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緊要的時期。明自1368年建國，至1644年被清軍滅亡，中間276 年，是一個歷時很長的封建王朝。
明朝自建國至滅亡，正值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明代之前，東、西文化，至少在主要代表性國家的表現(xiàn)，可說各有千秋，旗鼓相當。但中國有漢之強，唐之威，宋之富，其經(jīng)濟實力和國勢國威，比之西方諸國更有過之。元代時，馬可.波羅來中國，把所見所聞，寫成游記在西方出版，引起多少西方人的驚奇、驚疑和驚嘆。
但是到15、16世紀，情況發(fā)生變化。當代中國學者十分重視這個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發(fā)展變異。因為15、16世紀可以說是西方走向強盛的奠基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衰退之期。雖然英國人的大炮要到19世紀中葉才在廣州海門上打響，但早在3 個世紀之前，雙方的發(fā)展態(tài)勢，已見歷史興衰之意。應該說，沒有16世紀的分野，便沒有19世紀的輸贏。中國人墮落為東亞病夫的病根，雖然可以追溯久遠，但其發(fā)觴生濫之時，卻在明代中期。
然而，明代并非不曾強大，并非沒有變化，并非止步不前，并非一片黑暗，不見半點光明。只是變與變確有不同。明代盛時，其實有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否則怎能有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實在明代也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一大特色，是在明代出現(xiàn)許多前代所少見甚至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而且拿這些現(xiàn)象和西方文藝復興時代比，至少在表面上確有種種相似之處。
就生產水平而言，16世紀時，中國與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發(fā)展水平十分相近，無論在紡織、冶煉還是其他方面，都長短互見，各有千秋。
從商業(yè)水平而言，西方近代商業(yè)始于14、15世紀，而明代商業(yè)同樣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客觀地講，明代商業(yè)是自中國先秦以來，最為繁榮興盛的時代，唯有宋代商業(yè)可以與之一論，其余炎漢、盛唐皆非其匹。如果不以其發(fā)展本質而僅以其市場規(guī)模而論，明代同樣不輸于西方。
表現(xiàn)在文化方面，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高舉人文旗幟，打著復興招牌，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明代文化自不能和文藝復興相提并論，但以其市俗和商業(yè)品位而言，明代文化尤其明代文學同樣出現(xiàn)新的歷史轉變。西方有宗教改革，中國有泰州異端；西方有偉大的藝術創(chuàng)造，中國有《牡丹亭》和強調個性的畫家集團；西方有杰出的《十日談》，中國有偉大的《金瓶梅》。
但是，畢竟雙方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社會基礎不同，國家管理體制不同。
中國古代屬于儒學國家，從來沒有什么政、教合一的社會現(xiàn)象，所以中國的封建文化，可以說在人類歷史的這個段落中，是最為成功的文化。然而，其歷史既久，其轉向亦難。
中國又是一個有著特殊社會結構的重農國家，以農立國，由來久矣。明代雖有發(fā)達的商業(yè)，但商與農比，依然處于不利的地位。西方近代商業(yè)如春風吹綠江南岸，擋也擋不住的；明代的商業(yè)，卻似一支紅杏出墻來，看著固然美麗，爭奈基礎不行。
西方的社會體制，正在經(jīng)歷一場政、教分開的歷史大變化，明代卻依然是在維持和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雙方的差異在于：明代體制已成強弩之末，西方新體制卻在初建之期。
可以這樣講，15、16世紀的中國，是外變內也變，民變官也變，俗變雅也變，你變我也變。
所謂外變內也變，即外部世界在變化，中國內部也在變化，而且變變相通，至晚在16世紀，就已經(jīng)有傳教士把許多西方文化帶入中國。這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當屬意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生于1552年，大約與布魯諾、康帕內拉、蒙田同時。他于1582年8 月7 日抵達澳門，從此開始了他影響彌遠的中國之行。利瑪竇之后，還頗有幾位著名的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如利瑪竇的同鄉(xiāng)艾儒略，西班牙人龐迪我，法國人金莊閣和德國人湯若望等。這說明傳教士來華，不是一人一地之事，這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向東方作歷史傳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這些傳教士來華布道，一在神學，二在科學，論其實際作用，則科學更勝于神學，中國本非宗教國家，接受基督教尤其不易，況基督文化并非資本主義文明的本質特點?？茖W則不同，西方近代科學，一入中國，便生面目一新之感。他們帶給中國人的有完全西方式的幾何學、天文學種種。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即由他們帶來。而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有所心得又起到傳播和本土化作用的中國學人也出于此時，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代西學先驅徐光啟。據(jù)《明史.徐光啟傳》介紹說，徐光啟" 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 徐光啟死后，時人贊慕他說：
" 治歷明農百世師，經(jīng)天緯地；
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撰文。"
但這對聯(lián)有些夸大。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傳入歐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西方科技進入中國，卻啟迪不多，變化不大。所謂" 經(jīng)天緯地，奮武撰文" ，不過" 一個臣" 而已。西方近代科學遠遠高于明代的科技水平，雖然中國古代數(shù)學等自然科學也稱發(fā)達，但那方式不合近代科學的需要?，F(xiàn)在新學進入中國，勺水微瀾，變化無多，其原因，自不在徐光啟等人身上。實在彼時的中國的社會還缺少這樣的文化基礎。但畢竟有西學進入，總是一件好事，它在中國儒學傳統(tǒng)的文化大網(wǎng)上戳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窟窿。
明代思想的演變，或多或少，與此相關。
所謂民變官也變，是指明代官、民成份和思想發(fā)生顯著變化。雖然依然以農立國，但工、商業(yè)確有發(fā)展，消費市場達到新的水平。富商大賈，幾乎隨處可見；官、商參差，成為新的特點。唯其如此，才有了如《金瓶梅》中西門慶一類的豪商劣紳，西門慶可說是一個新的社會文化典型。他身上既有舊的封建文化氣，又有新的市商氣，還有官僚惡棍氣。在一片污濁之中，也有新的世風混雜其間。西方近代文明，開始肯定和張揚個人價值，而這種肯定和張揚，常常首先表現(xiàn)在享樂與縱欲方面。過去總是講道德，講信仰，講懺悔，講忠、孝、節(jié)、義，講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此番發(fā)生變化，讓這一切都滾一邊去。
這樣的認識，在西方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中，固然并不少見，在《十日談》之類的文學名作中，更是在所多有。昔日不能說的，今日偏說；昔日不能講的，今日偏講；昔日不能思的，今日偏思；昔日不能唱的，今日偏唱。有明一代，此類文化現(xiàn)象甚多，如《三言》、《二拍》，如《桂枝兒》、《夾枝桃》；如極具個性的戲劇與小品文；如《西游記》、《水滸傳》；如久享大名的《金瓶梅》，至于西門慶之輩，連因果報應也全然不在話下，自稱講什么善惡報應，任你皇天后土、佛陀鬼怪，也擋不住他潑天富貴。西門慶之流自與哲學不沾邊，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當時市民心態(tài)的某種變化。
所謂俗變雅也變，即不但市民階層在變，而且士人文化也在變。徐光啟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徐霞客代表的是另一種文化；戚繼光代表的還是一種文化。更重要的，則是亂自中來，以理學為代表的正統(tǒng)文化終于遇到大挑戰(zhàn)。
雖然中國學術界習慣上將宋明儒學統(tǒng)稱為宋明理學，但心學尤其是明代心學顯然與理學有大區(qū)別。而王守仁則是這個時代文化的突出代表，他的哲學思想，代表的并非昔日的傳統(tǒng)，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未來的精神。
然而你變我也變，我卻沒有你變得更快更深更大。于是在漸變與突變的歷史過程中，中國與西方終于拉開了巨大的歷史距離。
明代思想文化，處在這種四處生變的大環(huán)境中，既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種種特質，又反映了它的歷史轉變的洪流中不能不以變應變的時代特色。
總體說來，明代思想有過數(shù)次變化，而且，直至明朝滅亡，這些變化猶未完成。
明代初期，朱熹的理學地位終于得到確認，朱子之學一變而成為官學。
理學雖發(fā)之于宋，但在宋元之時，其運不佳，以致士人入考，稱朱子之學者，就會被取消資格。元代以后，情況有所好轉，但其官學地位的確立，則在明初。明太祖立國興文，即有解縉上書，建議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 隨事類別，勒成一經(jīng)"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始修儒學三部大全，即《五經(jīng)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雖然并非只收朱熹注作，但朱熹思想在其中卻占有突出地位。自此，朱學統(tǒng)治明代初期的官學，成為定論。
程朱理學主要是朱子學說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順應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建立大一統(tǒng)王朝的需要，對明王朝前期的強盛與繁榮確有意義。其情有類于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但畢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武帝之舉，乘歷史興順之風，有泱泱大國之氣；明初尊理，其成效卻是來得也疾去得也速，徒令一幫舊儒生些樹老臣亡、盛事不再的感嘆。明代內外的變化，實非統(tǒng)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其思想變化，也絕非程朱理學能夠局限的。于是自明中葉開始，明代思想為之一變。這種變化，簡而言之，即是從宋代理學開始向明代心學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