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千利休與茶道四規(guī)
明末，一代僧杰隱元禪師（1592—1673）乘坐鄭成功的渡船抵達日本，將明代的文人茶風傳入日本京都的黃檗山萬福寺（為隱元所創(chuàng)）。由此，雅號賣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創(chuàng)立了使用葉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稱為“煎茶道中興之祖”，與奉千利休（1522—1591）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雙峰之勢。時至今日，人們常說的“日本茶”從制茶技術和飲茶方式而言，依然分為“末茶”與“煎茶”兩大類，其中“末茶”又細分“薄茶”與“濃茶”兩類。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為知名，飲茶之事也早已滲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蛠盹嫴?，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禮儀，一碗茶中見人情。飲茶活動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從日語詞匯“日常茶飯事”中窺見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國茶文化的同時，將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審美和哲學層面。日本茶道真正的開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師從禪宗大德一休宗純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禪期間，珠光坐禪飲茶，參禪了悟，體味“佛法存于茶湯”，繼承和發(fā)揚了“禪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紹鷗（1502—1555）也極力倡導茶人參禪之風，認為在茶湯中注入了深厚的禪的精神。禪宗與茶道兩相結合，使日本茶道上升為一種藝術、宗教和生活方式，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nèi)核。
最為人們熟知的千利休被視為日本茶道體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師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紹鷗的茶道思想，認為“茶湯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極力踐行一種忘卻機心、將心味歸于無味的飲茶境界。追求在飲茶時，主人和客人之間必須拋去世俗、回歸本心，盡可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于是他將茶室一再縮小。
今天我們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內(nèi)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創(chuàng)建的草庵風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為“國寶”，外觀上看卻是極為不起眼的一間狹小茅草屋。人們進入茶室時，無論地位高低、身份貴賤，都只能彎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戰(zhàn)亂年代，人們感喟于人生的無常與生命的短暫，戰(zhàn)火硝煙使人們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這就提醒人們珍惜偶一相遇的緣分，因此有了“一期一會”的說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飲茶”的當下，抵達寧靜的達觀。
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規(guī)（或稱四諦、四則）便直接觀照參禪、飲茶、審美的基本禪茶精神——和、敬、清、寂。這與珠光禪師曾表述的“謹敬清寂”四字有內(nèi)在傳承。簡單地說，“和”代表和諧、和悅，不僅針對內(nèi)在情感和知覺的平和，也指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協(xié)調(diào)與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純潔清凈，保持無垢之心，摒棄雜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靜寂、至純的境界。
作為一種基底性的精神氣質(zhì)與心靈寄托，茶道的內(nèi)在思想也影響著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描寫過飲茶的場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時，以茶借喻，說“以世為茶者，竹林拈須”；川端康成的《千只鶴》以日本茶碗作為線索描繪人物內(nèi)心秘而不宣、纖細柔軟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約會中帶去了母親飲茶用過的陶碗，茶碗上面留著母親的唇印……無論外在形式如何變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實質(zhì)并未改變，它代表著人們在日常的俗務中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來，茶道是一種規(guī)范嚴格的美學儀式，其內(nèi)在卻意蘊悠長，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了成就某種可能的完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
日本茶文化來自中國，歷經(jīng)漫長的本土發(fā)展與改良，吸收與融合了中國茶文化的內(nèi)在文化與外在技法，形成獨具日本美學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國文化元素，也成為我國茶文化研究者認識與復原古代茶禮的重要參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鐵等當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國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小小一杯茶，體現(xiàn)著兩國審美情志的共通和歷史文化的共融。（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chuàng)意與傳播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