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隆中對》提到，劉備集團若想問鼎天下，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地跨荊、益二州；第二，則是等待“天下之變”。
隨著劉備率領的蜀軍在夷陵之戰(zhàn)中敗北，蜀漢集團基本失去了奪回荊州的機會，地跨荊、益二州也就無從談起，在這樣的背景下，蜀漢集團想奪取天下，就要更加依賴“天下之變”。
所謂“天下之變”泛指一切能夠對當時局勢造成重大影響的變故，在當時魏強而蜀吳弱的背景下，其更多是指曹魏政權出現(xiàn)重大的內部問題。
曹魏雖占據(jù)當時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地區(qū)，但其政權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不少人對其篡漢的舉動不齒，其內部并不穩(wěn)定。
諸葛亮在明知魏強蜀弱的情況下還堅持北伐，并不是他自不量力，而是因為諸葛亮看到了魏國內部不穩(wěn)定的弱點，任何的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導致其內部出現(xiàn)重大變故，當這種變故大到可以被稱為“天下之變”的時候，蜀漢政權的機會就來了。
遺憾的是，諸葛亮并未等到那種足以改變當時三足鼎立格局的“天下之變”，但在曹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曹魏政權內部卻發(fā)生一次大變故，而且這次大變故將東吳政權也深刻卷入其中。
這種級別的變故完全可以稱得上“天下之變”，看到機會的姜維也于第一時間揮師北上，但結局仍是無功而返。
明明“天下之變”已來，為何蜀漢政權仍未能有所作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還要在《隆中對》中尋找。
這場發(fā)生在魏甘露二年的曹魏政權內部大地震距離諸葛亮逝世已經(jīng)過去了整整23年，但要說清這次事件，還真的從諸葛亮所在瑯琊諸葛氏說起。
瑯琊諸葛氏是漢末三國時期的名門望族，其家族成員眾多，成才的也不在少數(shù)，而有趣的是，諸葛氏成員并不只在一個勢力中做事。
諸葛亮在蜀漢政權位極人臣，其兄諸葛瑾在東吳政權也是位高權重，后人曾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來形容瑯琊諸葛氏與魏蜀吳三國之間的關系。
這“龍、虎、狗”中的龍與虎指的正是諸葛亮與其兄諸葛瑾，而“魏得其狗”中的“狗”則是此次事件的主角“諸葛誕”。
諸葛亮與諸葛瑾二人是親兄弟，而諸葛誕與二人關系較遠，只是族兄弟。
諸葛誕在曹魏政權的地位也不及諸葛亮、諸葛瑾二人，其早年自視甚高，口無遮攔，魏明帝曹睿并不喜歡他，還曾經(jīng)將其貶官。
諸葛誕字公休，瑯邪陽都人。諸葛豐后也。初以尚書郎為榮陽令，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托，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后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巫、尚書，與夏侯玄、鄧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飏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等到魏明帝死后，夏侯玄獲重用，作為夏侯玄好友的諸葛誕才等到機會大展拳腳，但成也夏侯玄，敗也夏侯玄，因為與夏侯玄要好，諸葛誕日后為官員之路非常扭曲而別扭，以至于其在反復橫跳數(shù)次之后，依舊決定要孤注一擲，在淮南擁兵自立。
一切的一切，都要從司馬氏篡權說起。
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之變干掉曹爽、總攬曹魏集團軍政大權后，在曹魏集團東部淮南地區(qū)，分別發(fā)生了三次叛亂，史稱淮南三叛，這三叛分別是：王凌之叛，毋丘儉、文欽之叛和諸葛誕之叛，三次叛亂之中以諸葛誕領導的壽春之叛規(guī)模最大。
表面上看，淮南三叛的原因是忠于曹氏的王凌、毋丘儉和諸葛誕三人不滿司馬氏專權而發(fā)起的反抗。
但事實上，淮南三叛的根本原因是奪取政權的司馬氏政權控制力尚弱，難以對遠離都城的邊疆地帶實現(xiàn)有效控制的結果。
曹魏時期，魏國為了應對與蜀吳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戰(zhàn)事，設立四征將軍，而淮南地區(qū)是征東將軍的勢力范圍，征東將軍是為防備東吳而設立，手中握有重兵，且有大量軍屯土地提供糧食，司馬氏奪權后主要精力放在都城附近，司馬懿常年在雍涼地區(qū)領兵，對帝國西部控制力也較強，而防備東吳的淮南地區(qū)，距離司馬氏的勢力范圍較遠，司馬氏有些鞭長莫及。
司馬氏專權在合法性上存在巨大問題，這就給了魏國內部實力派以想象空間，司馬氏可以篡曹氏的權，其他人當然也可以篡司馬氏的權，當然前提是實力足夠。
淮南第一叛的王凌與淮南第二叛的毋丘儉，都是曹魏集團內部的實力派，尤其是王凌，其作為漢司徒王允之侄，在朝中根基深厚。
《三國殺》王凌形象
王凌之叛和毋丘儉之叛都打著匡扶曹氏的口號，也表現(xiàn)出了主動進攻的態(tài)勢，目的也很明確：跟司馬氏爭奪天下。
相比于以上兩者，諸葛誕之叛盡管在力量準備上是最充分的，但是在“氣勢”上卻差了半截，諸葛誕之叛，從一開始就呈現(xiàn)出一種防御姿態(tài)，其目的也只是割據(jù)自保。
還有一點頗為有趣，淮南前兩叛中，諸葛誕都堅定地站在了司馬氏一邊。
諸葛誕與王凌和毋丘儉不同，他沒有與司馬氏爭天下的野心，他想要的只是據(jù)兵割據(jù)自保，有王凌、毋丘儉這樣的淮南實力派存在時，諸葛誕與司馬氏是利益共同體，二者可以合作，但是當諸葛誕成為淮南最強勢力后，司馬氏就難以再容忍諸葛誕這個地區(qū)實力派存在了。
諸葛誕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他從毋丘儉被剿滅后就開始為割據(jù)做著準備：首先，諸葛誕在淮南地區(qū)招募私兵（死士）以備不時之需；而后，諸葛誕以預備東吳進攻為名，請求增加兵馬錢糧；完成了這些前期準備后，諸葛誕派兒子做人質，以求獲得東吳的支持。
誕既與玄、飏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yǎng)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shù)千人為死士。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筑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司馬昭對于諸葛誕早有戒心，就算諸葛誕不想造反，司馬昭也不會容忍一個不是其嫡系的手握重兵的征東將軍存在。
于是，司馬昭給諸葛誕玩了一出明升暗降，將其調回朝中擔任司空，真實目的則是為收回其兵權。
諸葛誕不甘心兵權就這樣被司馬昭收回，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殺掉刺史樂綝，率兵十余萬，備足一年糧食，據(jù)堅城自守，同時向東吳求援。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余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谷足一年食，閉城自守。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鐘傳》
司馬昭對于諸葛誕造反早有心理準備，待諸葛誕攤牌，司馬昭也沒有任何猶豫，親率大軍東征，目的就是一舉將淮南地區(qū)的反叛勢力一舉全殲。就這樣，淮南三叛中規(guī)模最大的壽春之戰(zhàn)正式打響。
出兵剿滅諸葛誕時，司馬昭絲毫不敢怠慢，他親率大軍26萬，帶著皇帝和太后一同親征，一上來就對壽春城形成合圍，同時命令監(jiān)軍石苞等人率軍在外圍運動，以防備吳軍援助。
諸葛誕方面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率領的淮南軍規(guī)模超過10萬，再加上東吳派出的3萬援軍，總兵力在15萬以上，城內糧草可以堅持一年，且如果戰(zhàn)事需要，東吳方面還會再派援軍。
這是一場針尖對麥芒的較量，雙方都拿出了幾乎全部家底，誰也輸不起。
開戰(zhàn)之初，壽春城中的諸葛誕守軍似乎更占優(yōu)勢，司馬昭大軍合圍未成之際，東吳三萬援軍沖入城中，與守軍匯合，給城中守軍打了一劑強心針，守軍士氣大振，等著司馬昭來攻。
司馬昭也不傻，壽春是座堅城，城中兵多糧足，貿然攻打不可能取得結果，反而會損兵折將。于是，司馬昭選擇將壽春城圍個水泄不通，卻圍而不攻。
對于司馬昭的圍困，諸葛誕倒也不是太著急，因為城中糧食足夠支撐一年，而司馬昭勞師遠征，時間一久，后方很可能會出現(xiàn)問題，到時候司馬昭大軍不戰(zhàn)自潰。
司馬昭的想法也大致相同，無論諸葛誕儲備了多少糧食，只要斷了其糧道，城中糧食就吃一天少一天，城中缺糧不戰(zhàn)自潰。總之，司馬昭和諸葛誕都在賭對方比自己先崩潰。
雙方都在等，但是掌握主動權的是司馬昭一方，因為此時的壽春已經(jīng)是一座孤城，而司馬昭方面則可以與外界取得聯(lián)系。
在圍困壽春時，司馬昭還玩了一出心理戰(zhàn)，他故意讓人散布消息稱司馬昭后方出現(xiàn)問題，其大軍很快就要撤退了。
城中士兵興高采烈，放心吃糧，但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司馬昭大軍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要撤退的跡象，而城中糧食卻開始不夠了，城中守軍的開始人心惶惶。
先給對方希望，然后再讓對方看著希望一點一點破滅，司馬昭此舉與當初司馬懿詐病賺曹爽可謂異曲同工，司馬氏一門不愧是玩弄人心的高手。
城中守軍人心浮動，而司馬昭要做的就是讓他們亂上加亂，這樣他甚至可以做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現(xiàn)在，心理戰(zhàn)高手司馬昭要開始他的表演了。
葛誕心腹蔣班、焦彝等見城中糧草減少，建議諸葛誕趁著城中士兵士氣尚在，應該盡早率軍突圍，投奔東吳。
而文欽（曾經(jīng)參與毋丘儉之叛，失敗后逃亡東吳，諸葛誕與東吳聯(lián)合后又被派往壽春）則認為司馬昭率領大軍26萬勞師遠征，其內部必然已經(jīng)矛盾重重，只要城中守軍據(jù)城死守，司馬昭大軍必定先一步崩潰。
諸葛誕反司馬昭的原因是因為其想割據(jù)一方，如果投奔東吳，擔任個虛職，還不如當初聽從司馬昭的征召前往洛陽擔任司空，所以他并沒有同意心腹蔣班、焦彝的建議。
蔣班、焦彝二人心中不安，率本部兵馬投降司馬昭。
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逾城自歸大將軍。
而后司馬昭采用鐘會提出的反間計，招降了東吳派來援助的全懌等人。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眾數(shù)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
投降的口子一開就難以止住，諸葛誕同樣非常清楚這一點，他開始與文欽等人組織兵力突圍，但是壽春城早就被司馬昭圍困得水泄不通，接連5,6次突圍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連續(xù)的突圍失敗，讓城中守軍的士氣幾乎崩潰。
士氣一同崩潰的還有東吳方面，自壽春之戰(zhàn)打響時開始，東吳方面就連續(xù)不斷地支援諸葛誕，但司馬昭在戰(zhàn)役之初根本就不進攻壽春城，主要精力就是用來對付前來支援的吳軍身上。
東吳大將朱異數(shù)次率軍欲支援壽春，均為司馬昭大軍擋住，當時在東吳掌握實權的大將軍孫綝一怒之下殺了朱異。
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zhàn)，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zhàn)不進，怒而殺之。
隨著糧草持續(xù)消耗，壽春城內人心惶惶，而吳軍的援軍卻已經(jīng)指望不上。
但是，對于城中的守軍來說，除了東吳的援軍，他們或許還指望另一支力量，雖然這支力量遠在天邊。
司馬昭討伐諸葛誕時集結了26萬大軍，魏國一半以上兵力全都集中在淮南地區(qū)，而用于防御蜀漢的關中地區(qū)兵力相對空虛。
魏國內部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火并，東吳方面也深度參與其中，這樣的機會可謂千載難逢，姜維又怎會錯過。
姜維率數(shù)萬蜀軍由儻駱道出秦嶺，徑直推進到了沈嶺，姜維選擇的出兵時機和進攻方向都十分巧妙，當時的沈嶺以北的“長城”（一座城）糧草軍械多而守軍少，姜維大軍攻來，城中守軍人心浮動。
若此時姜維大軍能夠連續(xù)突破魏軍防線，則可能讓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場景重現(xiàn)，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魏明帝曹睿直接坐鎮(zhèn)長安指揮，但此時，司馬昭正在壽春與諸葛誕對峙，如果蜀軍進展順利，甚至可以一舉拿下長安。
魏國若失去長安必定導致朝中震動，甚至引發(fā)魏國上下大崩潰，蜀國問鼎天下的大機會也會到來。
關鍵時刻，魏征西將軍司馬望與安南將軍鄧艾合兵一處，與姜維對峙，姜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破魏軍防線的計劃破產(chǎn)，蜀軍不得不與魏軍打消耗戰(zhàn)。
蜀道難行是相互的，魏軍入蜀之路難行，但蜀軍出川之路也不好走，只要魏軍站穩(wěn)腳跟守住各要塞，蜀軍就很難突破。
姜維與鄧艾等人的對峙一時難分難解，雙方相持不下。
壽春守軍數(shù)次突圍未果，而城中糧草又見底，士氣徹底低落至谷底，數(shù)萬守軍出城投降。
見不斷有人出城投降，文欽建議諸葛誕，可以將所有北方兵都放出城去，只留下東吳兵守城，這樣可以省糧。
但如果這樣一來，壽春城就變相當于落入了東吳之手，他諸葛誕還能不能指揮得動這些東吳兵就不好說了，于是諸葛誕再次拒絕了文欽的建議。
文欽兩次向諸葛誕提建議都被否決，二人矛盾越來越深，諸葛誕借一次商討軍情之機，殺掉了文欽。
聽聞父親被殺，文欽的兒子文鴦、文虎出城向司馬昭投降，文欽與毋丘儉是淮南第二叛的主要參與者，司馬昭之兄司馬師也是在平定毋丘儉、文欽叛亂時眼疾復發(fā)而亡，某種意義上講，司馬昭與文欽有著殺兄之仇。
但為了動搖壽春城內守軍的軍心，司馬昭仍決定不殺文鴦、文虎，并命人騎馬繞城，向城內喊話：文欽之子尚且不殺，其余何懼？
司馬昭見攻心之戰(zhàn)已基本達到預期效果，城內守軍士氣已經(jīng)被瓦解殆盡，于是下令攻城，城內守軍早已沒有斗志，紛紛開城投降。
諸葛誕帶親信突圍未果，兵敗被殺，見壽春城破，蜀吳軍隊清楚繼續(xù)進攻已無意義，于是退兵，至此，壽春之戰(zhàn)徹底塵埃落定。
壽春之戰(zhàn)從甘露三年5月開始，一直進行到甘露三年2月結束，持續(xù)約10個月，司馬昭與諸葛誕雙方投入總兵力超過40萬，且當時東吳方面全力支援諸葛誕，而蜀漢方面也出大軍進攻關中地區(qū)，可以說，魏蜀吳三國都深度參與到這場決戰(zhàn)中來。
壽春之戰(zhàn)無疑是后三國時代蜀吳兩國最有機會滅亡魏國奪取天下的機會，但即便如此，最后的結果仍是司馬昭成功平定諸葛誕叛亂，并在魏國站穩(wěn)腳跟。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到，蜀漢集團若想問鼎天下，必須要等待“天下之變”。
弱小的蜀漢政權很難單憑自己就消滅強大的曹魏集團（甚至聯(lián)合東吳政權也不行），只有等到曹魏政權出現(xiàn)巨大內耗，蜀漢政權才有機會。
毫無疑問，壽春之戰(zhàn)是規(guī)模，完全可以稱得上諸葛亮所說的“天下之變”，但即便如此，無論是揮師北上的姜維，還是不斷援助壽春的東吳政權都沒能抓住這次機會，明明“天下之變”已經(jīng)出現(xiàn)，明明蜀吳兩國都在積極采取行動，為什么最后的結果仍舊沒有改變？
第一，是蜀漢政權在夷陵之戰(zhàn)后徹底失去了荊州，失去了荊州，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說的荊州、益州兩路進兵的方案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是東吳方面的行動方式存在問題，司馬昭重兵集團在壽春附近，而諸葛誕城中守軍足夠，東吳方面不斷在淮南地區(qū)發(fā)力，就等于與司馬昭重兵集團拼消耗，如果是拼消耗，實力弱的東吳政權是不可能拼得過實力強的曹魏集團的，如果東吳方面不把重點放在援助淮南的諸葛誕身上，而是像諸葛亮《隆中對》所提到的那樣“兵出宛、洛”，或許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
最后，諸葛亮提出《隆中對》時漢帝仍在，劉備以漢室宗親的身份即使在曹魏政權所在的中原地區(qū)仍有一定的號召力，可以說，那時候的蜀漢政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軟實力彌補硬實力的不足，但壽春之戰(zhàn)時，蜀漢政權早已作古，甚至篡漢的曹魏也在面臨被司馬氏篡位的風險，此時，蜀漢政權再想反擊，只能依靠硬實力。
喜歡三國的人們普遍有這樣一個感受：前三國比后三國好看。
相比于后三國，人們更喜歡前三國的原因是當時天下巨變尚在進行，弱小者也有機會通過自己的智慧去開疆拓土，以弱勝強。
而到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形成，所謂的奇謀和個人努力的影響力在迅速縮小，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變成了最無聊的體量比拼。強者恒強，弱者必亡，人們喜歡的以弱勝強的好戲很難再上演，所謂英雄，最終都會輸給時代。
后三國時代讓人感覺平庸，并不是因為英雄真的變少了，而是因為屬于英雄的時代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