“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唐哀帝的禪讓，以“開平”為新紀元，改國號為大梁。此刻，立國289年的李唐王朝正式落幕。
歷史通常只會記得朱溫篡唐的宏大敘事，而選擇性忽視了小人物李振等人在幕后的推波助瀾。自從選擇跟隨朱溫之后，李振就逐漸活成了自己當初最討厭的樣子——他無比痛恨權貴，但當自己成為權貴時，卻無比享受，毫無自省的覺悟。
據(jù)史料記載，唐王朝遷都洛陽后，李振經常作為朱溫的代表入朝，一時風頭無兩，容人之量卻越來越小。每當有官員得罪他，動輒就被罷黜貶官。許多官員私底下將其比作“鴟梟”（即貓頭鷹）。
朱溫篡唐后，李振官至戶部尚書。不過，隨著后梁乾化二年（912）朱溫被弒，李振飛揚跋扈的做派也逐漸收斂。
朱溫死后，先后繼任的朱友珪、朱友貞和歷史上大多數(shù)君主一樣，對前朝老臣并不感冒。李振自然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盡管頭上頂著個崇政院使的帽子，但他經常托病不朝，后來更是掛職閑居，不問朝政。
后梁龍德三年（923），是權力再度洗牌的一年。這一年，沙陀人李存勖正式稱帝，建立后唐政權，并于同年底攻破開封、洛陽，終結了死對頭朱氏所建立的后梁政權。
每當一個政權到了覆亡的最后一刻，政治場上的眾生相便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后梁大多數(shù)臣子選擇了投降后唐。但對于是否“易主”這件事，李振的心里很沒底。
他找到當初一同輔佐朱溫的敬翔，試探性地問道：“如果唐帝有詔免除我們這些人的罪過，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朝見新君（指李存勖）？”
敬翔聽了便反問道：“我們兩個人身為梁相，國君昏庸時不能進諫，國家滅亡時又不能挽救，如果新君問起，我們將如回答？”
聽聞此言，李振已然清楚，敬翔心里不贊成投降后唐政權。
于是乎，一場關乎兩人前程與命運的談話無果而終。
在新、舊政權更替的那一刻，李振的求生欲最終戰(zhàn)勝了虛無縹緲的氣節(jié)。他選擇了勝利者，一如當年朱溫代唐時那樣，唯強者侍之。
翌日一早，李振獨自向后唐莊宗李存勖請降。
得知李振變節(jié)投降，敬翔氣得破口大罵：“李振根本就不是一個大丈夫！”隨后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氣節(jié)——上吊自殺。
李振雖然投降了后唐，但并不意味著就能得到善待和善終。后唐重臣郭崇韜對他的變節(jié)行為極為鄙視，逢人就說：“人們都說李振是一代奇才，我看他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而已！”后梁降臣段凝也因為私人舊怨選擇背刺李振，向唐莊宗進言，稱李振等人是首要戰(zhàn)犯，不可饒恕。一時間，李振在后唐的風評急轉直下。
真正決定李振命運走向的，是后唐莊宗李存勖。
▲后唐莊宗李存勖是沙陀人，并非李唐皇室后裔。圖源：網絡
后唐雖然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權，但在法統(tǒng)上試圖追續(xù)李唐王朝，因此與李唐王朝在名義上“同國同姓”。李存勖自然要趁著后梁覆滅，為李唐王朝復仇，以此為自己正名，于是下詔：“敬翔、李振帶頭輔佐朱溫，共同傾覆唐朝……一并誅滅全族。”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歷史的回旋鏢擊中了李振。曾經一手推動滅李唐的李振，最終死在了另一個“李唐”的手里。曾經相信上流只能“物理消滅”的李振，如今成為了被“物理消滅”的對象。而李振全族被盡數(shù)誅殺的這一刻，慘狀恰如當年的“白馬之禍”。
屠龍者終成惡龍，惡龍終將被屠殺，歷史再一次完成了血腥而殘酷的閉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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