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作為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國家的政權生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不僅僅是國家政治的體現(xiàn)，也往往與經(jīng)濟、文化相契合。在歷史上，長安、洛陽、開封、南京、北京都是赫赫有名的古都。它們不僅僅地理位置重要，扼守通衢之地，也有著優(yōu)良的經(jīng)濟腹地、文化底蘊。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伊始選擇定都南京。但其實朱元璋對于南京這個自己的龍興之地，并不十分滿意。一則南京城雖為六朝古都，但是都只是偏安一隅短暫的割據(jù)勢力，各朝國祚也并不長久；二則便是此時的北方地區(qū)，也大多只是剛剛收復，東北地區(qū)更是直到1385年馮勝招降元朝太尉納哈出才算回到明王朝統(tǒng)治之下，亟需穩(wěn)固統(tǒng)治基礎，拉攏民心。
于是，在當政伊始朱元璋便有另立新都的舉動。期間甚至于有過在鳳陽營建之舉，但是耗費巨大，中都鳳陽又無必要的經(jīng)濟、文化基礎，運輸物資也十分不便，由此也便不了了之。而隨后他又派遣太子朱標以巡視秦王朱樉治所西安為由，考察西安作為都城的條件，但是最終也就在太子回歸南京之后，一病不起英年早逝，遷都之事也便被擱置不提。
而就在建文帝朱允炆上位之后，此時的南京城也逐步成為了當時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中心，京畿腹地更是當時中國最為發(fā)達的江南地區(qū)。
但是一場靖難之役，讓燕王朱棣篡位上臺。而勢力根植于北京的燕王朱棣，在南京登基之后，此時的南方地區(qū)不僅僅存在著一如朝堂之上方孝孺、景清等前朝文人士人的反對勢力，在民間對于篡位的朱棣也是民情洶洶。于是，朱棣便開始著手遷都。而遷都的目的地，自然便是他的大本營北京。1421年，經(jīng)過十數(shù)載的建設，他正式遷都北京。
北京城，在歷史上曾經(jīng)是金、元兩朝的首都。而作為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這樣的定都策略在面對中原勢力時實則是沒有問題的，進可攻，退可守。但是作為中原王朝的首都，北京有著十分不利的條件——那就是北京處于四戰(zhàn)之地。戰(zhàn)國之時，戰(zhàn)國初期的霸主魏國定都大梁便因為四戰(zhàn)之地而最后落寞，為秦所滅，而北京城就是這樣一個尷尬的處境。
北京距離防御蒙古諸部的長城一線，也只有百余里，一旦敵酋攻破長城一線，則京城危殆，而這也就有了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室“天子守國門”的境遇——這是漢人風骨、王朝風骨，也是王朝危險系身。
一則即便各路勤王軍隊入京救援，也只是鞭長莫及，需要很長的時間，一如1630年，己巳之變之中，皇太極率軍入寇，從喜峰口突破長城一線，時局危殆，真正能夠入京勤王的也只有山西總兵滿桂、以及袁崇煥、秦良玉；另一則便是北京以南，為平原地形，一旦城池危殆，想要出奔逃難，都根本無處可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時，崇禎帝的尷尬處境，最后自縊身亡便是體現(xiàn)；三則便是糧食運輸問題，當時的京杭大運河雖然貫通，但是北運河水源不足，需要閘門提水，漕運繁雜，也都是隱憂所在。
但是作為皇帝，永樂大帝朱棣自然是要先穩(wěn)定自身統(tǒng)治基礎，才會顧忌身后之事。即便是當時便已有臣屬提出“幽燕形勝，自昔稱雄，然距邊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無爭帝之志耳” 也被他駁斥，仍然堅持的做出了此番決定。
而就在朱棣遷都之后，他本人都先后五次率兵御駕親征元朝殘余勢力，最后也死在了回師途中。在遷都北京短短的20年后，北京城便迎來了第一次危機。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zhèn)親征，20萬大軍在土木堡之戰(zhàn)中被瓦剌也先全殲，朱祁鎮(zhèn)身陷囹圄，所率66名大臣包括英國公、戶部尚書在內盡皆殉國。瓦剌大軍，直逼北京，以徐有貞等人為首主張南遷，幸虧大明之柱石于謙力挽狂瀾，才取得了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隨后1511年，劉六劉七叛軍圍攻北京；1550年庚戌之變，俺答汗圍城；而逐漸強大的女真（滿族）人，也先后在1630年（也就是己巳之變）、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四次圍城，至此北京在朱棣遷都之后的200余年間已經(jīng)被圍城7次。
1644年，李自成自陜西出關，兵勢極盛，大明一觸即潰，第八次兵臨北京也為大明王朝的國祚畫上了句號。
參考資料：《明史》、《大清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