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語言使用
現(xiàn)在是午夜。你聽到了敲門聲。當你出去開門時，一個人也沒有，但是，你在門上看到了一個信封。信封里面有一張紙，上面寫著“貓在墊子上”。你如何理解這句話呢？為了改變這種情境，以便你能馬上理解這條信息，我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們能采取的最容易的步驟是介紹合適的背景知識。假設你是一名特工人員，你經常會以這種古怪的方式收到一些指令，你可能知道“貓”是你的聯(lián)系人，“在墊子上”意思是在摔跤場里。你應該出發(fā)了。
但是，你沒必要一定是特工人員，因為“貓在墊子上”有多種意義：
u 假設你的貓想要出去，它在靠門的墊子上等著。當你對你的室友說“貓在墊子上”時，你用那些詞來傳達這樣的信息，“你能起來一下讓貓出去嗎？”
u 假設你的朋友擔心是否可以把車駛離車道，因為她不知道貓在什么地方。當你說“貓在墊子上”時，你用那些詞來傳達這樣的信息，“把車駛離車道是安全的”。
u 假設你正在試圖讓你的貓和你朋友的狗賽跑。當你說“貓在墊子上”時，你用那些詞來傳達這樣的信息，“我的貓不想賽跑”。
這些例子說明了句子的意義與說話者的意義之間的區(qū)別，前者是指句子的組合在一起的詞的綜合的簡單的意義，后者是指說話者通過恰當?shù)厥褂镁渥铀軅鬟_的無限多的意義（Grice,1968）。當心理學家研究語言使用時，他們既想理解說話者意義的產生，也想理解說話者意義的理解：
u 為了傳達想要傳達的意義，說話者如何產生正確的語言？
u 聽者如何獲得說話者希望傳達的信息？
我們將依次考察這兩個問題。
n 語言生成
請看圖9.4.嘗試說幾句話。你想說什么？假設現(xiàn)在我們請你向一位盲人重新描述這個情景。你的描述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后一個描述要求更多的心理努力嗎？有關語言生成（language production）的研究既關心人們說什么--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人們選擇說什么，也關心為了產生信息人們所經歷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語言使用者來說，大聲地產生語言并不是必需的。語言生成也包括做手勢和書寫。然而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將語言生成者稱做說話者，而將語言理解者稱做聽者。
聽眾設計
為了讓你考慮語言生成中的聽眾設計（audience design），我們請你想像就圖9.4你向看得見的人和盲人所做的不同描述。每當你產生話語時，你都必須考慮話語所針對的聽眾，以及你與你的聽眾分享哪些知識（Clark,1992,1996）。例如，如果你的聽者并不知道貓坐在墊子上，以及貓想出去，那么，說“貓在墊子上”對你不會有任何幫助。哲學家保羅·格賴斯（H.Paul Grice，1975）最先提出了一個拱形的聽眾設計規(guī)則，即合作原則。格賴斯把合作原則看成是對說話者的一個指導，即說話者所產生的話語應該適合正在進行的交談的背景和意義。為了詳盡闡述這一指導原則看成是對說話者的一個指導，即說話者所產生的話語應該適合正在進行的交談的背景和意義。為了詳盡闡述這一指導原則，格賴斯定義了合作的說話者所依賴的四條格言。在表9.3中，我們給出了每一條格言，以及一段虛構的交談，這段交談說明了這些格言如何影響語言生成中一個瞬間接一個瞬間的選擇過程。
正如你能夠從表9.3中看到的那樣，要成為一個合作的說話者，很大部分依賴于你對你的聽者可能知道和可能理解的東西的精確預期。因而，如果你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的朋友知道亞歷克斯是誰，你肯定不會告訴你的這位朋友，“我正在和亞歷克斯吃午飯”。你也必須讓你自己確信，在你朋友可能知道（并且她知道你知道）的所有的亞歷克斯中，只有一個會作為這些情形中你所提到的特定的亞歷克斯，出現(xiàn)在你朋友的心目中。更合乎習俗的是，我們可以說，在你與你朋友分享的共同點--共同知識中，一定有某個亞歷克斯很突出?？死撕婉R歇爾（Herbert Clark & Catherinc Marshall,1981）提出，共同點判斷基于三種來源的證據(jù)：
u 團體成員身份 語言生成者經常強烈地假設哪些東西可能是彼此知道的，這種假設以各種規(guī)模團體中共同的成員身份為基礎。
u 語言同現(xiàn) 語言生成者經常假設稍早的交談（或過去的交談）中所包含的信息是部分共同點。
u 物理同現(xiàn) 當說話者和聽者直接面對著客體或情境時，就存在著物理同現(xiàn)。這既包括交談的環(huán)境，也包括在交談者周圍所有的人。
所以，在句子“我正在和亞歷克斯吃午飯”中，你對亞歷克斯的使用可能是成功的，因為你的朋友和你屬于同一個小團體（如室友），這個小團體中只有一位名叫亞歷克斯的人（團體成員身份）。此外，你對亞歷克斯的成功使用，還可能是因為你在稍早的交談中提到過亞歷克斯（語言同現(xiàn)），或者亞歷克斯正好站在房間中（物理同現(xiàn)）。
讓我們再看一下團體成員身份。假設你正在赴第一次約會。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合作的交談者，那么，你必須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確定個體所從屬的團體。
我們如何知曉 ？
團體成員身份影響語言生成 研究者創(chuàng)造一種情境，要求互不熟悉的學生們完成一項匹配任務。主持人面前有16張以4 x 4的形式排列的紐約的明信片。她必須描述明信片上的景物，以便匹配者能再現(xiàn)正確的排列。盡管主持人和匹配者不能彼此看到對方，但他們可以自由交談。結果，主持人很快就能確定他們的匹配者是有關紐約的“專家”還是“新手”。當他們發(fā)現(xiàn)他們正在和一個紐約人講話時，他們更可能用一個固有名稱來強調一張明信片－－”它是花旗銀行（Citicorp）建筑物”，而不是做出一個間接的描述--“它是有著三角形屋頂?shù)母吒叩慕ㄖ铩保↖saacs & Clark,1987）。
這樣，說話者能夠在他們對聽者所能理解的內容做出期待的基礎上，調整他們所說的話?？偟目磥?，人們在猜測他們的團體內的成員可能知道什么方面相當精確--盡管他們傾向于錯誤地相信別人同樣也知道（Fussell & Krauss,1992）。精確的猜測使得語言生成中適當?shù)恼{整成為可能。
下次，當街道上一個陌生人攔信你問路時，留意一下，為了弄清你們擁有多少共同點，你會做些什么。你會問明確的問題嗎（例如，“你知道市政廳在哪兒嗎？）？你會根據(jù)陌生人的穿著（例如，校園運動衫），或他（她）說話的方式（例如，帶著中西部城鎮(zhèn)中的南部方言口音），來盡最大努力猜測嗎？
迄今為止，我們的討論集中在信息水平的語言生成上：你說話的方式將依賴于你的聽眾?，F(xiàn)在，讓我們開始討論讓你能夠產生這些信息的心理過程。
言語執(zhí)行和口誤
你想因為口誤而著名嗎？看一下牛津大學的斯本內（Reverend W.A.Spooner)吧！他借用他的名字創(chuàng)造了斯本內現(xiàn)象（spoonerism,指在一個短語或句子中兩個或更多個詞首音的互換）這個術語。斯本內無愧于這項榮譽。例如，當他斥責一個懶惰的學生浪費了整整一個學期時，他說，“You hava tasted the whole worm（你已經品嘗了整條蟲子）！”實際上，斯本內想說的是“You have wasted the whole term！“斯本內現(xiàn)象是語言生成者所犯的有限類型的口誤中的一種。這些口誤能夠讓研究者了解說話者產生話語時所做的計劃。在表9.4中，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在許多不同的水平上計劃你要說的話，而口誤為每一個水平都提供了證據(jù)（Bock & Levelt,1994;Rapp & Goldrick,2000）。所有這些口誤的例子中，能夠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口誤不是隨機的--沋英語口語結構而言，它們有意義。因而，說話者可能互換起始輔音--把"Slips of tongue”說成"Tips of the slung”--但永遠不會說成“tlips of the sung”，后面這種說法違反了英語中“tl”不能作為起始聲音出現(xiàn)這一規(guī)則（Fromkim,1980）。鑒于口誤對發(fā)展語言生成理論具有重要價值，研究者并不滿足于總是被動地等待口誤自然發(fā)生。相反，研究者已經探索出在控制的實驗環(huán)境中人為產生口誤的多種方法（Bock,1996）。那些技術已經讓研究者了解了流利言語產生過程和表征的內部原因。
u 過程 回憶一下第6章中曾經提到的鼓勵被試產生斯本內現(xiàn)象的SLIP（spoonerism of laboratory-induced predisposition，實驗室誘導產生的斯本內現(xiàn)象）技術（Barrs,1992）。這個程序要求被試默讀一些由詞對兒構成的詞表，這些詞對為渴望出現(xiàn)的斯本內現(xiàn)象的語音結構提供了模型。例如，“ball doze,bash door,bean deck,bell dark”。然后，要求被試大聲說出像“darn bore“這樣的詞對，但是，在先前詞對的影響下，"Darn bore"。
使用這種技術，研究者能夠研究哪些因素影響說話者產生口誤的可能性。例如，當口誤仍然導致了真詞時，斯本內現(xiàn)象更可能出現(xiàn)。這樣，同“DART BOARD”上的口誤相比，“DARN BORE”上的口誤更可能出現(xiàn)。類似這樣的發(fā)現(xiàn)說明，當你正在說話時，你的一些認知過程專心于覺察和修正潛在的錯誤。那些過程不愿意讓你說出像“DOARD”（它不是英語中的真詞）這樣的聲音。
u 表征。 另一個程序要求被試讀出成對的慣用語（如“shoot the breeze"和"Raise the roof"，分別是“吹?！焙汀靶[”的意思）。間隔2秒鐘之后，要求他們盡可能快地根據(jù)記憶產生一個慣用語。在這種時間壓力之下，被試有時會產生兩個慣用語的混合，如“kick the maker“（來自"Kick the bucket"和“meet your maker“）。當兩個慣用語意思相同（如”Kick the bucket"和“meet your maker“，意思均為“死掉”），而不是不同（如“shoot the breeze"和“raise the roof“）時，混合錯誤最可能發(fā)生。這一結果說明，在記憶中，有著類似意義的慣用語的表征是聯(lián)結在一起的。當你開始產生一個慣用語時，該慣用語同另一個有著類似意義的慣用語之間在表征上的聯(lián)結，可以導致混合錯誤（Cutting & Bock,1997）。正像餅干彈跳一樣！
現(xiàn)在我們已經考察了導致說話者產生特定話語的一些動力，并且考察了使他們能夠那樣做的一些過程。下面，讓我們轉到聽者，他們負責理解說話者計劃傳達的內容。
n 語言理解
假設說話者已經說出“貓在墊子上”。你已經知道，依賴語境，這句話可用來傳達任意數(shù)量的不同的意義。那么作為一個聽者，你是如何確定一個意義的呢？我們將通過更完整地考慮歧義問題來討論語言理解。
歧義消解
Bank這個詞的意義是什么？你可能至少想到兩個意義，一個與河有關，另一個與錢有關。假設你聽到“He came from the bank“這句話，你怎樣知道bank是指哪一個意義？你需要在兩個意義之間消解詞匯歧義。[詞匯與心理詞典（lexicon）有關，后者是詞典的同義詞。]如果你考慮過這個問題，那么，你會認識到你擁有一些認知過程，這些過程讓你能夠使用周圍的語境消除歧義--消解歧義。你在談論河或錢嗎？那個更寬泛的語境應該能夠讓你在兩個意義之間做出選擇。但是，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想介紹另一種類型的歧義?？纯催@句話的意思是什么：“The mother of the boy and the girl will arrive soon“？一下子你可能只覺察到一個意義，但是這里實際上存在結構歧義（Akmajian et al.,1990）。看一下圖9.5.。為了顯示各個詞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合乎語法的單元，語言學家經常用樹形圖描繪句子結構。在A部分中，我們向你顯示了對句子“The cat is on the mat“的分析。這個結構相當簡單：由一個冠詞和一個名詞組成的名詞短語。在另外兩個部分，你看到與“The mother...“的兩個不同意義相對應的更復雜的結構。在B部分中，結構分析表明整個短語“of the boy and the girl“適用于"The mother“。一個人--兩個孩子的母親--馬上就到。在C部分中，分析表明，存在兩個名詞短語，"The mother of the boy“和”The girl“。有兩個人，他們馬上就到。當你最初閱讀這個句子時，你想到了句子的哪一種理解？既然你能看看出兩個意義都是可能的，那么，我們就提出一個問題，它與針對詞匯歧義所提出的問題相同：當可能存在不只一個意義時，先前的語境如何能讓你從中確定一個？
讓我們返回到詞匯歧義（關于詞的意義的歧義）?？聪旅娴木渥樱?/span>
Nancy watched the ball.
當你讀到這個句子時，你如何解釋“ball"這個詞？
如果你想像在你的頭腦里有一部詞典，那么，"Ball"的詞條可能看起來像下面這個樣子：
定義1. 在游戲或運動會中所使用的一種圓形的物體。
定義2.一種大型的正式的舞蹈活動。
句子“Nancy watched the ball“并不包含使你能夠在”Ball“的上述兩個定義之間做出選擇的信息。事實上，研究表明，當你閱讀這種類型的句子時，在你的記憶中，兩個定義都變得可以通達（Vu et al.,1998）。為了確定“ball“究竟是哪一個意義，你需要從周圍的語境中獲得幫助。但是語境如何幫助你在幾個意義中做出選擇呢？研究表明，語境提供了各種類型的依據(jù)(Vu et al.,1998,2000）?？聪旅娴倪@些例子：
1.She catered the ball.(她籌辦了這場舞會。）
2.The juggler watched the ball.（魔術師注視著這個球。）
3.The debutante sat by the door.She watched the ball.（初進社交界的少女坐在門旁。她看著舞會。）
在例子1中，動詞“catered“對確定“ball”的哪個定義更合適有所幫助；在例子2中，名詞“juggler“起了作用；在例子3中，第一個句子喚起了一種情節(jié)，這種情節(jié)為第二個句子提供了像故事一樣的語境.這些例子表明，每當你遇到歧義詞時，你會快速和高效地利用各種類型的證據(jù)：語境立即影響聽者對歧義詞意義的考慮（Binder & Morris,1995;Sereno,1995）。此外，語境對結構歧義消解有類似的影響（MacDonald,1993;Shapiro et al.,1993;Trueswell,1996）。當你必須在不同的可能的語法結構之間做出選擇時，語境信息加快了你的決策。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開始時所舉的例子，即相當模糊的句子“貓在墊子上”。在那種情形中，歧義并不存在于詞或結構之中，而是存在于信息本身當中。令人驚訝的是，研究者發(fā)現(xiàn)，語境重排序規(guī)則也適用于這個水平（Gibbs,1994）。
我們如何知曉？
語境使非字面意義的理解變得容易 看這句話“Sure is nice and warm in here“。它的意思是什么？像表9.5所顯示的那樣，編寫成對兒的故事，讓這種簡單的話語表達十分不同的意義是可能的。你可以看到，字面版本差不多保持了詞的字面意義，而非字面的版本能夠使用同樣的話表達諷刺的意味。讓我們用前面介紹過的詞匯歧義模型來加以說明。如果讀者按照恒定順序模型來加工，你可能期望他們總是首先嘗試話語的字面意義。只有當字面意義不符合語境時，讀者才考慮另外一個意義（Grice,1975,1978;Searle,1979a）。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我們就會期望，同字面敘述相比，理解一句表達諷刺意味的話將花費讀者更多的時間。相比之下，假設語境重排序模型像能夠說明詞和結構的理解一樣，也能說明整個話語的理解，那么，你會期望理解包含諷刺意味的話比理解字面敘述更容易。的確，研究表明，同理解按字面意義解釋的同樣的話語相比，讀者對諷刺解釋的理解甚至更快（Gibbs,1986）。
你能得出的總的結論是，你的語言過程能夠有力地和高效地使用語境來消解歧義。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產生和理解之間很相配。當我們討論語言生成時，我們強調聽眾設計--通過這些過程，說話者盡力讓他們所說的話適合當前的語境。我們對理解的分析表明，聽者期望說話者已經令人滿意地完成了他們的工作。在那些情形中，語境能夠重新排列聽者對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義的期望。
理解的產物
我們對歧義消爭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理解的過程上。本節(jié)中，我們把注意力轉向理解的產物。現(xiàn)在的問題是：當聽者理解話語或文本時，記憶中產生了什么表征？例如，當你聽到我們在前面多次提到過的句子“貓在墊子上”時，什么將儲存在記憶中？有研究已經表明，意義表征始于被稱做命題（propositions）的基本單元（Clark & Clark,1977;Kintsch,1974）。所謂的命題是指話語的主要思想。對句子“貓在墊子上”來說，主要思想是某物在別的物體上面。當你閱讀這句話時，你會抽取出介詞“on“，并對這句話所表達的貓與墊子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解。命題通常寫成下面的形式：“在上面（貓、墊子）”。許多話語包含不只一個命題。看下面這句話，“The cat watched the mouse run under the sofa“。作為第一個成分，我們有命題“在下面（老鼠、沙發(fā)）”。在此基礎上，我們建造命題“跑[老鼠、在下面（老鼠、沙發(fā)]”。最后，我們獲得命題“看{貓，跑[老鼠、在下面（老鼠、沙發(fā)）]}”。
我們如何檢驗你的關于意義的心理表征是否真的以這種方式工作？語言心理學中一些最早的實驗旨在證明命題表征在理解中的重要性（Kintsch,1974）。這方面的研究已經顯示，如果一句話中的兩個詞屬于同一個命題，那么，在記憶中它們會表征在一起，即使在實際的句子中它們并不接近。
我們如何知曉？
命題構成記憶 看這個句子“The mausoleum that enshrined the tzar overlooked the square（祀奉皇帝的陵墓俯瞰著廣場）“。陵墓和廣場盡管在句子中離得較遠，但是，命題分析表明，在命題“俯瞰（陵墓、廣場）”中以及在記憶中，它們應該聚集在一起。為檢驗這一分析，研究者要求被試閱讀詞表，并說出每個詞是否曾經在句子中出現(xiàn)過。在詞表中，一些被試表示在看到“廣場”之后馬上看到了“陵墓”。另一些被試看完來自另一命題的詞之后再看到“陵墓”。同先前出現(xiàn)的詞來自另一命題相比，當“陵墓”立即跟在“廣場”之后時，“是的，我看見過陵墓”這種反應更快。這一發(fā)現(xiàn)表明，在記憶中，“陵墓”和“廣場”這兩個概念是表征在一起的（Ratcliff & McKoon,1978）。
你是否曾經注意到精確地記得某人所說過的話有多困難嗎？例如，你可能嘗試過逐詞地去記一部電影里的一句話，但是，當你回到家里時，你意識到你只能記得這句話的大致意思。這個實驗顯示了為什么逐詞記憶效果不是那么好。事實上，這是因為，你的語言過程的一個主要的操作是抽取命題，而那些命題被賦予的確切的形式很快就會丟失（例如，到底是“貓追老鼠”還是“老鼠被貓追”）。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聽者儲存在記中的所有的命題都由說話者直接陳述的信息所組成。聽者經常使用推論（interences）--一些邏輯假設，記憶中的信息使它們成為可能--來填充空隙?？聪旅孢@兩句話：
我要去熟食店見堂娜。
她答應買一塊三明治給我當午餐。
為了理解這兩個句子是如何連貫起來的，你必須做出至少兩個重要的推論。你必須弄清第二個句子中的“她”指的是誰，你還要弄清怎樣把去熟食店與答應買一塊三明治聯(lián)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說這兩句話的朋友確信你能理解這些事情。你從來不會期望聽到下面這樣的說話：
我要去熟食店見堂娜。她--我是說堂娜--答應買一塊三明治給我--熟食店是一個可以買到三明治的地方--當午餐。
說話者指望聽者做出這種推論。
大量研究已經把目標指向確定正常情況下聽者會做出什么樣的推論（Gerrig,1993;Graesser et al.,1994;McKoon & Ratcliff,1992）。在任何話語后面，潛在的推論的數(shù)目都是無限的。例如，因為你知道堂娜可能是人，所以，你可能推論到她有心臟、肝、一對兒肺，等等。但是，當你聽到句子“我要去熟食店見堂娜”時，你不可能回想到那些（完全正確的）推論中的任何一個。研究表明，事實上，聽者在做推論方面相當保守。看下面這個句子：
建筑師刺傷了這個男人。
當外顯地要求被試對看到這個句子之后，他們所能想到的工具進行命名時，被試常常說“刀”。然而，研究者發(fā)現(xiàn)，并沒有證據(jù)顯示在自然的閱讀情形中，被試回想“刀”或類似的句子中的其他工具（Dosher & Corbett,1982）。這個發(fā)現(xiàn)表明，你不會自動地做出一些推論，即便他們極有可能是正確的--例如，被刺傷的人是被刀所刺傷的。你習慣做的大部分推論都像我們在前面的例子中所說明的那樣--能夠抓住“堂娜”與“她”以及“熟食店”與“三明治”之間關系的推論。這些推論能夠幫助你地說話者希望你理解的信息形成連貫的表征，說話者并不對這種信息做詳細闡述。
我們對語言使用所做的討論，已經證明了為了在正確的時間產生正確的句子，一個說話者有多少工作要做，以及為了精確地領會說話者的意思，聽者有多少工作要做。你通常不能意識到所有的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的討論是否讓你更多了解了你的認知過程的精致的設計？
n 語言、思維和文化
你曾經有機會學習不止一種語言嗎？如果是的話，你相信在這兩種語言中，你進行了不同的思維嗎？語言影響思維嗎？這是研究者以各種方式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了讓這個問題更為具體，我們請你看一個跨語言的例子。想像一種情景，其中，一個孩子看到她的父親扔一個球。如果這是一個說英語的孩子，那么，她可能說出這樣一個句子，“Daddy threw the ball“。相比之下，如果這是一個說土耳其語的孩子，那么，她可能說，"Topu babam atti“。這僅僅是聚集不同的詞來表達相同的思想嗎？不完全是：位于土耳其語句子結尾的后綴”-ti“，表明說話者目擊了這個事件。如果說話者并沒有目擊這個事件，那么，“at“[相當于threw]后面會有一個不同的后綴“mis“，形成"atmis“。作為一個說英語的人，你不需要把這個世界分成你所目擊過的事件和你通過其他來源所了解的事件。但是，作為一個說土耳其語的人，你需要這樣做（Slobin,1982;Slobin & Aksu,1982）。這兩種語言的不同的語法要求，可能以非?；镜姆绞接绊懭藗兯伎际澜绲姆绞?。事實是那樣嗎？關于英語和土耳其語的這個特定的問題，還沒有人知道答案--你想做有關的研究嗎？不過，這個區(qū)別為人們?yōu)楹稳绱酥杂谡Z言對思維的潛在影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有關這個問題的學術性工作開始于愛德華·薩波爾（Edward Sapir）和他的學生本杰明·李·活夫（Benjamin Lee Whorf），他們所做的跨語言的探討，讓他們得出了有些激進的結論，即語言上的差異造成了思維上的差異。薩波爾這樣說道：
我們盡可能多地看、聽和體驗，因為我們社會的語言習慣傾向于做出特定的解釋（Sapir,1941/1964,p.69）。
對薩波爾和沃夫來說，這個結論是直接從在他們看來他們自己的數(shù)據(jù)中所存在的關系中浮現(xiàn)出來的。沃夫總結了兩個假設，這兩個假設集中起來稱作薩波爾-沃夫假設（見Brown,1976）。
u 語言相關性 在說各自母語的兩種語言背景中的人中，語言的結構差異一般平行于非語言的認知差異。
u 語言決定論。 語言的結構強烈地影響或完全決定說本族語的人感知和推理世界的方式。
上述兩種假設中，語言決定論是一個更強的假設，因為它斷言了語言對思維的很強的因果影響。當代心理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者已經嘗試對這些思想進行了嚴格檢驗（Gumperz & Levinson,1996）。
讓我們看一個研究語言對思維的影響的領域。你可能會感到驚訝，世界的語言在它們所使用的基本顏色術語的數(shù)目上有所區(qū)別。語言學分析測定，英語中，基本顏色術語有11個（黑、白、紅、黃、綠、藍、褐、紫、粉紅、橙和灰）。一些語言，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達尼（Dani）人所說的語言，只有兩個基本顏色術語，簡單地在黑白（或明暗）之間做出區(qū)分（Berlin & Kay,1969）。沃夫提出，語言使用者“沿著[他們的]本族語言所規(guī)定的路線對大自然進行剖析”（1956，p.213）。研究者推測，顏色術語的數(shù)目可能影響說不同語言的人思考顏色的方式。
我們如何知曉？
語言影響顏色判斷 研究者要求被試考察三個一組的顏色塊，所有這些顏色塊均取自藍-綠連續(xù)體。被試的任務是指出三種顏色中哪一種與其他兩種差別最大。兩組被試分別說英語（這種語言用不同的詞來區(qū)分藍與綠）和塔拉胡馬拉語（Tarahumara,來自北墨西歌的一種語言，用一個詞來表示綠和藍兩種顏色）。研究者提出，如果薩波爾-沃夫假設是對的，那么，“正是因為英語中有‘green'和‘blue’這兩個詞，所以，靠近‘綠-藍’界限的顏色將被說英語的人主觀地強迫分開，而說塔拉胡馬拉語的人，由于沒有在詞匯上區(qū)分綠和藍，因此將不會顯示出可比的顏色歪曲“（Kay & Kempton,1984,p.68）。實驗數(shù)據(jù)強烈地證實了這個預期：在對三個一組的顏色塊所進行的判斷中，說英語的人歪曲了顏色間的距離，而說塔拉胡馬拉語的人則沒有這樣。
然而，進一步的研究證明，在一個不同的顏色判斷任務上，說兩種不同語言的人有相同的表現(xiàn)。這樣，這種數(shù)據(jù)拒絕語言決定論的強烈的主張--語言不是命運之神--盡管這些數(shù)據(jù)支持稍微弱一點的觀點，即在語言上的差異產生了平行的認知上的差異。
世界上有上千種語言，這些語言提供了許多有趣的區(qū)別：像我們開始討論時為了說明英語-土耳其語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樣，有關語言和思維之間聯(lián)系了許多有趣的假設，仍需檢驗（Gerrig & Banaji,1994;Hunt & Agnoli,1991;Smith,1996）。不同語言之間在詞匯和語法上的許多差異--詞和結構上的差異--不會影響思維，可能是事實。雖然如此，但是，因為《心理學與生活》整本書中我們都描述了文化差異，所以在語言相關性和語言決定論問題上，值得保持開放的頭腦。許多情形中，不同文化的成員說著非常不同的語言，因此，我們想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語言在造成文化差異中扮演原因性質的角色。
現(xiàn)在讓我們從意義通過詞來表達的情形轉到意義也依賴圖片的情形。
小結
當人們產生語言時，他們努力他們所說的話，因此他們是合作的。合適的聽眾設計要求說話者牢記他們與聽者分享的共同點。斯本內現(xiàn)象和其他口誤，為洞察說話者為了產生正確的短語和話語所使用的計劃和修訂過程提供了機會。聽者使用語境來指導他們對有歧義的詞、結構和話語的不同的可能的意義所作的解釋。心理表征圍繞命題來組織。為了超出所給的信息，聽者必須做出推論，但是，在推論的范圍方面，他們相當保守。薩波爾-沃夫假設認為，人們所說的語言影響他們思考世界的方式。這個假設的一些證據(jù)來自顏色領域。研究者還不得不考察可能影響思維的、不同語言之間的諸多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