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中國輝煌燦爛的文化盛景的罪魁禍首究竟是誰？前文已經(jīng)討論過“焚書坑儒”的實際影響力有限，那么只能首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了。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全國的文人名士親自考察，董仲舒提出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政治主張，《漢書·董仲舒?！吩妮d其言：“《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而漢武帝完全采納并執(zhí)行了他的建議，在政治上將其他學說排斥在廟堂之外，導致了其他百家學說的迅速衰敗。同時從這段記載也能看出，到漢武帝初期，百家之言仍然非常旺盛，側(cè)面印證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實際影響十分有限。
“罷黜把家，獨尊儒術(shù)”的執(zhí)政思想危害究竟有多大呢？讓我們來一一討論。
首先是對文化繁榮的扼殺。從董仲舒的建言中不難發(fā)現(xiàn)，漢武帝初期天下治百家之學的文人仍然有很多，這可能和漢文帝、漢景帝推崇無為而治的道家學說執(zhí)政有關(guān)，學術(shù)風氣寬松。漢朝的選官方式主要是察舉制。一種是對有特殊才能或治國才能的人才的選拔，稱為賢良；一種是對德行良好的人才的選拔，稱為孝廉。在漢朝初期，修習百家之學的文人都還有機會被選拔，而自從獨尊儒術(shù)之后，非儒家學說的文人就喪失了被選拔舉薦的機會了，這就導致了百家學說的修習人數(shù)大為減少，很多本就小眾的學派迅速消亡。
其次是對自由思想的扼殺。儒家通過攀附統(tǒng)治階級的權(quán)力，通過利益來誘導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貴族階層）對它的認可，成為了一家獨大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充分利用了人性中“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缺點。此后的科舉制，作為最大的推手，將其推上了巔峰，從此天下思想一統(tǒng)，再無反對之辭。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思想滲透，比任何嚴刑峻法都更為可怕，魯迅先生筆下的“奴性”，就是得益于儒家思想在過去兩千年間的日積月累，潛移默化。
再次是對法治思想的徹底扼殺。儒家學說的最核心思想，是以等級制度為基礎(chǔ)，以倫理綱常為中心，以家族為本位的“人治”思想。神化統(tǒng)治者的地位，強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的階級特性，輔以“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執(zhí)行方法，將“人治”發(fā)揮到極致。與法治思想完全對立，幾乎徹底抹去了民眾的法治思想，這種影響時至今日也沒有完全消除，可見其危害之深遠。
最后是對后世帝王的縱容、權(quán)力的縱容和民生的璀璨。儒家神化統(tǒng)治者的地位，將皇權(quán)推崇的至高無上，所以產(chǎn)生了很多荒淫無道、窮奢極欲的帝王。而維系帝王窮奢極欲的生活，需要耗費的民力，又何止一座長城？民生之難，始于對帝王的縱容，發(fā)展于各級官員的層層盤剝，窮盡與底層吏員的花樣百出。曾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的稅收可謂名目繁多，干啥都得交稅，筆者家鄉(xiāng)各家每年養(yǎng)一頭豬過年殺，也得交稅。這就是殘留的儒家思想的復辟與毒害，幸好之后及時糾正，從跟本上杜絕了這類事件的發(fā)生。
儒家思想的虛偽仁政，在過去的兩千年間，為害深遠。相較與法家的大仁不仁，猶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相容”，請看下篇——儒家與法家的治國之戰(zh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