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農(nóng)
▍一
現(xiàn)存最早也最重要的大型詩文選集《文選》出于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501—531）之手，他手下的文人如劉孝綽（481—539）等人對此也有所貢獻。
《隋書·經(jīng)籍志》說：“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zhuǎn)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弊骷易髌返娜找嬖龆嘣缇驮诤魡揪哂羞x集性質(zhì)之總集（一書之中包括多位作者）的出現(xiàn)。
關(guān)于文學選本，魯迅先生發(fā)表過一個著名的意見，他說：“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凡是對于文術(shù)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fā)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蕭統(tǒng)的本意是要通過《文選》來提倡“典”而“麗”的文風，而其意義和影響之大則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
蕭統(tǒng)具有從事選本編纂的最佳工作條件。這位太子文化修養(yǎng)極高，有條件利用皇家所藏典籍。他本人藏書近三萬卷；手下文士甚多，不僅幫他工作，又可以憑此人脈關(guān)系廣泛利用各路藏書。建安以來，文學界對于文體分類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出現(xiàn)了大量成果，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逐步積累起豐富的學術(shù)資源，而劉勰的《文心雕龍》更將文體和文學批評的研究推向空前完備而深入的階段，到蕭統(tǒng)編《文選》時已有很好的條件予以總結(jié)。
編選文章有兩種辦法，或分類或編年，“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文選》繼承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的傳統(tǒng)，按文體分類選文。蕭統(tǒng)將選文分成三十八個體類，其中的賦與詩，因為入選的作品比較多，又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
《文選·序》扼要地論述了各種文體的古今變化，然后寫道：“余監(jiān)撫余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shù)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于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精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笨芍墓ぷ髂繕耸前大w類選文，為讀者提供精品范本。這是建安以來幾代批評家想做已做而未能完全做好的事情，蕭統(tǒng)交出了一份很好的成果。
蕭統(tǒng)的文學趣味略近于儒家正統(tǒng)，所以《文選》不選“五經(jīng)”中的文字，因為那是偉大的經(jīng)典，“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違背儒家思想的作品他都不肯選，例如陶淵明那篇《閑情賦》，其中抒寫相思之情過于火爆，蕭統(tǒng)就為他感到可惜，認為不能入選，而另選了既不違背儒家思想又顯得比較有文采的《歸去來辭》和若干詩篇。晉人文章中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雖是佳作，但道家氣息太濃厚，與蕭統(tǒng)的期待視野不合，也不能入選。
蕭統(tǒng)又深入地思考和研究過“文”與非文（文學與非文學或純文學與雜文學）的界限問題。關(guān)于《文選》為什么不選諸子之文、古人言論的記錄本以及史傳中的大量文字，他都有過明確的解釋。他說諸子之文“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諸子的著力處在于講清楚自己的理論，并不考慮如何把文章寫得漂亮，所以不選。古人言論的記錄本有些可以稱為美辭而非美文，何況這些言辭“概見墳典，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所以“今之所集，亦所不取”。由此可知蕭統(tǒng)頗嚴于“文”、“辭”之別。
最有理論價值的是關(guān)于何以不取史傳中一般文字而專選其贊論序述的那一段說明了：“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由此可知他認為史傳中“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部分具有“文”的性質(zhì)，所以可以破格入選?！笆鲁鲇诔了肌笔菍＞褪穫髦械恼撡澏缘?，這里雖然不免也要提到若干歷史事實，但它們并不是一般地直白地敘事，而是已經(jīng)經(jīng)過作者的“沉思”消化過了。史家在寫這一部分的時候，往往綜輯辭采，錯比文華，講究辭藻、對偶等，顯得文采斐然，與“篇什”即單篇的文學作品比較靠近。歸根到底，蕭統(tǒng)所看重的乃是翰藻亦即辭章之美，單純的敘事是不可能至少也是不容易“歸乎翰藻”的。而凡是不講究翰藻者，《文選》一概不選。
在此前不久的齊代永明年間，關(guān)于聲律的研究非常火熱，是否講究聲病這一條成了“文”、“筆”的分野。蕭統(tǒng)以是否“義歸乎翰藻”來區(qū)分“文”與非文，比只著眼于聲律更深刻。后來蕭統(tǒng)的七弟蕭繹在《金樓子·立言篇》中講“文”有四個特點：“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這一后期文筆論的見解也超越了只講聲律的狹隘眼光，而首重辭采華麗，再加上一條抒情性，同時也講“宮徵靡曼，唇吻遒會”，立論較之前期文筆論更為全面。蕭繹之所謂“綺縠紛披”，正是蕭統(tǒng)“翰藻”的具體化。
蕭統(tǒng)所說的“翰藻”重在一個“麗”字。當蕭繹來向他索取文集和《詩苑英華》時，他回信說：“往年因暇，搜采英華，上下數(shù)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并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彪m多謙抑之辭，但他追求文辭“多麗”的傾向十分明顯。
劉孝綽為蕭統(tǒng)編輯文集，在序言中歌頌這位太子的文章“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這些提法合于蕭統(tǒng)的思路，同時也順便交代出他從事《文選》編輯的基本趨向。兼顧文質(zhì)，其實也是那個時代最有頭腦的文藝批評家的共識。劉勰《文心雕龍》的一個重要思路便是講“通變”、“奇正”，中心在于要求思想上絕不違背正統(tǒng)而藝術(shù)上卻能不斷創(chuàng)新。鐘嶸《詩品》給予曹植最高的評價，充分肯定他既“骨氣奇高”，而又“詞采華茂”，“體被文質(zhì)”——這正是典而且麗的意思。蕭統(tǒng)的思路與劉、鐘都有相通之處。
既典且麗，不野不浮，文質(zhì)兩個方面都講到了，但蕭統(tǒng)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相對而言，他對“麗”的要求似乎更強烈些，除了明顯的浮而不典、離經(jīng)叛道的東西之外，他的態(tài)度相當寬容，所以《文選》的選目并不顯得狹隘。只有那些沒有文采的東西，《文選》一概不選，全書藝術(shù)品位甚高。打開《文選》，人們就宛如進入一個藻繪繽紛的美麗世界，自古以來特別是晉代以來的名篇佳作多半在此?！段倪x》在唐代有那樣巨大的影響，固然與唐人極重文采、考試時寫詩賦也非有文采不可有關(guān)；首先還得《文選》在這一方面的確大有可取才行——這才能機緣湊泊，風行一時。
“麗”也可以稱為“華”。蕭統(tǒng)認為文學發(fā)展的趨勢就是日趨華麗?！段倪x·序》寫道：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zhì)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蔽闹畷r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zhì)；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蕭統(tǒng)通過簡單的歷史回顧和巧妙的比喻論證，很容易地就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jié)論：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便是日趨于華麗?！段倪x》選文偏詳于近世的原因在此。由此也正可以進一步理解蕭統(tǒng)為什么以“翰藻”作為“文”的本質(zhì)特點。
作為太子，蕭統(tǒng)的品德和能力在史書中得到的評價都很高，但他最后卻干了一件蠢事，即聽信一個道士的建議，在其生母丁貴嬪的墓側(cè)埋了些蠟鵝，以為“厭伏”。這種低級的迷信舉措于無意中得罪了父皇，埋鵝事件促使梁武帝蕭衍重新考慮繼承人問題，也導致了蕭統(tǒng)的早逝。蕭統(tǒng)一生的最后兩三年是在慚愧恐懼中度過的，沒有精神搞什么《文選》了?！段倪x》中留下了若干編輯工作上的漏洞，原因或即在此。
《南史·昭明太子傳》載，中大通三年（531）“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皠庸伞贝蟾攀且环N神經(jīng)性的痙攣，或許其背后隱藏著更大的問題；蕭統(tǒng)隱瞞病情無非是擔心此事可能危及自己的太子地位，結(jié)果耽誤了治療，以至于一病不起。當年四月，蕭統(tǒng)去世，年僅三十一歲。
▍二
研究蕭統(tǒng)《文選》及其相關(guān)問題后來成了一門專門學問，就叫“《文選》學”，簡稱“《選》學”。用今天流行的學科分類來說，這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以文學為主，另外也包括語言學、文獻學、闡釋學等其他學科的內(nèi)容。古今學術(shù)門類的劃分往往不同。錢鍾書先生說，《文選》影響極大，“詞人衣被，學士鉆研，不舍相循，曹憲、李善以降，‘《文選》學’專門名家。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jīng)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許學’者，唯‘《選》學’與‘《紅》學’耳”。
曹憲（541—645）是隋唐之際的大學者、大教育家，揚州人。他的專長在文字訓詁，實足活了一百零四歲，隋煬帝請他編書，支持他研究《文選》，唐太宗對他也非常尊重。他首先為《文選》加了注釋。他的學生李善（630—689）的《文選注》六十卷初稿完成于顯慶三年（658），后來多有修訂，內(nèi)容博大精深。
李善主要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注音。多用反切，有時也用直音法。二是釋事。征引大量的文獻，為選文的典故、成語尋出最早的出處。據(jù)清朝人汪師韓統(tǒng)計，李善引用的著作計有：經(jīng)部二百一十五種，史部三百五十二種，子部二百一十七種，集部七百九十八種，四部合計一千五百八十二種。其中許多書的原本已經(jīng)亡佚。保存文獻雖非李善為《文選》作注的本意，但客觀上形成了很高的價值。李善不僅注那些比較難懂的字句，而且只要有出處可尋的詞句一概加注。這種路子很適合為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古時代的文學作品加注，因為讀者在這里不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義，而且要追尋其深層含義和文化底蘊，了解這里的文本同先前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即所謂“互文性”。三是釋義。就有關(guān)篇章對作者的寫作意圖、言外之意以及寫作手法等有所詮釋說明。釋義的成分在李善注中占的比例不大，大抵比較精，泛論和穿鑿附會之論比較少，因此文字雖然不多，信息量卻不小。四是?？?。在李善生活的時代，先唐的集子傳世者尚多，李善由于工作的關(guān)系，能夠利用皇家圖書館的藏書，掌握的資料十分豐富。所以他往往能依據(jù)各家的別集或其他文本來對勘《文選》的選文，但他的態(tài)度十分慎重，一般只注明其異同，不改動《文選》的原文。如果差異比較大、情況比較復雜，則作進一步的說明或引證，使讀者了解該文在入選《文選》時編者已經(jīng)做了哪些修改加工（根據(jù)慣例，古代的選家有權(quán)刪節(jié)原文，甚至可以改動原文），這種校勘意義重大，可以給予讀者多方面的信息。
在“李善注”之后，《文選》又出現(xiàn)了一種普及型的“五臣注”，“五臣”指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五人，他們在工部侍郎呂延祚的策劃和領(lǐng)導下，集體為《文選》作新注。開元六年（718）九月，呂延祚將這一新注釋本進呈皇帝，唐玄宗很高興在自己的時代產(chǎn)生了這樣的新成果，給予了優(yōu)厚的物質(zhì)獎勵。
鑒于“五臣注”不夠深入、學術(shù)性不足的局限，所以后來官方又至少有兩批人重注《文選》，可惜都沒有完成。在此前后，又有私家注釋《文選》的，也沒有什么影響?！段倪x》的注釋本主要就是“李善注”和“五臣注”這兩種?！拔宄甲ⅰ币欢确浅Ａ餍?。首先刻印的《文選》就是“五臣注”本，后來有人將“李善注”與“五臣注”混合起來編印，單獨的“李善注”與“五臣注”本反而少見了，有些“李善注”本可能是從混合本中分割出來的。在這種分分合合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不少分割不清、彼此混雜的問題，成為《文選》?？敝械囊淮舐闊?。
李善的學問比五臣大得多，后來從事文選學的學者，有相當一部分是沿著李善的路子繼續(xù)往前走、專事于注釋工作的。駱鴻凱先生指出，后出的文選學家可以分為注釋、辭章、廣續(xù)、讎校、評論五家，注釋、讎校兩家直接繼承了李善的事業(yè)，其中清朝的學者貢獻尤多。如汪師韓《〈文選〉理學權(quán)輿》（八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quán)輿補》（一卷）、余蕭客《〈文選〉音義》（八卷）和《〈文選〉紀聞》（三十卷）、胡克家《〈文選〉考異》（十卷）、梁章鉅《〈文選〉旁證》（四十六卷）、胡紹煐《〈文選〉箋證》（三十卷）、朱珔《〈文選〉集釋》（十四卷）、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張云璈《選學膠言》（二十卷）等，均為選學名著，在?？薄⒆⑨寖煞矫孀龀隽诵碌呢暙I。到近現(xiàn)代，李詳?shù)摹哆x學拾沈》（二卷）、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八卷）等名著，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后出轉(zhuǎn)精，不但是《文選》的功臣，也可以說是李善的接班人。
《文選》成書甚早，又曾經(jīng)與科舉考試有關(guān)，所以傳播甚廣，版本非常復雜。簡而言之，可以分為寫抄本和刻本兩大系統(tǒng)。
其一，寫抄本。
現(xiàn)存的敦煌寫本分藏于法、俄、英等國，饒宗頤先生《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年版）搜羅已頗齊備。又日本藏古寫本《〈文選〉集注》現(xiàn)殘存二十余卷，散藏于日本各處，今有周勛初先生搜集編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2000年）及其增訂本（2011年版），最為齊備適用。又有日本古抄《文選》殘卷，以無注《文選》三十卷本為底本抄錄，1884年楊守敬從日本購回殘卷二十一卷，根據(jù)楊氏《日本訪書志》判定當在元、明間抄出，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又有三條家本五臣注《文選》，原日本三條公爵家藏，僅存一卷，1937年東方文化學院影印。
抄寫得比較早的一般稱為寫本，比較晚的則稱為抄本。這兩者之間并無絕對的界限。
其二，刻本。
刻本根據(jù)其中注釋的情況可分為“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五臣加李善注”本（六家本）、“李善加五臣注”本（六臣本）等四種類型，其中具體內(nèi)容有下列幾類（共九部書）：
單獨的“李善注”本有：一、北宋國子監(jiān)本。天圣七年（1029）雕造，其殘本今存于國家圖書館（存二十一卷）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存十一卷）。二、尤刻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于池陽郡齋所刻，六十卷全，中華書局1974年影印出版。三、胡刻本。清人胡克家據(jù)尤刻本傳抄后的一個本子翻刻，嘉慶十四年（1809）刻成，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出版；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排印本，此本最為流行。
單獨的“五臣注”本有：四、陳八郎本。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刻，三十卷全（內(nèi)有鈔配約三十頁），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1981年該館影印行世（僅印五十部）。五、朝鮮正德本。正德四年（1509）刊刻，三十卷全，現(xiàn)藏韓國成均館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影印本。
“六家本”（正文依“五臣本”，注釋五臣在前，李善在后）有：六、奎章閣本《六家〈文選〉》。韓國李氏王朝世宗十年（1428）用活字印行，六十卷全，韓國正文社1983年影印出版。其底本為北宋秀州州學本（1094），故亦稱秀州本。七、明州本，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的遞修本。為“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合刻本，國家圖書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均藏有殘本，其全本六十卷現(xiàn)藏日本足利遺跡圖書館，故亦稱足利本。1974—1975年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出版。今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稱《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印刷質(zhì)量極佳，最便閱讀。此書如果稱為“六家注”也許更合于習慣，且可避免可能會發(fā)生的誤會。
“六臣本”（正文依“李善本”，注釋李善在前，五臣在后）有：八、贛州本。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印行，贛州州學刻，六十卷全。曾經(jīng)印得很多，后有宋元遞修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日本靜嘉堂文庫亦有藏本，為毛氏汲古閣、朱臥庵、陸氏百宋樓舊藏。贛州本影響很大，后來茶陵陳仁子《〈文選〉補遺》所附《六臣注〈文選〉》即出于此本。九、建州本，贛州本稍后有建州傳刻本，1919年商務印書館印入《四部叢刊》，1987年中華書局又據(jù)之影印出版。此本近現(xiàn)代流行甚廣。
以上各種版本之間的關(guān)系非常復雜，須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才能弄清楚。好在近年來出現(xiàn)了兩種集大成的新整理本：
一是俞紹初先生負責的《新校訂六家注〈文選〉》（凡六冊，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2015年版），此書以奎章閣本《六家〈文選〉》為工作底本，校以今所能見的各種版本和寫抄本，形成最完善的“六家本”。此書將北宋年間的“李善注”和“五臣注”全部錄入，一無刪節(jié)，內(nèi)容高度還原?！段倪x》的正文和注文中有許多錯誤，編者通過徹底的版本校和深入廣泛的考證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一用?？庇浖右哉f明，為《文選》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借鑒。
二是劉躍進先生帶領(lǐng)其學術(shù)團隊編著的《〈文選〉舊注輯存》（凡二十冊，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此書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為底本，匯聚眾本，以存舊注（包括李善所引用的舊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選〉集注》所引之各家注、后來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古注），從目錄、版本、?？钡确矫鎸λ我郧暗淖⑨屪龀隽巳娴恼恚雌洚a(chǎn)生的時代先后排比匯聚于有關(guān)原文之后，并有詳細的按語。此書內(nèi)容豐富，編排得當，可以取代各種舊時版本，為讀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劉先生的按語包括“《文選》”學文獻研究方面的大量成果，值得認真學習參考。
現(xiàn)在缺少一本原文經(jīng)過認真?？?、注釋簡明扼要的新的《文選》校注本。讓我們熱烈地期盼等待吧。
（本文原載于《書屋》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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