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竹書紀年》為我們帶來了一個不一樣的史實，當和平的假象被揭開，到底怎樣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晉朝的盜墓賊挖出了一本天書，當中記載了89位帝王，許多方面都與《史記》的記載不同，到底怎樣才是真的？
這本書又是如何而來，要如何正確的對待書中記載呢？
（竹書紀年）
今天的人對《竹書紀年》的態(tài)度，許多人認為他是偽史書，也有許多人認為他才更接近真實的歷史。這本來自戰(zhàn)國時期魏國、晉國共編的史書，記載了從夏商周，再到春秋時期的晉國，以及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的歷史。
他是如何被發(fā)現(xiàn)的？晉武帝時期，在河南出土了一大批戰(zhàn)國墓葬，其中便有古書出土。當時有一個盜墓賊，原本是想去墓葬里偷點陪葬品，結(jié)果在地上看見了許多竹片。這些竹片不值錢，盜墓賊不日便離開，但村民見狀立刻上報。
（竹簡 圖文無關）
官府一來發(fā)現(xiàn)了滿地的竹簡，就把這些竹簡收集起來，這時候他們只當是普通的書籍記載，可沒想到，這上面的記載，顛覆了中國的歷史。這批竹簡到了洛陽，皇帝命人整理，但當時竹簡上的內(nèi)容是小篆，十分難認。
于是破解進度緩慢，直到通過學者的研究，他們才發(fā)現(xiàn)，被挖開的墓葬是戰(zhàn)國時期的魏王墓葬。所以這些竹簡應該是不曾被發(fā)現(xiàn)的典籍，因為這些內(nèi)容被記載在竹簡上，也被稱作《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
通過研究，整理成冊，晉朝的學者很快發(fā)現(xiàn)，這是一本按照年份編撰的編年史書。并且這些記載，是按照夏、商、西周，然后是晉國、魏國，一共分成了十三篇。從周平王遷都之后，采用了晉國的紀年，三家分晉之后又使用了魏國紀年。
這樣一本先秦史書，他的出現(xiàn)比《史記》還早了兩百多年，從真實性來看，《竹書紀年》的可能性應該是很大的。但這樣一本書，他卻出現(xiàn)了好幾個版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竹書紀年）
首先是在發(fā)現(xiàn)之初，根據(jù)竹簡內(nèi)容所編撰出來的“出釋本”，但當時因為時間久遠，部分字形引發(fā)爭議。很快晉朝永嘉之亂爆發(fā)，原本考訂竹簡的工作被暫停，之后續(xù)上的這一本就被稱作“考正本。”
戰(zhàn)爭的緣故導致最初的逐漸消失，“初釋本”與“考正本”卻流傳下來了，逐漸為大眾所熟知。但唐代后，五代十國的戰(zhàn)亂，導致《竹書紀年》的傳抄本也漸漸消失，不論是考正還是初釋都漸漸的不存于世。
（古代戰(zhàn)亂）
加上當時研究的人比較少，許多人還是守著《史記》來研究，所以《竹書紀年》漸漸地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里，宋代時期更是知之甚少。到了明代，嘉慶年間的范欽編撰出了一本《竹書紀年》刻本，也被我們稱作“今本”。
但清代的學者多斥責今本是偽作，與先前相差甚遠。在清代研究古籍的學者增多，嘉慶年間的朱右，不僅尋找佚文，還多方考證，編成了《古本竹書紀年》，王國維在這之上，又對該本進行輯校。
而清代學者編撰、輯校國的《竹書紀年》，也被看做是更接近初本的書籍，也被稱作“古本”。
（竹書紀年輯校）
從真實性來看，兩本書到底誰才更接近歷史？而《竹書紀年》更重要的，是給我們帶來一場顛覆性的認識。從古代的諸多儒家經(jīng)典，再到《史記》，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主流作品中，往往宣傳的是“仁義禮智信”，講究的是道德、仁義。
可在《竹書紀年》的記載中，大部分都是“殺戮”的記載，許多被我們看做是仁義的代表，實際上卻是包含殺戮的，這與《史記》的記載有出入。
（古代儒學）
其中一段，在《竹書紀年》中，“祖乙即勝位，是為中宗?！?/span>可是《史記》中卻說，太戍才是中宗，這中間的差別就很大了。但根據(jù)我國的甲骨文記載，上面正寫著“中宗祖乙”，可見在這一點上《竹書紀年》比《史記》更加真實。
二者還有哪些不同和差距呢？ 商朝的宰相伊尹，被當代人看做是“賢相”的典范，史記記載，當初商王太甲登基后，行事荒唐不問朝政，于是伊尹將太甲囚禁三年，這三年一直用心治理國家，看到太甲一天天改過自新，于是又重新將大權(quán)還給了太甲。
（伊尹）
這件事情，讓伊尹在歷史上評價很高，因為一般很少有人掌權(quán)之后，又能夠坦然還回去的，而且在伊尹的治理下，商朝的確更好的。但是根據(jù)《竹書紀年》的說法，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太甲與伊尹的故事，不過是一場假象。
伊尹決定將太甲流放，并非只是囚禁，而是伊尹成功篡權(quán)自立為王，甚至還想殺掉太甲。之后是太甲在外蟄伏了七年，最終才厚積薄發(fā)，將伊尹殺掉，之后讓伊尹的兒子繼承了家族產(chǎn)業(yè)。
至少從《竹書紀年》來看，伊尹的賢相說法還是有待考證的。畢竟從他篡位來看，和賢相就大相徑庭了。
還有“共和行政”時候的故事，當時周厲王統(tǒng)治天下民不聊生，于是就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起義。周厲王倉皇出逃，在危急時刻幸好有諸侯衛(wèi)武公，他穩(wěn)定了鎬京的形勢，之后周公與衛(wèi)武公，共同執(zhí)掌朝政，這便是《史記》的記載。
但在《竹書紀年》中，有一個人出現(xiàn)了，他叫共伯和，是他穩(wěn)定了鎬京，并且最后成功登上王位。但是關于共伯和到底是誰？并沒有詳細記載，但僅從以上兩件事情中，就能看出《竹書紀年》與《史記》存在的細微差別。
（共和行政）
到了現(xiàn)代的古代研究中，往往將《竹書紀年》看做特別重要的歷史資料，與《史記》同樣都可以作參考。由于《竹書紀年》存在時間比《史記》更早，在研究先秦歷史上，的確擁有更多的可能性。
結(jié)合文物等來看，《竹書紀年》無疑真實性更高，據(jù)說我們現(xiàn)代在做夏商周的考古工程時，夏朝的時間，就是根據(jù)《竹書紀年》來確定的。而《史記》，用于我們研究戰(zhàn)國、漢代的一些古代歷史，無疑是更加合適的。
（竹書紀年）
我們需要去辯證的對待《竹書紀年》，針對一件事物，需要多方考證，才能夠確定真?zhèn)?/span>。這不是說一本書說他是真的，我們就確定是真的。現(xiàn)代的考古工作者，許多歷史研究，都是結(jié)合了出土文物來做的，文物與書籍都是需要的。
參考資料
方詩銘.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 東岳論叢 4(19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