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文明古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簡⒊?/p>
美國的麥克高希在創(chuàng)作《世界文明史》的時候，提出了我們都很熟悉的“五大文明的概念”的概念，即世界文明史上，人類文明有五個古老的起源地：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還有中國。1900年，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歌中，導入了文明古國的概念，被世界各地的人們一直認可并沿用至今。
觀察人們對人類幾大文明起源地的稱呼，可以發(fā)現(xiàn)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無論是“五大文明起源”還是“四大文明古國”，除了中國之外，其余幾者均要在名字面前冠上一個“古”字，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除了中國之外的幾處起源地上，最初創(chuàng)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的原住民都已經不在了。
以古巴比倫為代表的兩河流域文明先后經歷了迦勒底人和波斯人的踐踏，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流域再也看不到文明的痕跡，只有空中花園的傳說和再沒有人能夠破譯的漢謨拉比法典沉默地注視著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古埃及文明在與波斯的角力中陷入了長期自我消耗的怪圈，最終希臘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不僅趕走了波斯人，也把最后一個古埃及王朝埋入了歷史的深淵當中，后來又先后被土耳其人和英國人控制；古埃及象形文字在金字塔的壁畫上一點點被磨蝕得看不出本來的痕跡。
古希臘文明被羅馬帝國強行注入了基督教的內核，在千年的演變中面目全非，雖然仍然被無數(shù)歐洲人視為精神皈依，但流傳下來的故事中，能追根溯源為“信史”的部分寥寥可數(shù)，只有游吟詩人留下的零星散碎資料和一窺見端倪。
古印度的“印度”之名雖然還在，但經歷了雅利安人、蒙古人和英國人長達幾千年的奴役與改造，當今的印度，已經沒有人能認出屬于古印度時期的文字和語系了。
可以這么說，中國以外的文明古國，在千萬年發(fā)展的過程中，都經歷了慘烈的斷檔，瑰麗繁盛的文明抵擋不了蠻橫的侵略者和貪婪的殖民者，導致曾經的輝煌被草草埋入錦灰堆當中，成了后來的既得利益者們悼念的符號和自我標榜的工具。
中華文明能在幾個文明起源中脫穎而出，發(fā)展至今，其中固然有地緣條件、經濟條件、文化條件等多重復雜的原因，但“書同文”，絕對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理由。
正因為幾千年來，中國民族有著同樣的語言——漢字，我們的血脈和歷史才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彼此聯(lián)系，形成一個共同發(fā)展的整體，生生不息地一直流淌到現(xiàn)代社會當中。
漢字，一直是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漢字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乃至成為中華民族幾年來共同書寫記事的工具，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得以文脈不斷，代代傳承至今的不竭動力。
關于漢字起源的傳說，歷來有很多，其中流傳最廣的，大概還是倉頡造字說，當然，漢字這樣龐大而精巧的語言文字系統(tǒng)，必定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所謂“倉頡”，大概就是先民集體智慧的一種寄托。
漢字的特殊之處在于，當代社會中，它是唯一一種仍在被人們普遍使用的象形文字。其他的文字，比如我們上面提到的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乃至神秘的瑪雅文字，等等，雖然也是象形文字，但很明顯，都已經成了今人無法破解的謎團。而漢字，卻能作為象形文字，不斷演進和發(fā)展，作為聯(lián)合國六大官方語言之一，烙印在世界文明史當中。
漢字一直是在不斷進化的，甲骨文、金文、大小篆書、隸書，其實到了近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否要拋棄漢字，改用拉丁字母，還一度成為當時語言學界和社會上討論的焦點。
我們都知道，文化的解放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首倡“白話文”，就是配合新民主主義革命，發(fā)起文化改良的先聲，指斥過去做的文言文章為“死文字”。
在當代中國，應該利用白話文這樣的活文字，方才能夠讓中華文明重煥生機。白話文運動只是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諸多改造漢語的倡議之一。
事實上，當時的社會上還有一種比以胡適為代表的倡議者們更激進的群體，這群人主張，漢字字形繁難，不利于文化下沉和激發(fā)人們的創(chuàng)造熱情，因此，想要快速地讓文壇的風氣為之一新，最好的辦法是，拋棄象形文字，徹底西化，改用拉丁字母表情達意。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甚至還頒布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學習俄文的瞿秋白和知名作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和領導者魯迅，都一度認為將傳統(tǒng)的漢字北方化拉丁化，是一個非常值得倡議的提案。
然而這個提議，卻遭到了語言學家，后來被稱為“現(xiàn)代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的批評和反對。趙元任這個人，可以說是一個奇才。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他是一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還總能做出一番名堂的天才學者。他與胡適、竺可楨等人同批赴美留學，先是在康奈爾大學修習數(shù)學，以理學博士的身份順利畢業(yè)后，他因為兼修了哲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并且成績優(yōu)異，哈佛大學在給他深造的獎學金通知時，居然告訴他，他可以在理學和哲學兩個學科中間挑選一個，趙元任沒有選擇繼續(xù)深造理學，而是轉而投入哲學的懷抱。
而這么一個人，在他博士畢業(yè)的時候，學校給他提供的教職居然是物理學講師，其人涉獵之廣、研究程度之深，可以說是讓人瞠目結舌、自愧不如。
1920年，趙元任回歸祖國，進入清華大學教授課程，同年，他為遠道而來的羅素擔任專屬翻譯，這個契機，讓他與語言學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清華大學，也開授了語言學方面的課程，可以說是當時方興未艾的中國語言學這門學科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專家。
趙元任雖然對漢字拉丁化這一提案非常不滿，但是他沒有當庭駁斥首倡者，而是巧妙地用了一篇96字的奇文，來引導著那些過度關注“革新”，而忽視了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的人。
這篇奇文，名字叫做 《施氏食獅史》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p>
若用拉丁文書寫，那么全文就成了只有“shi”一個讀音，讓人不明所以的廢話，但是換成中文，卻成了一個人物、地點、故事俱全，收尾勾連，因果明白的故事，將漢字的魅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讓人拍案叫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