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本人為何要當倭寇？16世紀的嘉靖倭亂，真是因為海禁政策引起的嗎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編者按：在如今的互聯(lián)網上，一直流行一個說法，認為16世紀的嘉靖倭亂，完全就是明朝海禁政策導致沿海居民民不聊生，最后這些民眾不得不鋌而走險吧啦吧啦，因此倭寇問題就是當時中國的內部問題，日本反倒只是被卷入其中?？傊?，什么都是明朝人的問題，可憐的太君們因為“倭寇”這么個叫法，無緣無故要遭受不白之冤。那么，日本真的和倭寇沒有什么關系嗎？
那么首先第一個問題，海禁真的是導致倭寇盛行的根本原因嗎？答案是，否！兩者根本就沒什么直接關系。實際上，在今天人們常說的，明朝和日本斷絕貿易往來的起點，寧波爭貢之后，日本遣明使前往明朝的朝貢貿易也并沒有完全停止，恰恰相反的是，之后的嘉靖十九年和嘉靖二十八年，以大內家為主導，肥前松浦黨提供船只，分別前往明朝進行了兩次的朝貢貿易。更為關鍵的是，在官方貿易之下，處于灰色甚至是黑色地帶的走私貿易，同樣也是極為的繁榮。而這就不得不提到，當時在明朝沿海出現(xiàn)的一股全新勢力——葡萄牙人。16世紀二十年代左右，葡萄牙人通過武力，占據(jù)了今天舟山群島中的六橫島，在這里建設港口，招攬明朝的走私海商和海盜建立雙嶼港。通過雙方的經營，雙嶼港成為當時東亞重要的非法貿易站，許多琉球、東南亞、日本甚至是從遙遠印度前來的海商都紛紛到這里進行貿易活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大內家控制下的肥前松浦黨，開始和明朝的走私海商進行聯(lián)系。松浦黨一支的五島宇內家，以博多海商作為媒介，在嘉靖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和當時還在創(chuàng)業(yè)階段的明朝走私商王直取得聯(lián)系，通過為王直提供庇護、資金和人員支持作為條件，讓王直成為了五島和雙嶼港之間貿易的媒介。兩年后的嘉靖二十一年，實力更大的平戶島松浦家家主松浦隆信，更是盛邀王直將他的貿易基地從五島搬往自己治下的平戶，最終形成了大內家利用擁有海上力量的松浦黨來為自己經營與明朝之間的貿易，而松浦黨又將對明朝的貿易，外包給在明朝擁有人脈和門路的王直的局面。這種商業(yè)體系不僅在嘉靖倭亂爆發(fā)之前進行了有效的運行，到后來的德川幕府早期所進行的朱印船貿易，很多同樣是采用了這一模式。之后，雖然在嘉靖二十七年，在浙江巡撫朱紈的主導下，明軍摧毀雙嶼港，并將葡萄牙人和大量走私海商驅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走私貿易的終結。實際上，比起明朝時期的沿海地區(qū)，日本大名反倒是更加需要維持明日之間的貿易。就比如，前面說到的王直的東家的東家——大內家。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大內家爆發(fā)大寧寺之變，大內家家主大內義隆自己的重臣陶晴賢所殺，第二年，陶晴賢從北九州大名大友家，迎來了家主大友宗麟的弟弟義長成為新的大內家家主。然而陶晴賢下克上行為，立刻引起大內家上下的不滿，為了能夠壓制住大內家遺老，陶晴賢一邊通過賄賂大內義隆舊部收買人心，一邊擴充武備，應對反對自己的武將隨時可能的謀反，同時為了轉移內部矛盾，陶晴賢還在北九州主動挑起事端，一邊提高自身的威望。陶晴賢的每一項舉措，可以說都是需要耗費大量錢財。但大內家的庫府在大內義隆時代，因為大內義隆的奢侈揮霍和不斷的對外戰(zhàn)爭，已經變的頗為拮據(jù)。更要命的是，雖然立大內義長為大內家家主，可以建立起大內和大友家的聯(lián)合，但相對的，非常依賴對外貿易來維持財政的大內家，不得不拿出部分商業(yè)利益分于大友家。因此，此時的大內家急需建立一個類似雙嶼港，不過是由自己把持的商貿港口，來作為控制海上貿易的新?lián)c。正是在這個利益訴求驅使下，嘉靖三十一年，王直在松浦黨的幫助下，收編了因雙嶼港覆滅而群龍無首的走私海商，模仿葡萄牙人，占據(jù)今天的舟山金塘島建立自己的貿易據(jù)點烈港。不過就和葡萄牙人建立雙嶼港本身就是伴隨著對明朝國家主權的踐踏和對沿海地區(qū)的軍事威脅一樣，王直建立烈港，同樣是利用武力殺害金塘島的明朝軍民，而來自松浦黨的倭寇，也同樣以此為根據(jù)地，開始了不同于之前小規(guī)模劫掠的，而是帶有軍事化的大規(guī)模侵擾中國沿海的活動。 ▲大規(guī)模的倭寇侵擾正是從嘉靖三十一年王直建立烈港后開始換言之，倭寇爆發(fā)的原因，并非是因為明朝的海禁。與之相反，恰恰是因為葡萄牙人的到來，導致明朝失去了管控海上局勢的能力，從而產生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考慮到日本大名的各方勢力，本身都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訴求，在嘉靖年間，即使明朝開放海上貿易，實際上也只是給那些已經實際存在的走私海商，提供一個在海上貿易的合法身份。但日本大名們所需求的可并不只是貿易本身，而是如何擴大自身商業(yè)利益的訴求，這一根本性的矛盾，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明朝單純光靠解除海禁，是根本不足以阻止倭寇的產生的。關于大名們對商業(yè)利益的看重，可以參考后來的平戶松浦黨和葡萄牙人之間的沖突，在長崎開港后，考慮到長崎本身更好的港口條件，葡萄牙人紛紛選擇轉去長崎進行貿易，對此不滿的平戶松浦黨直接撕破臉，武力攻擊前往長崎的葡萄牙商船，繼而引發(fā)了葡萄牙和松浦黨之間的“福田灣海戰(zhàn)”。況且從嘉靖倭亂時期開始一些倭寇盤踞在中國沿海島嶼的習慣來看，倭寇活動本身還存在一些對外殖民的目的，那么單純將倭寇活動解釋為是明朝海禁的后果，只能說過于想當然了。最后一個問題，可能也是更多人所疑惑的問題：日本戰(zhàn)國時代戰(zhàn)亂頻繁，日本大名和地方勢力，是從哪來的人力還能組織倭寇呢？其實，恰恰正是因為日本戰(zhàn)國的戰(zhàn)亂，導致了日本人口大量外溢。日本戰(zhàn)國時代，西部的九州島和中國地區(qū)的頻繁戰(zhàn)爭，導致九州島和中國地區(qū)農業(yè)基礎受到嚴重破壞。更糟糕的是，從日本南北朝開始，日本各地的大名為了聚斂財富，一直在無節(jié)制地提高賦稅。到了戰(zhàn)國時代，當時的日本大名為籌集足夠的經費以維持戰(zhàn)爭，日本各地年貢和棟錢，甚至被加到“六公四民”、 “七公四民”的程度，再算上各種苛捐雜稅、時常爆發(fā)的饑荒、瘟疫……可以說，在影視劇中光鮮亮麗的日本戰(zhàn)國，從實際上的情況來看，和中國的明清易代、民國軍閥混戰(zhàn)對比，只能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戰(zhàn)國時代對日本下層同樣是一場浩劫就和中國的戰(zhàn)亂時一樣，日本社會的動蕩和沉重的賦稅，也導致了大量的百姓和中下層武士淪為難民，甚至是成為奴隸。根據(jù)16世紀遠東的天主教會統(tǒng)計，僅在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天主教徒擁有的日本奴隸數(shù)量就已經高達數(shù)5萬左右。而這個數(shù)字，還是在葡萄牙教會和果阿當局對買賣和使用日本奴隸有進行嚴格限制的情況。與此同時，實際上這些被賣給葡萄牙人或者中國海商為奴的日本人還只是幸運的“少數(shù)”，大多數(shù)的日本奴隸，最終的結局是會被送到礦山、妓院，最后被折磨而死。以至于極力反對葡萄牙人販賣日本奴隸的天主教會，都認為葡萄牙人購買日本奴隸是一種應該被理解的善行。在這種嚴苛的社會形勢的逼迫之下，日本的下層武士和平民選擇出海“謀生”也絕非是什么奇事，東到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西到緬甸，由日本移民和雇傭兵組成的社區(qū)也比比皆是，如果有人硬要說當時日本人寧可跑到東南亞去幫人殺人放火，也不愿在日本接受被別的大名調遣去明朝劫掠……那只能說這位對我們的鄰國有著別樣的認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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