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鼠年，然而在鼠年伊始的新年時候卻出現了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無獨有偶，在110年前的清末春天，也有一次鼠疫大流行，也開始于歲末年關之際，而從除夕夜一直到那年4月，當時的哈爾濱也是一座無人敢出行的空城，處于封城和隔離之下。
因得一位海外知識分子的歸來，使得大疫情在當時的情況下，僅于4個月內即被離奇宣告控制。而且從此以后，中國的疫情防治正式從古代階段走入近代階段。這個人對于中國近代的疫情防治乃至近代醫(yī)學發(fā)展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還成為中國接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這位先生叫伍連德，出生于馬來西亞，是個西醫(yī)，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那年春天的哈爾濱和當下的武漢十分相似。11月開始，疫情傳染到當時的東北中心哈爾濱，然后幾乎橫掃東北，總計死亡6萬余人。這場奪去6萬余人生命的鼠疫后來被稱作"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而伍連德的電報則被視為"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折點之一"。他有許多至今仍然采用的防疫舉措，就是在那場東北鼠疫大流行之中開創(chuàng)的。
他的電報是什么呢？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fā)的前一年，清政府風雨飄搖，東北地界上有日本人、俄國人，分別盤踞在哈爾濱和奉天；此時的國家經濟政治局勢之混亂比起今日不可同日而語，防治工作關乎著東北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時還關乎主權。如果國人防治失利，日本和沙俄很可能會乘虛而入，接管東三省。
此時伍連德在經過慎重地決斷以后，在發(fā)給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電文中提出了：將防治工作的重點調整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qū)、控制交通、禁絕行人等等，同時應當停止捕鼠。他的這些主張歸納起來其實就是"封城"，以此切斷人際間的傳播擴散，這也是現代疫情防治的首要措施。
在古代人們防治鼠疫的辦法中，最主要就是直接捕殺老鼠。這種辦法能控制的鼠疫也被稱為"典型性鼠疫"或即"腺鼠疫"，它通過跳蚤在人與老鼠之間以體液傳播的方式散播，老鼠就是其主要傳播源。
明末著名的大鼠疫就是如此，當時"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
而伍連德到來之前，東三省的防疫方式仍然是大面積捕殺老鼠，政府甚至推行了捕殺老鼠獲得銅幣獎勵的政策；然而一個月過去，老鼠幾乎絕跡，跳蚤也明明在冬眠時段，死亡人數仍然在不斷上漲，沿著飛機輪船航線四處蔓延……伍連德判定，這次瘟疫的傳播途徑，當是人際之間的飛沫傳播。
第一，封鎖隔斷。人與人之間加強隔離，停止大規(guī)模捕鼠等聚集活動。同時東北鐵路全部停運，沿鐵路線設置防疫點、防疫醫(yī)院；一個月內，東三省共設置了防疫機構1746處，并且，這些機構延伸到了廣大的鄉(xiāng)鎮(zhèn)上。包括在隔離區(qū)內，他首先建立"疑似患者"的概念，同時集中安置確診患者，并將不同的病況分區(qū)隔離，包括醫(yī)生和監(jiān)護者都不能隨意跨區(qū)活動，防止交叉感染。除此以外，他還讓調集其它地區(qū)的醫(yī)護人員前來支援。
第二，設計口罩。伍連德為阻斷飛沫傳播，發(fā)明了棉紗做成的簡易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它戴上1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也沒有不適感。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當時每個只需二分半，而且伍連德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谡衷丛床粩嗟毓o市民，很快被民眾接受。這種口罩，被后人稱為"伍氏口罩"。至今，仍有醫(yī)務人員在使用這種口罩。
第三，解剖尸體。保守派對新式人才和西方先進知識的偏見十分頑固，從海外學成歸來的伍連德已經拋棄了辮子、官服等繁瑣陋習，卻被稱為"假洋鬼子"，他的種種舉措都頂著守舊勢力的巨大壓力。盡管如此，他還是冒著危險去解剖尸體，在尸體上發(fā)現了存活的鼠疫桿菌，并且它可以在低溫狀態(tài)下存活很久。于是他斷定堆積如山的病尸也是傳染源，找出了防疫工作的一個重要控制項目。
第四，火化尸體。這也是由上面的舉措而延伸出來的。中國自古以來"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入土為安"的思想，導致病尸在冰天雪地無法深埋的情況下繼續(xù)存養(yǎng)鼠疫桿菌。一旦病尸通過老鼠再度引發(fā)典型性鼠疫則不堪設想。伍連德上奏皇帝頒旨恩準，實施了火葬。
這場疫病所在的1910年，正是報紙等近代媒體在中國出現以后的首次抗疫之戰(zhàn)。國內的許多報紙，乃至日、俄媒體都在連篇累牘地報道東北鼠疫的情況，倒和現在我們的媒體有點像了。日俄媒體也不出意料在為中國東北唱衰，為了排除中國人參與防疫工作，極其夸大疫情事實，然而從伍連德親身所在的傅家甸開始，這處核心試驗區(qū)作為東北鼠疫防治工作的成敗象征，在最終焚燒完兩千多具尸體的第二天，死亡人數就下跌以后，形勢驟然明朗起來。
緊接著是東北的其他地區(qū)，在全國其他地區(qū)對他的措施紛紛效仿后，"至四月底，亦告肅清"。
50年保密期后，人們查到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候選人提名中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就是這位"鼠疫斗士"，中國的現代醫(yī)學先驅。對于世界而言，他的舉措在烈性傳染病研究史上具有轉折意義，并被當時全世界的鼠疫專家所高度評價。這個"鼠疫斗士"的稱號是世界醫(yī)學界送給他的，也成為他自傳的標題。
而對于中國，他則是個值得被時人乃至子孫后代感謝的人。他后來不但繼續(xù)主持各種防疫工作，創(chuàng)立了許多直到今日仍然在發(fā)揮效能的醫(yī)學機構，還積極維護了我國的防疫主權。他只做實事，淡泊名利，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的醫(yī)學現代化。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在回顧晚清到民國五十年歷史時，曾發(fā)出這樣的感慨：
"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lián)（即伍連德）博士一人而已！"
根據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的解密資料，1935年伍連德博士的諾獎推薦人是美國費城人，賓夕法尼亞大學醫(yī)學博士William W Cadbury(漢名“嘉惠霖”)，他之所以了解伍連德先生，是因為他本人也是當時在華著名醫(yī)生，而且還是廣州博濟醫(yī)院院長和嶺南大學醫(yī)學院教授，在中國工作了接近40年的時間。
伍連德博士的諾獎評價人，是瑞典著名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漢譯名“韓森”）。他在世界醫(yī)學界有著崇高地位，1942-1946年間，正是他擔任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評審主席。
韓森給伍連德博士的諾獎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發(fā)現旱獺(土撥鼠)于其傳播中的作用)。
193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最終被德國醫(yī)學家漢斯·斯佩曼獲得，他獲獎的理由是“發(fā)現了胚胎的發(fā)育過程”。
時至今日，抗疫中的醫(yī)護人員具有視野、魄力、專業(yè)素質的人才數量已經遠勝當年，舉國之力亦非當年一盤散沙之局可比，相信不久以后，我們也會迎來最終的抗疫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