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我國古代，官修史書的定稿對于一個朝代的結束往往起著蓋棺定論的重要意義，因此，歷代開國皇帝在對于前朝史書的修撰上都極為重視。然而若是縱觀我國古代二十四史，就會發(fā)現《元史》的修撰無論是修撰的時間還是其成書的質量，都成一種塌方式的下跌，其質量之低劣，讓后世的史學家都為之側目。不僅內容混亂不堪，甚至還曾經出現一人多傳記，一人數姓名的烏龍事件。這與人們對于官修史書的一般印象有著鴻泥之別。
那么，為什么《元史》會成為歷代官修史書中的一個特例，以至于后來的史學家在研究這一段歷史時，不得不參考其余文獻才能大致有所了解。這還要從其成書時期，明朝初年的政治格局說起。
朱元璋劇照
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明代初年似乎就已經是一個天下大定的時代了。許多人可能就是如此理解這一歷史時期的，然而事實上，對于朱元璋以及明代初期的大臣來說，這種樂觀的態(tài)度卻絲毫不存在。
在當時，元蒙并未被完全消滅。其勢力仍然盤踞在北方長城以北的部分地區(qū)。這一階段，可以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來概括。而從當時的歷史事件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就在洪武年間，北元的余孽尚且保留著重新恢復其中原統(tǒng)治的野望。名將徐達曾經率軍北上，意圖剿滅元蒙殘部，然而即使是在后者已經瀕臨崩潰的這一時刻，壞消息仍然多次傳來。徐達北征失敗，數萬明軍戰(zhàn)死沙場，僥幸得還的殘部不足三成。
而這樣的敗局也促使一些臣屬的立場發(fā)生了動搖。不過不要誤會，這里所說的 臣屬并非中原王朝，而是位于朝鮮半島上已經立國多年的高麗，在元末奇后之亂以來，高麗王室與元順帝的聯系幾乎斷絕，兩個政權也宣告解除了原有的盟約。
在明朝初年，為了繼續(xù)打擊元蒙余孽，朱元璋曾經試圖和高麗建立新的宗藩關系，然而沒想到，這樣的聯系卻在徐達北征失敗之后發(fā)生了動搖，高麗開始重新審視元蒙和明朝兩個政權的勝敗之別。
朱元璋大軍北伐
而朱元璋，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態(tài)勢下，開始命宋濂等人，修纂《元史》：“以是年二月，開局天界寺?！?/span>對于朱元璋來說，以《元史》作為前朝滅亡的最后定音，既可以“削弱并消弭他們的反抗思想，偃武修文，還可粉飾太平”。
另外，對于此時正在北方繼續(xù)肆虐的元蒙來說，這樣的史書同樣有著蓋棺定論的作用?！白阅纤文┮詠恚皣蓽?，史不可滅”。這一思想已經成為所有融入華夏的文明所共同的堅守，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元史》作為攻心手段，無疑也是其政治主張中的重要一環(huán)。因此，《元史》才開始了其倉促的編纂工作。
元史
《元史》的編纂開始的極為局促，在元蒙殘部尚未完全消散之前，這樣的編修就已經開始。這無疑是一項迫切的政治工作。而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對編纂人員日益緊迫的催逼。
前文提到“開局天界寺”，雖然大多數時候，古代所謂的“寺”并不僅僅只是指寺廟，比如大理寺就是一個古代政權一個以審判為主的司法機構。然而天界寺卻真的僅僅只是一間寺廟。之所以要在這樣一個地方開始《元史》的修撰，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朱元璋為了彰顯對于這一史書修纂的重視，要求參與者必須嚴格要求自身，以全部精力投入這一工作；而另一方面，也是方便這位開國之主對于這一史書的監(jiān)督。
事實上，天界寺的另一個重要身份是朱元璋戴發(fā)修行之地。在其早朝結束后，朱元璋經?！吧砼卖摹⑿貟旆鹬?、手持法器”，與諸多高僧一起來天界寺修研佛法，這可能也與其早年間出家一事有著一定的關系。
徐達、常遇春北伐
不過，不管怎么說，這對于修撰《元史》的史官和文士來說，則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位動輒嘗試“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開國皇帝，是真正意義上的萬人屠。之后的空印案、藍玉案也為這位血腥屠夫作證，其對于修撰人員的敦促實在是有著莫大的震懾力。“至其成書之速，蓋亦有故：明太祖馭下至嚴，諸臣之所重憚，成書稍遲，譴責將至?！?/span>
然而，僅僅只是為了給元蒙余部以精神打擊，自然不是朱元璋屢次敦促《元史》修訂的唯一原因。事實上，有不少學者認為，他之所以要如此強力的推動《元史》的修訂，其實還隱藏著另一目的。那就是對于史書修著的支配權。
宋濂畫像
從宋代開始，史書的修著已經走向完備，然而雖然這一書籍開始成了歷代統(tǒng)治者必須重視的關鍵，然而從唐朝李世民強行批注自己的“起居注”一事可以看出，強勢帝王對于史書有著屬于自己的理解。
對于這些帝王來說，史官的刀筆之厲有時候甚于那些真正的武器。而這也使得他們日益迫切的希望通過自己的政治手腕來收回這一權利。而朱元璋對于《元史》的干預，其實也是這一行為的一種解釋。
在這一史書的修著過程中，朱元璋雖然對之催逼甚急，然而無論是修撰詔書的撰寫、修撰人員的選擇還是其修著目的的確定，均是由其一人定奪。這樣的情況，和唐宋元各代史官們編纂史書的情景，自然完全不同。
可以說，經此一事，朱元璋及其皇位的繼承者們，對于史書的編纂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話語權。而明朝洪武年間編撰史書的過程也就因此成為成例，一旦后世帝王需要，也足以引申為自己的既有權力。這便是洪武帝的目的。相比之下，《元史》質量的好壞，就自然不在其考量范圍之內了。
朱元璋劇照
在討論史官之意義時，人們最常引用的其實是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言：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崔杼弒莊公，齊國太史三兄弟繼死以告，晉國趙穿殺靈公，董狐直筆言其父趙盾弒君，皆是史官直筆最簡單也是最壯烈的故事。
然而這樣的事情卻最終難敵洪武帝殺伐之下的滾滾人頭?？梢哉f，《元史》的倉促成書，是其帝王權威最為照章之時，同時也是史家傳統(tǒng)斷絕之日。
自此以后，“君舉必書”的傳統(tǒng)終結，然而朱元璋雖然雄才大略，但他卻始終沒有想明白一個道理，太史簡和董狐筆，本身并非君王之桎梏，相反在王權衰弱之時，它們反而是維系其道統(tǒng)的憑借。然而，這樣的維系卻在這位君主的血腥威脅下被打斷開來，史官直筆再不能重現，這會不會也是明朝最終亡于闖王之手的原因之一呢？
參考文獻：
《明太祖實錄》
《朱元璋歷史觀與史學思想初探》
《中國史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