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故里宜陽縣
公元810年（唐元和五年），時年二十歲的李賀應河南府試，獲雋。躊躇滿志，準備進京舉進士試。
自十五歲以樂府詩聞名于時人以來，少年李賀的前途被眾多名公鉅卿看好。十九歲那年，韓愈、皇甫湜聞李賀名，給李賀出了篇命題作文，考考他的才氣。李賀也不客氣，當場作《高軒過》一詩答韓愈和皇甫湜：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huán)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此詩歷來被稱頌。“筆補造化天無功”一句，錢鍾書先生認為“不特長吉（李賀字長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術之大原、藝事之極本，亦一言之道著矣?！痹u價甚高；而“秋蓬生華風”、“附鴻”、“作龍”等語，則將一個有志青年面對即將到來的“飛黃騰達”的喜悅心境刻畫得淋淋盡致。
從詩題“韓員外愈、皇甫待御湜見過，因而命作”來看，是李賀當場應韓愈和皇甫湜所請而作無疑，于中也可見出李賀對韓愈、皇甫湜這兩個文學大家、詞章前輩過訪自己這個“文學青年”的感激。朱自清在為李賀所作年譜中如此記錄：“其過賀足為增名不少，賀之感激可知；故有秋蓬生風，附鴻，作龍之語，信其能相推引也?！闭\為知心之論。
府試得中，舉進士試。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順理成章，李賀的錦繡前程似乎就此展開。
然而，就在他準備進京舉進士試時，有人突然向他發(fā)難了：
李賀，且別忙著舉進士試，你父親名晉肅，出于避諱，你李賀怎么可以舉進士試呢？
發(fā)難者所謂避諱，為唐時成為風尚之避嫌名諱。自避諱之俗起于周朝以來，經(jīng)過數(shù)百近千年的發(fā)展演變，自唐時已達極盛?！短坡伞ぢ氈破访鞔_規(guī)定：“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笔裁匆馑寄兀烤褪钦f，地方官員的官號名稱如果和自己的父親、祖父名字相同而不知道避諱辭官膽敢就任的，一經(jīng)舉報查實就要處以一年的徒刑。
在這個嚴密的避諱制度之下，唐朝出現(xiàn)了很多因為避諱而辭官不受的例子。《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wèi)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nèi)一字與臣家諱音同（洙父名次公）’，請改授閑官。”滑州刺史的“刺”字與衛(wèi)洙的父親次公的“次”字音同，避嫌名諱，衛(wèi)洙不敢去當這個滑州刺史，于是只好向朝廷上表，請求改授其他閑官。
好在朝廷講道理，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意思是這個官名不犯諱，你的請求不能得到批準，你還是去上任吧。
衛(wèi)洙當然是幸運的，而李賀卻沒那么幸運了。李賀父名晉肅，“晉”與“進士”的“進”音同，屬于避嫌名諱的范疇，所以李賀不能舉進士。向他發(fā)難的人隱在歷史的暗處，拿避父諱這個大棒子打擊李賀，讓李賀毫無還手之力，青春年少、血氣方剛的李賀當然不能忍受別人在道德上挑自己的刺，于是決定不舉進士試。
李賀不知道，他的這一決定，正中了發(fā)難者的下懷：你少年得名又如何？舉不了進士試，將來你就不可能是進士出身，不是進士出身，再有名又如何？
按進士出身之重要性，對唐時讀書人不言而喻。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唐代貢舉名目雖多，大要可分為進士及明經(jīng)二科。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學也，明經(jīng)科專經(jīng)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究其所學之殊，實由門族之異。故觀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間重進士而輕明經(jīng)之記載，則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會階級在此三百年間升沈轉(zhuǎn)變之概狀矣。
進士重于明經(jīng)，這是高宗、武后以后的唐代政治發(fā)展趨勢，李賀生于進士科隆盛之時，對于進士出身的向往和汲汲以求，大可理解。一方面，進士出身是他這樣的士子進身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唐自開元、 天寶以后，進士出身而擔任擔任中央要職的比重日益增大, 典型的例子擺在那里，李賀沒有理由不趨之若騖。
但憑空甩出來的“避嫌名諱”這一“王炸”把他震得毫無還手之力。他做不到耍無賴，也沒有能力抗辯。從當時的道德風尚來講，避嫌名諱對他而言，是一個一劍封喉的殺著，這個殺著讓他找不到抗辯的理由。而因為有著良好的道德潔癖，他便也沒有耍無賴的資本和資歷。
還是韓愈久經(jīng)人事，面對眾口一詞，他看出了問題所在，積極為李賀鳴不平。在散文《諱辯》中，韓愈一面溫言勸慰李賀：你還是要去舉進士試；一面批判“毀”李賀的人所持有的觀點——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征”不稱“在”，言“在”不稱“征”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韓愈拿孔子避母親諱為例說：凡雙名不專諱一個字。鄭玄認為孔子的母親名“征在”，孔子在說“征”的時候不說“在”，說“在”的時候不說“征”?！堵伞肺挠终f：不諱聲音相近的字。鄭玄說：譬如“禹”之與“雨”，“丘”之與“蓲”之類就是?，F(xiàn)在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去考進士，是違背了二名律呢，還是違背了嫌名律呢？如果父親名仁，難道兒子就不能做人了嗎？
韓愈這篇文章既是為李賀開脫，也是為千百年而下的不合人情與事理的避諱制度發(fā)起的戰(zhàn)斗檄文，其觀點犀利，邏輯嚴密，本有理由說服當時的社會風尚，繼而讓李賀安之若素地參加進士試。然而，韓愈和李賀都沒有料到，《諱辯》寫出之后，非但沒有引起士人社會的廣泛理解和同情，反而為韓愈招來了無端指責。輿論認為：韓愈以文章大家之身，不僅沒有帶頭維護避嫌名諱這個道德風尚，還百般為一個文學青年辯護，鼓勵年輕人熱衷功名而拋棄道統(tǒng)，理應受到譴責。
李賀感恩于韓愈的賞識和仗義，但尤其如此，他更不能鋌而走險，“拒不避諱”這樣的道德評價他和韓愈都擔不起。另外一方面，盡管《諱辯》看起來在理，但并不見容于當時的社會風尚。更為重要的是，因避諱而辭官的例子，在他前面的有很多很多?！杜f唐書·賈曾傳》里的賈曾，和衛(wèi)洙的遭遇差不多是一樣的：“拜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與曾父名音同字別，于禮無嫌，乃就職?！比思业绞值墓俣伎梢圆灰?，一場考試對你來說就那么重要嗎？
當此情形之下，李賀更不能置韓愈于艱難處境，于是他作出了人生最為痛苦也影響他一生的決定：“卒不就試，歸。”
然李賀辭進士舉的原因似遠不止避嫌名諱這么簡單。學者何根生考證認為，李賀詩作中似有不嚴格避憲宗諱的內(nèi)容。按憲宗諱純，同音字有莼、醇、鶉、淳等十三個字，李賀詩中不諱“純”的同音字兩次，如《開愁歌》：衣如飛鶉馬如狗，臨歧擊劍生銅吼，不避“鶉”字；《南園十三首》其十一：“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莼花，不避“莼”。（參《李賀避諱不舉進士漫考及其他》，何根生。《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盡管這些詩作可能作于憲宗未即位以前，但他早年的這些詩作無形中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如同一塊深埋在地下的炸彈，一旦他膽敢不避父親的嫌名諱，那些要毀他的人必然要拿此大做文章，到時，李賀就真是百口莫辯了。
何根生之發(fā)現(xiàn)頗有價值，這也就為我們今天理解李賀“卒不就試，歸”的痛苦決定提供了既合情理又符唐諱的依據(jù)。
藏在暗角里毀李賀的人，終于松了一口長氣。沒有李賀競爭的科場，中不中進士無所謂，只要把你拖下水就好了。小人的心態(tài)從來就是如此，我好不好過先不說，先不能讓你好過！話說你好過了，哪里有我的好日子過。小人手上拿著看起來非常有正義和道德責任感的大旗，采用的方法，無非是恐嚇和威逼。小人料定了李賀招架不住，也料定會有人來幫腔說話，他或許還準備了更為凌厲的殺著，或者邀了更多人來為所謂的正義和道德責任感站隊。小人最終勝出，李賀慘敗。從李賀短暫而悲愴的一生結局來看，這個所謂正義和充滿道德責任感的大旗，不過是妒賢嫉能和陰私毀才的幌子罷了。
李賀大約是在公元811年初回河南老家昌谷的，在回老家路上所寫的詩《出城》中，有“啼鳥被彈歸”“無印自堪悲”等句，當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這次因避嫌名諱而不舉進士試的遭遇對他的一生可謂影響深巨。朱自清先生在《李賀年譜》中如是嘆息：賀方盛年，固以遠大自期，遭此坎軻，其怨憤無聊可以想見。其詩如“二十男兒那刺促”，“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少年心事當拏云，誰令幽寒坐鳴呃”，“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天網(wǎng)信崇大，矯士常慅慅”，“文章何處哭秋風”，皆此物此志也。好友沈亞之謂其所賦，“怨郁凄艷之功，蓋古排今”；杜牧論其詩，以為“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而錢鍾書先生則謂“長吉好用‘啼’‘泣’等字”，“連篇累牘，強草木使償淚債者哉。殆亦仆本恨人，都以眼淚洗面耶。”其恨如何？當然跟這次避嫌名諱而不舉進士試有關。
次年，因韓愈引薦，李賀當了一個從九品的奉禮郎。三年后，以病歸，“家居撰著讀誦，有燕婉之樂”，其后，短暫往潞州依張徹。公元817年（唐元和十一年），李賀死于昌谷家中，年二十七歲。少年頗得詩名的李賀，卻折戟于青年意氣浮于天的進士科場，原因竟然是避嫌名諱，唐時避諱制度和社會風尚之害由此可見一斑。
李賀去世后大約兩百多年，南宋文人、永嘉學派創(chuàng)始人薛季宣為他避父諱而棄進士試大加贊賞。在《李長吉詩集序》中，薛季宣如此稱頌李賀：長吉諱父嫌名，不舉進士，雖過中道，然其蔑福貴、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滯薊乎方寸，其于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
不參加考試，反而成為李賀高風亮節(jié)的證據(jù)。以薛季宣之處理學盛世而議李賀之終生遺恨，李賀是不會照單全收的。而在我看來，薛季宣之不懂李賀也如此也。或許，這個評價還會深深刺激他：我尚且以此遺恨終生，你還是別給我戴這個高帽子吧。
然而，將李賀的人生遭際放在漫長的中國避諱史里來觀察，他還不算最不幸的。公元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江西舉人王錫侯《字貫》案引發(fā)的“以諱殺戮”事件，不僅當事人王錫侯掉了腦袋，受牽連的子孫七人皆被判斬，就連江西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員也跟著一同遭殃?！蹲重灐钒傅暮诵脑谟冢浩?/span>凡例寫入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之名諱（玄燁、胤禛、弘歷），沒有缺筆避諱。被乾隆批為“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于是朱批“罪不容誅”。以犯諱而殺戮多人，成為中國歷史有避諱先例以來最嚴厲和最血腥的諱例。
李賀如能聞聽此例，或許會暗自松一口氣吧。（有關文史資料據(jù)陳垣著《史諱舉例》、錢鍾書著《談藝錄》、陳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朱自清《李賀年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