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道教外丹術（煉丹術）最為興盛的歷史時期。
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皇室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所謂的服餌仙術，支持道士們的煉丹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外丹術的繁榮；
另一方面，經過兩晉南北朝的發(fā)展，外丹術無論從理論到實踐都逐漸走向成熟，終于在唐代達到了鼎盛。
有唐一代，從涌現的著名煉丹術士之眾，保存下來的煉丹經訣典籍之多，到煉丹術具體內容之豐富，產生的社會影響之大，都是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
像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四大發(fā)明之一黑火藥，就是在唐代金丹家的“伏火”實驗中孕育出來的。
然而，事物的發(fā)展往往是盛極而衰。
外丹術在唐代蔚為時尚，從李唐皇室到王公大臣乃至社會名流，紛紛熱衷于飛丹合藥，服餌養(yǎng)生，幻想著羽化登仙，長生不死；
與此同時，由于煉丹常用的鉛、汞等物質，本身就是劇毒，“欲求長生，反致速死”的慘痛后果，最終引發(fā)了人們的批判和反思。
唐代帝王因服食金丹中毒而死的數量，為歷代之冠——
被視為“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據史載，就是因為服食了天竺方士耶羅邇婆娑的長生藥，罹暴疾而斃命；
唐高宗李治篤信長生之術，有說法認為也是因服食丹藥，急性中毒而死；
中唐時期的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皆熱衷于金丹服餌，其中唐憲宗因丹毒發(fā)作，暴怒失常，宦官陳弘志等人害怕無罪被殺，竟把他干掉了；
晚唐以唐武宗、唐宣宗最好服餌，兩人皆因服食丹藥中毒身亡。
皇帝好這一口，王公大臣、達官顯貴自然群起仿效，趨之若鶩。死的也更多！
像大文豪韓愈在一篇墓志銘中，提到他親睹目見、因服餌中毒致死的官員，就有七位之多：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jié)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jié)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
其中工部尚書歸登中毒之慘狀：唾血十數年，發(fā)病時如有“燒鐵杖”從頭頂直貫其下，“摧而為火，射竅節(jié)以出”，狂痛號呼，乞求速死，令人驚心！
而韓愈的這篇墓志銘，正是寫給因服丹中毒而死的“故太學博士”李于（一作李干）的（《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
作為一種全國性的風尚，在唐代，深受丹毒之害的人還有很多。
例如，唐代文人學士大多浸染服餌風尚。像“初唐四杰”中的王勃、盧照鄰，“詩仙”李白，大詩人白居易等，都曾經或一生熱衷此道。不過，白居易似乎只是煉過丹，自己并不服食，他在《思舊》一詩中說：
“閑日一思舊，舊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
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
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
崔君夸藥力，經冬不衣綿。
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
唯予不服食，老命反遲延。”
可見文人學士深受丹藥之害的也不少！
大量的慘痛案例，引起了社會對道教外丹術的批判，進而引發(fā)了道教內部的反思。反思的結果，抑止了道教修煉在“外求”金丹大藥方向上的努力，轉而把重心放在了人體內部“精、氣、神”的“內煉”上，內丹學開始興旺。
道教外丹術最輝煌的歷史，也一去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