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灣好地方 好地呀方 好地方來好風光 好地方來好風光 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
南泥灣、三五九、大生產……它們的出現極大程度上改善了延安時期我軍的生活條件，盡管對比國民黨主力以及其他參戰(zhàn)國的軍隊，還是顯得很艱難，但戰(zhàn)士們的伙食堪稱周到。米和肉都有供應，甚至連牛奶也不缺。
影視劇中的大生產運動
溫飽問題亟待解決
自從1938年10月侵華日軍占領武漢后，日軍決定改變侵華政策，將軍事力量投入到針對各大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行動中。日軍的蠻橫封鎖讓我軍的處境日益艱難，但好在國民政府會供給我軍軍餉，這讓我軍可以勉強與日軍周旋下去。
但是當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在正面戰(zhàn)場上的幾次會戰(zhàn)損失慘重，這讓國民黨的抗日積極性迅速下滑，加之有日本人在滲透攪局，國民黨很快開始針對中共軍隊。
國民黨封鎖陜甘寧邊區(qū)
除了在政治方面呼吁和支持反共以外，國民黨開始斷供我軍的軍餉、向陜甘寧邊區(qū)四周調遣部隊，對我軍實施軍事封鎖。1939年11月以后，國民黨變本加厲，多次蓄意制造反共摩擦，迫使我軍不得不一點點縮小邊區(qū)控制范圍——
原本陜甘寧邊區(qū)的面積有12萬余平方公里，人口大概200萬，可在日軍和國民黨的雙重壓迫下，陜甘寧邊區(qū)的面積減至9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少了50萬左右。
陜甘寧邊區(qū)示意圖
這還不算完，1940年以后，蔣介石調集大批部隊，分駐在陜甘寧邊區(qū)的四周，構建了五道封鎖線。進出邊區(qū)的路口處，無一例外地可以看到國民黨設立的哨卡，蔣介石通過這樣的手段，幾乎斷絕了邊區(qū)與外界聯系的可能。
再加上國民政府還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嚴令國內各界人士將棉花、布匹、藥品以及電訊器材等一系列物資輸送邊區(qū)。隨著邊區(qū)內物資的不斷消耗，我軍連保障溫飽都變成了一個大難題。
國民黨的封鎖讓我軍一度溫飽堪憂
老一輩人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表示：
“（八路軍）連旱煙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黃黃苗子，好多那種都是。（后來）住下和老百姓慣了，問老百姓尋上些旱煙，紙煙根本沒有。后來部隊生產自救，在糧食問題上才緩過來。那會兒就是吃煮黑豆、煮蕎面，那可是艱苦咧！”積極發(fā)起大生產運動
對于整個陜甘寧邊區(qū)而言，大生產運動具有重大意義，雖然它不能讓我軍徹底擺脫艱苦的生活，但是對伙食的改善相當顯著。
大生產運動開始了
大生產運動的宗旨是“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從1938年開始，留守兵團的一些部隊日常除了訓練和戰(zhàn)斗，開始種菜以及養(yǎng)豬，毛主席認為這種做法應該推廣開來。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會經驗總結，到1940年2月上旬末，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聯合發(fā)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這標志著大生產運動正式拉開序幕。前期大生產以農牧業(yè)發(fā)展為主，在大家的通力協作下，整個邊區(qū)墾荒達170余畝。
毛主席和農民了解情況
除了糧食的產量大幅度提升以外，牛羊驢等牲畜的數量也有明顯增長。
1940年結束時，邊區(qū)部隊已經可以自己解決一個半月的口糧，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焦慮裝備補充的問題。
基于此，中央決定擴大大生產的規(guī)模，從中央、邊區(qū)領導人，到勤務員、青年學生，幾乎都在完成當日工作、訓練的前提下，跑到山上去種地。當然了，僅靠農牧業(yè)發(fā)展邊區(qū)經濟不現實，所以邊區(qū)還在同步進行工業(yè)建設。
大生產運動主題的繪畫海報
并且隨著工業(yè)建設的一點點完善，邊區(qū)大生產運動的重點也開始逐漸由農牧業(yè)向工商業(yè)轉變。
從《陜甘寧邊區(qū)史》等資料來看，雖然在農轉工商的過程中受到經驗缺乏的影響，我軍吃了不少悶虧，但在艱難的探索后，我軍取得的成績也相當喜人。如：
“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機關喂豬得肉56814斤，照當時市價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約植35萬元?！?/blockquote>大生產運動老照片
再比如：
“全邊區(qū)機關學校飼養(yǎng)牲畜一項生產，照此計算，總價值當在400萬元以上?！?/blockquote>這些成績充分證明了大生產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為了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大生產運動中，同時也為了促進大生產運動朝縱深發(fā)展，邊區(qū)我軍開展起各式各樣的相關比賽和活動。一批批先進集體就此誕生。
漫山遍野都是墾荒人
其中表現格外出色的還被評選為當年的英雄模范人物，比方說著名的359旅旅長王震。
總的來說，大生產運動讓陜甘寧邊區(qū)可以基本無視來自敵對方的重重封鎖。
延安的伙食到底有多好
誠然，因為長期的勞作，陜甘寧邊區(qū)將士身上補丁摞補丁的形象，總給人一種他們日子過得格外艱苦的感覺，但看看他們的伙食，當真不得不感慨一句“周到”。
大生產運動改善了伙食
曾志女士回憶自己1939年去延安的經歷時表示，延安的生活要比她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還要好。雖然延安種菜的群眾并不多，但像白菜、蘿卜、土豆這樣的北方菜，市場上常能看到。
而像豬肉、雞蛋一類的“奢侈東西”，延安不僅不缺，還比外面便宜得多，像豬肉一斤只要兩角錢。
大生產運動讓我軍不缺肉、菜
從敵后來延安學習或匯報工作的八路軍干部在延安留一陣后，也經常為延安在伙食方面大手筆感到驚訝，他們在黨校每天都能吃到四菜一湯，那一大盆一大盆的紅燒肉，毫不吝惜地往桌上端。
而當詢問黨校的學生，知道這還是考慮到節(jié)儉和物資囤積，減了四個菜的結果。有米有肉也就算了，早上食堂還會時不時地供應牛奶，簡直與其他根據地的將士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大生產運動改善了戰(zhàn)士們的伙食
許是因為差距過于巨大，也有人為此發(fā)起牢騷，直言后方的同志日子逍遙，他們在前方和敵人拼命可是吃了不少苦。
不過客觀來講這種抱怨也是正常的，自從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后，開始以正規(guī)軍的標準要求將士，這就導致指揮領導人員與普通戰(zhàn)士之間的差距拉大了、
《后勤工作文獻》有記錄，1937年-1939年間團營級干部的每月津貼標準為4元，普通戰(zhàn)士則只有1元。加之不同根據地因為經營的重點不同、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承受的來自敵對勢力的壓力各不相同，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也存在顯著差異。
各機關生活津貼示意圖
即便我黨當時一直在盡可能平衡各大根據地的力量，但還是沒有辦法徹底消除根據地之間的差距。
更別提根據地之間的優(yōu)差對比只發(fā)生在內部，放眼整支中共抗日軍隊，貧困艱苦、物資匱乏才是普遍現象。哪怕是伙食那么好的延安，也會為了裝備和彈藥不足而憂心忡忡。
參考資料：
[1]《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日常生活》 黃道炫.《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20年第1期]
[2]《大生產運動》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3]《陜甘寧邊區(qū)史》 雷云峰，閆樹聲，胡民新，李忠全，朱凱，郭林，吳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