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1999年第1期《活人居然有謚號》一文指出，電視連續(xù)劇《封神榜》的演員們，不應該在劇中直呼“武王”“紂王”，因為這些稱謂都是帝王死后所得的謚號，生前是不可能具有的，所以聽起來感到“有點別扭”。
該文的意見說對了一半?！拔渫酢钡摹拔洹贝_實是周天子姬發(fā)的謚號，生前無人可知；但“紂王”的“紂”卻不能這么說，古人對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意見認為“紂”是謚號，因為歷史文獻中有記載，例如：
漢蔡邕《獨斷》卷下：“帝謚……殘義損善曰紂?！?/span>
《呂氏春秋·功名》漢高誘注：“賊仁多累曰紂?！?/span>
另一種意見認為“紂”不是謚號，因為商朝還沒有謚法，相傳為周代文獻的《逸周書·謚法解》中也未收載“紂”字的謚義?！渡袝の鞑琛诽瓶追f達疏指出，“紂”字本來并沒有不好的意思，后人之所以說“殘義損善曰紂”，是因為見到商紂的暴虐無道，才特地附會給“紂”字這樣的“惡義”。
還有一種意見則認為“紂”是“先號后謚”，即生前已作稱號，死后即定為“謚”（見唐杜佑《通典·禮六十四》）。這顯然是一種折中調和的說法。
我是同意第二種意見的，“紂”應當是生前的稱謂而不是死后的謚號。理由如下：
漢代學者鄭玄說：“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日‘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尚書·西伯戡黎》孔穎達疏轉引）
在漢代以前的文獻記載中，對這位商朝末代帝王的稱呼大致有兩種寫法：《尚書》一律寫作“受”，而《周易》《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則全都寫作“紂”。鄭玄認為“紂”的名本來應當是“受”。紂本名為辛，是商王帝乙的少子。帝乙因為寵愛他，想讓他繼承君位，特地賜給他一個名號叫“受德”，意思是“有承受天命的德行”。由于“受”“紂”二字讀音相近，當時人們就誤“受”為“紂”，但宮廷史官職掌記錄王言，知道這個字本來應當作“受”。鄭玄是漢代的大儒，又是學貫群經(jīng)的著名訓詁家，他把這件事說得頭頭是道，應當是有所依據(jù)的。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寫道：“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謚號是君主死后由嗣王和大臣們議定的，而司馬遷卻說“天下謂之紂”，可見他也不認為“紂”是謚號。清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卷九在遍引蔡邕、高誘、裴駟、杜佑等人的注解后指出：“以桀、紂為謚，皆不足據(jù)?！?/span>
如果有人以為我在上面提到的幾位古賢的論述還不夠有力的話，那么，下面這條理由就是無可辯駁的了：即當商朝末年紂還活著的時候，周武王統(tǒng)率大軍到達商郊牧野準備與商軍決戰(zhàn)，在發(fā)表的誓師文告中已經(jīng)直呼其名為“商王受”（或“殷王紂”）。誓詞的原文見于《尚書·牧誓》（也見于《史記·周本紀》，文字略有差異）：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裆掏跏埽ā妒酚洝ぶ鼙炯o》引作‘殷王紂’）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fā)惟恭行天之罰?！?/span>
在今本《尚書》中，還有《泰誓》《武成》等篇文告和記載，述及周武王直接稱呼“商王受”的話。經(jīng)清代學者考證，那些都屬于魏晉時人偽造的《偽古文尚書》，不足為據(jù)。只有上面所引的《牧誓》一篇，才是商末周初留存下來的周朝政府的正式文件。在這篇誓詞中，武王姬發(fā)直接稱紂為“商王受”，然后歷數(shù)其不修對祖先的祭祀，遺棄先王的后裔親屬，以及信用諸侯各國逃亡人員，使他們禍害百姓等罪狀，宣告自己出兵討商是代天行罰。當時，武王還沒有攻進商都朝歌，紂還沒有登鹿臺自焚而死。這就充分證明：“紂（受）”只能是帝辛生前的名號，而絕不會是他死后才有的謚號。
此外，我在前面提到，今本《尚書》中的《泰誓》（共上中下三篇）屬于魏晉時人所偽造，不能引以為據(jù)。但是《史記·周本紀》中引用的一段《太誓》（古代“太”可通“泰”，如“泰山”可書作“太山”）逸文，卻又另當別論。其文云：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fā)維共行天罰?！?/span>
這是周武王在伐商戰(zhàn)爭中發(fā)表的另一篇誓師文告，時間是在從盟津北渡黃河之后、到達牧野之前，文中也同《牧誓》一樣，直呼“殷王紂”之名。
司馬遷曾任漢朝的太史令，能夠親自閱覽皇家“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凡是商末周初留存下來的政府文件，他完全有可能看到。上面這段引自官方藏書的《太誓》逸文，應當是可信的。我想，憑著《尚書·牧誓》和《史記·周本紀》所引《太誓》逸文這兩條證據(jù)，“紂（受）”是帝辛謚號的觀點可以否定了。
（原載1999-03）
“周武王”的“武”也不是謚號
我在《咬文嚼字》1999年第3期上發(fā)表了一篇《“紂王”的“紂”是謚號嗎？》，文中說到：“武王”的“武”是周天子姬發(fā)的謚號，“紂王”的“紂”則不是商帝辛的謚號，而是他生前的名號。
最近，編輯部轉來了上海市北中學卞體穎先生的一封信。該信指出：
其實“武”也非姬發(fā)的謚號而恰是其自稱，書載：“從西周開國到共王，王號都是自稱，不是謚號，從孝王起，才是死后所加的謚?！?/span>
卞先生信中帶引號的這段話，不知道摘自哪部著作，但他的意見卻引起了我的重視。我認真查檢了有關的資料，也翻閱了近人研究謚法的一些專著，感到卞信所提的主要意見是正確的，即“武”不是周天子姬發(fā)的謚號。但說“是其自稱”卻未必確切，恐怕應當是臣下在姬發(fā)生前對他的一種美稱。由于問題比較專門，無法在本刊詳加討論，我只能將汪受寬先生《謚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中有關章節(jié)的內容略加介紹，也算是對拙文錯誤說法所作的糾正吧。
1976年3月，陜西臨潼出土了青銅器“利簋”。專家們一致認為，此簋（guǐ，古代食器）作于周武王十二年，即滅商之年。簋上的銘文共32字，張政烺教授釋讀如下：
珷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司利金，用作旃公寶尊彝。
銘文的大意是：
武王征伐商國。甲子日早晨，歲星正當其位，當夜打了勝仗，很快就占領了商國。辛未這天，武王在闌地軍營，賞賜給臣下利一些銅。利于是鑄造了以先祖旃公命名的珍貴的禮器。
銘文中最重要的一句是“珷征商”?！矮牎笔恰拔渫酢倍值暮衔?，指的就是周王姬發(fā)。他此時還在世，他的臣下利在銘文中就稱其為“武王”。這說明，“武”決不會是姬發(fā)死后的謚號，而是生前的稱謂。當然這里并非自稱，而是臣下對其所尊崇的君王的美稱。
不僅武王，西周的成、昭、穆、共、懿諸王之號，也同樣不是謚號而是生稱。
《謚法研究》分別引錄了以下各出土彝器銘文加以證明：
周成王時的《獻侯囂尊銘》說：“惟成王大囗在宗周。”
周昭王時的《宗周鐘銘》說：“服子乃遣間來逆邵王……”（按：“邵”通“昭”，“邵王”即“昭王”。）
周穆王時的《長甶盉銘》說：“穆王在下淢居。”
周共王時的《五祀衛(wèi)鼎銘》說：“余執(zhí)弊王卹工于邵大室。”（按：“龏”通“共”（gōng），“龏王”即“共王”。）
周懿王時的《匡卣銘》說：“?王在射廬。”（按：“?”同“懿”，“歌王”即“懿王”。）
以上五例中的“成王”“邵王”“穆王”“弊王”“?王”，都是臣下在成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生前對他們的稱呼，足證“成”“邵”“穆”“龏”“?”都是生稱而不是謚號。
《謚法研究》最后總結說：從孝王開始，鐘鼎彝器銘文中，就不再發(fā)現(xiàn)有生稱周王尊號的記載，可見孝王及其以下夷、厲、宣、幽、平諸王，都是死后所定的謚號了。
（原載199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