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組數(shù)據(jù)：
宋太祖開寶末年，北宋廂軍約為185000人，其中禁軍193000人；
宋仁宗慶歷五年，廂軍為433000人，其中禁軍826000人；
幾年后的皇祐初年，總兵力已經達到1410000人。
從人口規(guī)模上看，北宋人口接近一億。
反觀西夏，常備兵不過十萬，鐵鷂子（重騎兵）僅有數(shù)千，立國的時候（宋仁宗時期）人口規(guī)模不過一百多萬，就算是鼎盛時期，也就三百萬而已。
這樣一個邊陲之地，卻給大宋的西北邊防構成了重大威脅，宋夏戰(zhàn)爭從宋仁宗開始，一直打到北宋滅亡，都沒有結束。無論怎么說，北宋和西夏都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對手，對于北宋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恥辱”。
實際上，北宋確實有“難言之隱”。
一、北宋軍事上，積弱在哪里？
提起北宋軍事體制，其為人詬病的一個地方就是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更戍法”。
自中唐以后，藩鎮(zhèn)割據(jù)，各地節(jié)度使成為地方上的實權人物，趙匡胤為避免宋朝重走五代十國的路子，在“杯酒釋兵權”后，采取了“更戍法”，客觀的說，這套規(guī)則確實斬斷了將領與士兵之間的感情紐帶。
但是它也帶來另外一個后果，那就是，造成了將領不熟悉所帶士兵的戰(zhàn)斗力，自然也就影響到作戰(zhàn)效果了。
實際上，如果將宋軍戰(zhàn)敗歸結于這個原因，未免有些荒唐了。
在安史之亂爆發(fā)之前的唐王朝，他們施行的將領調動方案和“更戍法”并沒有本質區(qū)別。
唐朝之所以爆發(fā)安史之亂，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唐玄宗自己壞了“規(guī)矩”。
本來，各個都護府或節(jié)度使的任期一般是一到三年，之后會被調回京城，于三省六部就職，甚至官至宰相，這就是出將入相。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節(jié)度使長期任職一個地方后，很可能就會經營起自己的勢力，頻繁調動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這種現(xiàn)象發(fā)生；二是回京后雖然不再擔任軍職，但邊事一開，他們的從軍經歷有助于為皇帝獻計獻策，這遠比后代文人朝堂吵架模式有用的多。
到了天寶年間，唐玄宗寵信安祿山之輩，長期經略北方的安祿山終于尾大不掉最后叛唐。
可見，“更戍法”并不是造成宋軍經常吃敗仗的根本原因。
就戰(zhàn)術而言，北宋犯的致命錯誤是“將從中御”。
所謂“將從中御”，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人事任免權，再就是臨陣指揮權。
宋太祖對人事的任免不僅僅是局限于將領，從樞密院到宿衛(wèi)諸將，哪怕是地方廂軍的一個百夫長，其他人都不得染指，“補一小校，汰一贏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凡事皆乾綱獨斷。
在禁軍管理上，“詔殿前、侍衛(wèi)司，自今非時宣召軍士，候見御寶文字乃得發(fā)遣，無則畫時覆奏”，也就是說，除了趙匡胤，其他人無法調動禁軍的一兵一卒。
在北宋立國之戰(zhàn)的時候，趙匡胤不可能參與每一座城池的爭奪，他又想出來一個辦法：陣圖。
趙匡胤身居宮中，通過“手詔”的方式，遙控指揮前線。不管前方戰(zhàn)事如何，也不管當時的具體情況，一線士兵必須憑借陣圖應敵。
這個規(guī)則，在北宋滅巴蜀、平南唐的時候沒什么毛病，其原因主要是對手實力不夠。
但是當對手換成北漢甚至后來的遼國時，其弊端一下子就凸顯出來了。
979年，宋遼之間發(fā)生滿城之戰(zhàn)，按照慣例，宋太宗“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但是右龍武將軍趙延進根據(jù)實際情況判斷，要是按照送過來的“陣圖”迎戰(zhàn)必敗無疑，趙延進和監(jiān)軍李繼隆等人找到殿前都虞侯崔翰講實情告知，“事應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在趙延進、李繼隆愿意承擔一切后果的情況下，崔翰才同意廢掉“陣圖”，并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圖部署戰(zhàn)斗，此戰(zhàn)最終取得勝利。
就軍事才能來說，趙匡胤在兩宋帝王中當屬翹楚，他的“陣圖”尚且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宋太宗也算是有實戰(zhàn)經歷，但是后續(xù)帝王依然延續(xù)此制，就未免呆板了，其應敵計劃多與實際不符，且事事掣肘，宋軍在戰(zhàn)場上就完全變成毫無招架之力的活靶子了，特別是遇到西夏重騎兵沖殺的時候，宋軍又何以抵擋？
二、宋軍的應對
那些不習兵事的文臣在后面不切實際的指揮，是否就意味宋軍完全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呢？
顯然不是，宋軍有一項“黑科技”！
那就是火藥類武器及猛火油（石油）。
火炮落時城郭碎，煙云散處鬼神愁。轟天雷起馳風炮，凌振名聞四百州。
這幾句話，描述的便是《水滸傳》中的“轟天雷”凌振，此人號稱“宋朝天下第一個炮手”，善于制作子母炮、金輪炮、風火炮、車箱炮、轟天炮等。
歸順朝廷后，跟隨宋江南征北戰(zhàn)，不過，這伙計沒有受到什么重用。要說識才，還得是朝廷，在征討方臘后，他被京城火藥局御營任用。
翻遍歷史資料，鮮有此人的記載，不過，大宋的火箭在宋初的時候已經開始用于實戰(zhàn)了?！冻皟L言》中就有這個記載，說是到北宋末年，開封府依然保存有“太祖平唐火箭二萬支”。
關于火箭，《武經總要》里面有如下描述：
火箭,施火藥于箭首,號弩通用之,其傅藥輕重,以弓力為準。
這兩類武器第一次大規(guī)模使用，是在北宋滅南唐的皖口之戰(zhàn)。
開寶八年（975）十月，宋軍突破秦淮河，掃清金陵外圍據(jù)點后，準備以圍城打援之策剿滅南唐主力部隊。
命存一線的李后主緊急敕令朱令赟回援，以解金陵之圍。
朱令赟率領南唐十五萬水師從江西湖口起兵，在皖口與宋軍遭遇。
開始的時候，因北方人不習水戰(zhàn)，且船只等硬件裝備又落后于南唐，朱令赟依靠艦船優(yōu)勢向宋軍發(fā)起攻擊，“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
不巧的是，風向突然變成了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zhàn)皆潰”，朱令赟亦死于戰(zhàn)火之中。
這說明，在大宋建立的過程中，火箭和猛火油已經開始大量用于戰(zhàn)場了。
宋朝對火器的研究非常重視。
首先是對開發(fā)或者改進火器的人予以獎勵。比如，在開寶三年（970），“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束帛”；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一個叫唐福的水軍隊長“獻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獻轉海戰(zhàn)船式，各賜以緡錢”；咸平五年，冀州人石普“能為火球火箭，上召至使殿試之”。
另外，宋太祖等人對兵器的制造和檢驗納入了日常巡視范圍，“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
在這樣的局面下，宋朝的火器制造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
到宋仁宗一朝，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工。
根據(jù)《宋會要》的記載，京城有個叫廣備攻城作的機構，其職責是專門制造攻城器械，旗下設有二十一作，分別為：
大木作、鋸匠作、小木作、皮作、大爐作、小爐作、麻作、石作、磚作、泥作、井作、赤白作、桶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釘鉸作、火藥作、金火作、青窯作、窯子作。
那么，宋朝的火器發(fā)展到什么程度呢？
理論上說，熱兵器與冷兵器對抗，簡直是降維打擊，宋朝起碼應該將此列為絕密級別，實際上恰恰相反。
成書于慶歷四年（1044）的《武經總要》，卻如實記載了生產工藝：
晉州硫黃十四兩，窩黃七兩，焰硝二斤半，麻茹一兩，干漆一兩，砒黃一兩，定粉一兩，竹茹一兩，黃丹一兩，黃蠟半兩，清油一分，桐油半兩，松脂一十四兩，濃油一分......入前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五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別镕松脂傅之。以砲放。
配方的公布，意味著北宋對火器的研究已經步入高級階段。
隨著《武經總要》配方的公布，這個在軍事上大規(guī)模應用的東西，開始在民間普及。
宋朝的上元節(jié)非常熱鬧，就連軍士都來參加表演，《東京夢華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趣事：
......又爆仗響，有煙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煙中有七人，皆披發(fā)文身，著青紗短后之衣，錦繡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zhí)白旗，余皆頭巾，執(zhí)真刀，互相格斗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圣刀”。忽有爆仗響，又復煙火出，散處以青幕圍繞，列數(shù)十輩，皆假面異服，如祠廟中神鬼塑像，謂之“歇帳”。又爆仗響卷退......
不僅如此，因火藥有煙霧效果，就連跑江湖的藝人都開始把它用做詐騙的道具了，比如宋徽宗時期的道士林靈素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靈素于神霄宮夜醮，垂簾殿上，設神霄王青華帝君及九華安妃韓君丈人位......頃之，云煙蔽覆，對面不相見。一大聲如凈鞭鳴蹕，隨即寂然，道人不復見，供器皆用金銀，并無一存。鄭氏知墮術士計中，叉畏禁中傳說，謂其夜祭神，不敢誦言。蓋此夕為奸詐者，盡散樂也。煙云五色者，以焰硝硫磺所為，如戲場弄獅象口中所吐氣。
在宮廷中，人們對煙花表演亦是樂此不疲，據(jù)宋代周密《齊東野語·御宴煙火》記載：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圣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圣座下。大母為之驚惶，拂衣逕起。
上面這個“地老鼠”，就是一種煙花名稱。
這至少表明，北宋時期無論是軍用還是民用，人們已經嫻熟的掌握了它。
結語
北宋有一個木偶表演類節(jié)目，叫“藥發(fā)傀儡”或“藥發(fā)木偶”，甚至干脆簡稱火戲，其實和現(xiàn)在的煙花表演差不多，可見，宋代的煙花制造技術是何等先進。
到了北宋中后期，火器種類進一步演進，發(fā)展出了火炮火球、蒺藜火球、鐵嘴火鷂、火藥鞭箭、火藥火箭、霹靂火球、蒺藜炮、金汁炮等，甚至還有煙霧彈。
這些火器雖然還屬于初創(chuàng)階段，殺傷力亦是有限，但不可否認，它們對于冷兵器具有降維優(yōu)勢，在戰(zhàn)場上的大規(guī)模應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彌補了北宋軍事體制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