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鑄有“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nèi)容的青銅器日前在北京面世，它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 這件約２９００年前鑄造的青銅器名為遂公盨，上面鑄有銘文９８字。它是今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fā)現(xiàn)的。專家們認為，這件遂公盨是中國古代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 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教授日前在相關新聞發(fā)布會上指出，盨上所鑄長篇銘文字體優(yōu)美；字數(shù)雖不算多，但幾無廢言。銘文記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劃定九州，還根據(jù)各地土地條件規(guī)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銘文并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政，教誨民眾以德行事。 李學勤表示，銘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華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長期以來廣受爭議。遂公盨的發(fā)現(xiàn)，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表明早在２９００年前人們就廣泛傳頌大禹的功績。夏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jīng)深入人心。 據(jù)了解，該文物已于近日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盨是用來盛黍稷的禮器，從簋變化而來，西周中期偏晚的時候開始流行。遂公盨呈圓角的長方形，失蓋，器口沿下飾鳥紋，腹飾瓦紋，小耳上有獸首，原來應有垂環(huán)，圈足中間有桃形缺口。這種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較早的。再看鳥紋的特點，可確定這件盨屬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
遂公盨不是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的，傳聞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銹前狀態(tài)觀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銹上有明顯席痕，且包到口邊上，看來在地下時已經(jīng)與蓋分離了。
銘文在盨的內(nèi)底共有行字前行都是每行字末一行只有字故將字距適當拉開或以為在第一字下還有一字細看原器實系鑄造時的凹痕全銘書法秀美整齊勻稱保存情況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鑄時有一些問題造成缺損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難于辨識
用祓祿，永御于寧。遂公曰：
民唯克用茲德，亡誨（侮）。
銘中有幾個字，研究的學者有不同意見，如“差”、“地”、“寡”、“御”等。對于這樣古奧的銘文來說，看法有異是正常的。
關系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這個字原作從“ ”從“火”，我認為當依吳大澂等人之說，是“燧”的異文，讀為遂國的“遂”。遂國在今山東寧陽西北，傳為虞舜之后，春秋魯莊公十三年 公元前681年）被齊所滅。作盨者是西周時的遂君。
遂公盨的銘文和常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很不一樣，既沒有開頭的歷日，也沒有末尾的套話，因此乍看起來似乎不是全篇。其實盨銘首尾一貫，別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最突出的一點是與《詩》、《書》等傳世文獻有密切的聯(lián)系，銘文前面講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銘“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迺差地設征”，可以對照《尚書》中的《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边€有《尚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贝蠹抑溃队碡暋愤@篇文字，近世學者多以為很晚，《書序》更是被人懷疑?，F(xiàn)在證明，其文句與銘文符同，特別是“隨山浚川”全同于《書序》，實在是令人驚異。
這些文字還應參看《尚書·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边€有《詩·長發(fā)》：“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詞語，都互相類似。
“隨山”的“隨”，意思是“行”，見《廣雅·釋詁》；“浚川”就是疏導河流；“差地設征”，“征”即貢賦，同于“任土作貢”。銘文禹的傳說，與《詩》、《書》是一致的。
過去著錄的古文字材料，有關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跡”，叔夷镈、鐘述及成湯伐夏，“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跡，乃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秦公簋等都屬春秋，遂公盨則早到西周，成為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這對于中國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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