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印中智慧橋；作者：張文娟（金德爾全球法學院 副教授）
印度有13億多人口，其中35歲以下的占到三分之二，這意味著印度的高等教育供給責任很重，潛力也很大。印度的高等教育市場并沒有對外資放開，這意味著印度本土探索高標準國際化教育有足夠空間，同時也意味著印度的高等教育缺乏一種國際比較壓力。印度政府和民間已經意識到這一挑戰(zhàn)，并在嘗試各種改革探索，如最近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卓越計劃。
印度曾有著輝煌的高等教育歷史，如歷史上的Takshashila和那爛陀，那曾經是國際學生向往和匯集的地方。獨立之后，印度的高等教育也在快速發(fā)展，從獨立時不到20所大學，到2018年底，已經有大約1000所大學，36000多個獨立學院和11000多個研究所。數量的發(fā)展是一個方面，而質量的追求，尤其是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數量同樣重要。印度前任總統慕可吉說，沒有一個缺乏知識原動力的國家可以變成一個可持續(xù)性的大國。很多研究也證明，缺乏世界一流大學，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及高等教育市場缺乏競爭力。
印度曾有著那爛陀榮光，也已經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且被預期在未來一、二十年有可能進入世界前三經濟體，這對印度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印度的高等教育顯然還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在QS2019-2020世界大學排名中印度有三所大學進入前200，包括印度理工孟買（IIT-Bombay）、印度理工德里（IIT-Delhi）和印度科學研究所班加羅爾（IISc-Bangalore)，還有六所在300-500間，但尚沒有一所大學進入QS排名前150。印度進入全球排名前1000的大學還相對較少，有24所進入2019-2020的世界QS 排名[1]。相比較而言，有著同樣人口數量的中國大陸，有42所進入前1000，其中有七所進入前150[2]。
印度高等教育改革的挑戰(zhàn)，首先來自于其治理結構。印度高等教育管理過度官僚化，決策過程層層審批，低效緩慢，缺乏機構建設愿景。印度高等教育治理結構疊床架屋，如在聯邦一級就有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簡稱 UGC）、聯邦政府人力資源發(fā)展部（Union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和各種獨立于政府的專業(yè)性管理機構等，這還不算在邦一級的管理，導致政出多頭，且存在模糊性、沖突性和不確定性。另外，印度大學普遍缺乏研究積極性，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給大學投入的資金非常有限。這種多頭管理也投射到給大學的資助撥款上，程序復雜，導致不必要的拖延和研究重點的分散。
印度的公立改革，跟中國的思路不太一樣。91年之后，印度在公立改革中，很多是通過私立化的方式，如教育、醫(yī)療、電信等大致都是這個模式。公立、私立按照兩個完全不同的邏輯來改革。公立的參照政府部門的方式運作，私立的就徹底市場化了。像公立大學是國家或邦政府全額撥款的，對印度民眾是非常便宜的，一年大約1000盧比（大約100人民幣）的學費，同時要求嚴格執(zhí)行憲法中關于對表列種姓、表列部落的特留權要求，以保持多元性。而很多私立大學，尤其是學院的設立，則變成了企業(yè)或財團的一個延伸性盈利部門。當然，也不排除有比較好的私立機構設立，如位于孟買的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就是印度財團設立的很不錯的私立教育機構。
而中國的改革路徑則很不同，中國是在公立大學改革中引入部分市場化因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大學做了很多改革，如大學的學費適度提高，大學也可以開展很多面向市場的短期或學位項目，大學還可以設立校企盈利，通過211或985及最近的雙一流計劃來對大學進行排名，以決定資源的傾斜性配置等。所以，中國的公立大學變得越來越強大，而私立大學則在政策和市場兩方面都變得很劣勢。當然，中國適當放開了中外合資辦學，在公立大學之外，開拓了一點民間補充模式。
對印度而言，印度公立大學被隔絕于市場，基礎設施差，感覺像在中國的八九十年代，師資倒還不錯，但大學管理的自主性比較受限；而私立大學包括私立中小學，硬件設施都建設得很好，但大多數的挑戰(zhàn)是缺乏對老師的投入，導致教師流轉快，教學質量缺乏保證。
大約十年前，印度的海外精英開始回流，助力本國世界一流大學的探索。如同時擁有牛津和哈佛學位的金德爾全球大學的創(chuàng)始校長拉吉·庫馬爾，就從香港回國開始探索世界一流大學的創(chuàng)建，以此作為推動印度高等教育改革的實驗平臺。在過去十年，我們可以看到，印度在世界一流大學探索方面大有起色。
首先，一批以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的私立大學陸續(xù)出現。如金德爾全球大學不同于普通的印度私立大學，庫馬爾校長在尋求大學設立捐助時就明確提出非營利，而且從設立之日起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而設立，尤其重視從世界一流大學引入師資，重視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對話和學術交流；在學生錄取上也采用國際考試標準，如將美國LSAT引入印度，報名金大法學院的學生必須考LSAT在印度組織的考試，商學院要考GMAT等，相當于在印度另建一個高等教育生態(tài)系統。在金大之后，Ashok大學、Benette大學等陸續(xù)建立，包括信實集團即將建立的信實機構，基本上都是沖著世界一流大學而非簡單滿足于印度優(yōu)秀大學的標準去建立。在2019年，十歲的金大，作為非理工類大學能夠沖進QS世界一流大學的前800， 50歲以下世界大學排名前150，為印度世界一流大學的后來探索者帶來了強心劑，當然其快速發(fā)展也得益于印度為私立部門所留出的巨大空間。相信未來十幾年，印度私立大學尤其人文社科類大學在世界一流大學探索的路上會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其次，印度大學在質量標準探索及排名機制引入方面也有了很多進展。THE 或QS 世界一流大學排名，印度上榜的很少，雖然這些排名機構也有范圍更窄的排名，如金磚國家排名和年輕大學排名（50年以下的），但是，印度大學能上榜的還是少數，不能形成一種競爭壓力。在印度國內，印度大學資助委員會有NAAC認證，但是一次性的，且不具有動態(tài)引導作用。成規(guī)模的民間的印度大學排名機制尚缺乏。印度高等教育探索者經常自我反思認為，沒有標準和對比，這容易讓印度大學陷入自我陶醉。在金德爾全球大學等大學的說服下，QS 開拓了QS印度大學排名，這幫助印度架起了國內與國際排名的對接。在各種排名的感召下，印度人力資源部最近幾年開始探索國內官方排名機制，叫National Institutional Ranking Framework[3]，目前還處于前期探索階段。相信印度的排名機制在未來幾年會更加成熟完善，以帶動印度大學對高質量教育的探索。
最后，印度大學開始試點教育特區(qū)制度，也即卓越機構計劃。庫馬爾校長等教育改革者呼吁，印度應該探索教育特區(qū)制度，給那些有沖擊世界一流大學潛力的大學予財政和政策支持，讓他們更快得變成世界一流大學。2016年2月29日，時任財政部長Arun Jaitley在財政預算會上表示，將改革高等教育管理結構，以能夠資助10所公立大學、10所私立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爭取盡早進入前200[4]。民間對教育特區(qū)制度資助私立大學是有爭議的，印度政府后又討論修訂了卓越機構計劃，對納入卓越計劃的公立機構給與財政資助，對私立機構則只給與特別政策傾斜。
2017年，卓越計劃第一階段開始接受大學申請。2018年7月17日，印度政府先發(fā)布了三家公立大學和三家私立大學的名單[5]。上榜的三家公立研究機構包括印度理工孟買、印度理工德里、印度科學研究所班加羅爾是沒有爭議的，但三家私立機構中最有爭議的是信實機構，因為該機構尚沒有實際成立[6]。此后，卓越計劃又做了些調整，尤其在標準和程序方面更透明、更合理。
第二階段的名單，在QS2019-2020世界大學排名之后發(fā)布，基本上反映了印度進入世界大學排名的機構情況，媒體上不再對此有爭議。從媒體報道看，進入卓越機構認證的十所公立大學，將在未來五年內共獲得100億盧比的傾斜性資助；而進入卓越機構的十所私立大學則將被給予足夠的自主空間，包括學位項目的設立、學制的確定、國際師資的雇傭比例等，原則上都由大學說了算，不用再經過印度大學資助委員會（UGC）或其他機構的審批。
印度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將會越來越快。相信在未來五到十年，將會有印度理工類院校進入到世界大學排名的前100，印度人文社科類院校也會在國際舞臺上以國際標準辦出自己的特色，并做出應有的貢獻。可以預見，印度世界一流大學的時代正要開啟。
[責任編輯：李偉男 PN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