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學三部曲
小學時期
由于日本兵的入侵，我的小學時期是在逃荒避難輾轉(zhuǎn)三地中度過的。第一所小學是在邦加島的列港荷蘭小學，讀了一年級到三年級、它教育我做人的基礎(chǔ)原則。四年級到五年級是在茂物荷蘭小學，我姨夫就在這所學校任教。在荷蘭小學的經(jīng)歷為我一生的性格、習慣、品德奠定了基礎(chǔ)。日本占領(lǐng)時期，我在蘇加巫眉小學結(jié)束了小學生活。
1.沒有等級觀念
班上不任命班長。老師一走進教室，大家都會自動站起來，沒有人喊起立、鞠躬，學生們都恭敬地喊早安。老師請同學們坐下。
老師分發(fā)教材、文具，放在第一排，第一排的同學自動逐排傳到后排去。上完課以后， 要把教材作業(yè)收起來，同樣是由最后一排的同學，從后面逐排往前傳，第一排的同學收起來后交給老師。
同學之間團結(jié)友愛，互相幫助，沒有等級觀念，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思想單純，心情舒暢。從不攀比誰的父親是多大的官、誰家有錢，小學階段育人比知識教育更為重要。
2.養(yǎng)成“整齊”“整潔”等好習慣，
愛護公家財產(chǎn)
老師上課說的第一句話是“Netjes.”。Netjes 是整齊、整潔的意思。老師會要求同學們書本要整齊，衣服要掛好，東西不亂放，書包、衣服掛在指定地方，要求學生從小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課本是學校發(fā)的。老師要求同學們自己包書皮，每本書都要包得有棱有角，美觀、整齊，并告訴我們要把這些書本交給下一年級繼續(xù)使用，所以要保持凈，不許在書上亂寫亂畫。平時我們用鉛筆記筆記，在書本上輕輕地注解是可以的，等到升入下一年級時，老師才發(fā)給我們平時不許用的橡皮，讓我們把弄臟的頁片全都擦干凈，把書皮取下來。假如書本里邊臟了要報告，老師會在書面打個 “×”，意思是這本書不再往下一屆傳，要換新的。
這并不代表學校缺錢，而是學校的教育方式，培養(yǎng)學生愛護公物、注意節(jié)約的良好習慣。
1940 年爪哇茂物荷蘭中華第二小學五年級班（教師是三姨夫，前排右四是我）。
3.友善相處、禮貌待人，尊敬老人
禮貌待人、婦女優(yōu)先。在公交車上，年輕男人自覺地為女士、老人等弱勢群體讓座。在公共場合，進大門時，把門打開請后面的人先進。
4.做事有始有終
課堂作業(yè)要在教室里按規(guī)定時間完成，不準帶回家。一天上八節(jié)課，從早晨一直到下午兩三點。功課萬一做不完，老師會陪著學生下課后留下來，讓學生做完，學生從來不交白卷。這讓我養(yǎng)成了每件事開始前要想清楚，做起來了就必須堅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廢的良好習慣，這個習慣使我受益終身。
以上四點造就了我一生的定型思考途徑：
( 1 )人活著做事要為國家、為他人創(chuàng)利。
( 2）照顧別人比照顧自己要強、尊重他人。
( 3）辦事要做到底，不得中途停下。
( 4）一物兩用、一物多用。
隨著家庭的搬遷，之后我進入茂物荷蘭小學學習，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茂物荷蘭小學讀四年級時，我住在姨父家，他是該校的教師，我跟著他一起上學校。每晚我見到姨父在改完作業(yè)后還在埋頭學習。我問他：“學習什么？”他告訴我正在準備考低年級教師證書，學校規(guī)定，小學老師首先要有教高年級的經(jīng)驗，然后進行資格考試，合格后才有資格教小學一、二、三年級。這就是荷蘭的教育方式，他們對低年級孩子的啟蒙教育非常重視。他們的宗旨是，教育出來的公民，要有道德、尊重他人，要愛國、要為國家辦事。
當時蘇加巫眉小學是由日本人控制的，我在這里讀六年級。父親和我們團聚后，為了不忘母語，他開始學中文，母親請了一位中文老師給我們補習，還請了一位鋼琴老師教幾個妹妹學鋼琴， 此外還請了小提琴老師，教我和大哥拉小提琴。我很喜歡音樂，覺得找到了心靈的歸宿。我努力學習，老師很器重我。我的音樂修養(yǎng)和愛好，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后來搬回雅加達讀中學時，我自己找了一位白俄羅斯藉老師，繼續(xù)教我小提琴，我也經(jīng)常和他去欣賞音樂會。我演奏小提琴有 了很大進步，還參加了當?shù)鼗浇倘A人的管弦樂隊，曾擔任第一小提琴手，在印尼廣播電臺演出幾場。
在艱難的人生旅途中，我又多了一位精神伴侶——音樂。
1946 年舅舅送給我的小提琴(1710 年意大利制造)。
我心愛的 Stradivarius 小提琴一直伴隨我回國，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是資產(chǎn)階級孝子賢孫，拉琴是修正主義，只好把小提琴收藏起來不敢演練。抄家之前，這把小提琴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了一個朋友家中，我的留聲機和近百張古典音樂唱盤被抄走，在印尼廣播電臺演出的那張照片也變成了崇洋媚外的反面證據(jù)，被他們抄走了，這讓我痛心不已。
回國后小提琴一放就是六十多年，我的手指也僵硬了，再也不敢演奏。但是我卻沒有放棄對音樂的喜愛。當時音樂老師常給我講肖邦、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樂家的故事， 為我一生的音樂欣賞能力奠定了基礎(chǔ)。每當聽到大師們的音樂，我都會感動得熱淚盈眶并陷入久久的回味之中。
中學時期 ( 1945— 1950年)
1. 崢嶸歲月在巴城中學
日本投降后，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我從國民黨控制的八華中學轉(zhuǎn)到親共產(chǎn)黨的巴城中學念書。這是一所進步的左派學校。
學校的師資陣容強大、教學質(zhì)量高，我從初三一直讀到高三結(jié)束。我偏重理科，在巴城中學打下了較堅實的數(shù)理化基礎(chǔ)，開始接受愛國主義的進步思想，并參加了學校的一系列的愛國活動與社會工作，奠定了要回祖國繼續(xù)升學的理想。
在巴成中學，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個貴人——教我語文的鐘仕明老師。他對我的影響很大，經(jīng)常給我們介紹一些有進步思想的書籍，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紅色中國的種子，為我畢業(yè)后選擇人生路打下了思想基礎(chǔ)。沒有鐘老師的教導(dǎo)，就沒有我日后毅然回國的決心。我參加學生會工作，時時聽鐘老師的指導(dǎo)，后來，我才知道鐘老師是從國內(nèi)來的，是個立場鮮明的愛國主義者。
從入學的那一年起，我就參加了該校的學生自治會并進入領(lǐng)導(dǎo)層，和當時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張瑞元同學一起奮斗，我們一直是由李易洪和鐘仕明老師直接授意。我回國后才聽說，這幾位老師是從國內(nèi)派往印尼抓教育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學治會工作較忙，又亂又雜還有被逮捕的危險，因此我在學習上耽誤了不少時間。但一種責任感和光榮感在鼓舞著我，使我不遺余力地做起同學們的組織發(fā)動工作。
2.協(xié)助“建校委員會”發(fā)起“百盾募捐”活動，興建校舍
補貼學校的日常支出和教師們的生活費。發(fā)動學生向自己的家庭求助，組織童子軍向社會、向華人企業(yè)家募捐。以慈善事業(yè)的方式推銷我校同學自己排練的進步話劇門票。
巴城中學是在 1945 年 12 月創(chuàng)建的一所無校舍的學校，長期借用三所華僑學校上課。1948 年，我們發(fā)起“百盾募捐”活動，將募集所得交付建校委員會，第二年我們便搬進自己的新校舍。
3.協(xié)助組織排演進步話劇
我協(xié)助團體做好演出工作，以獲得最好的宣傳效果和較高的賣座率。四年中，演出過《金聲玉振》《演出之前》《父歸》《法西斯細菌》《回去》《畢業(yè)前》《萬世師表》等單、多幕進步劇目，得到了華人的喝彩和我國駐印使館的表揚。我還把演出地點從華人街的中華劇院搬到當時只有白種人和社會名流光顧的特別豪華的荷蘭皇家大劇院(Koningklijke Batavia’s Schouwburg)，擴大了宣傳效果。我們的演出，擴大了中國話在印尼的影響力，也讓雅加達各個階層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
4.進步報告
為提高同學們的政治覺悟，加強對祖國的熱愛，我組織學生隊伍示威游行，也組織過童子軍為受本地土人搶、殺、燒的華人募捐。我還請求保安隊(華人自衛(wèi)組織)派人保護華人免遭反華暴行的傷害，組織學生聽取印尼共領(lǐng)導(dǎo)人的報告和參加我國解放日的慶祝會和我國首任駐印尼大使的報告會等。這些活動激發(fā)了我的愛國熱情，對我日后選擇回國報效國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協(xié)助組織參加慶祝勝利游行
從物資和人力上協(xié)助同學正確認識祖國的解放戰(zhàn)爭和局勢。宣傳工作的媒介包括壁報、油印刊物以及出版報刊等多種形式。畢業(yè)前我還擔任過印尼中學生聯(lián)合會的報刊發(fā)行部負責人。這份進步刊物由學生主編，宣傳祖國解放戰(zhàn)爭，報道革命形勢，向?qū)W生宣傳進步和愛國思想。我參加的學生自治會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確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標：把青春貢獻給祖國的建設(shè)事業(yè)。
大學時期
(印尼工科大學 ,1949—1950年)
高三畢業(yè)，我又在雅加達的印尼中學(荷蘭中學)讀了三個月，繼續(xù)學習印尼文與荷蘭文。三個月后，我毛遂自薦找到校長，提出到萬隆的印尼工科大學(荷蘭大學)就讀。他看我懂荷蘭文，成績又不錯，當即同意，為我開了介紹信，推薦我去印尼大學深造。這件事情在現(xiàn)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在當時的印尼，中學校長就有這么大的權(quán)力。就這樣，在印尼中學校長的推薦之下，我進入印尼工科大學攻讀水利系。這所大學的教學大綱，和課程設(shè)置與荷蘭本土的德爾夫特大學毫無兩樣，師資幾乎是清一色的荷蘭人，此外還有少許華人和印尼人當助教。
學校使用荷語教材、荷語講課。我在這所大學讀了約半年后退學準備回國。（未完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