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節(jié)目，我們談到了袁紹對于袁術(shù)僭號的最大態(tài)度就是沒有態(tài)度，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旗幟鮮明地討伐，當然，也可能是史書沒有記載這一段，這就無從稽考了，但有蛛絲馬跡表明，袁紹在曹操宛城大敗后發(fā)出的“悖慢”之辭，應該正是“袁氏代劉”的故事。
在這個時間點上，幾家諸侯之間的關(guān)系，不可謂不復雜：
河北的袁紹拒絕了朝命，對于曹操讓出的大將軍之位視而不見，反而和之前齟齬不斷的骨肉兄弟袁術(shù)勾勾搭搭，并表現(xiàn)出了要建立“袁氏天下”的姿態(tài)。
徐州的呂布和袁紹、曹操都是舊仇，又和袁術(shù)是傳統(tǒng)盟友，只剩下夾在中間的劉備，帶著擋不住呂布的殘兵茍延殘喘。
南陽的張繡在大勝之后，步步向北蠶食南陽大郡，且和劉表勾結(jié)，這倒并不奇怪，因為之前劉表已經(jīng)送人送糧到洛陽，這一條路，自然是通暢的。
面對這個形勢，曹操幾乎是絕望之局。
所以，他的著眼點，根本沒有和袁氏直接對抗的選項，荀彧為他的獻策，也是告訴他，袁紹不會大規(guī)模進攻，他可以先解決呂布和張繡，壯大自己的實力。
因為，他太需要壯大實力了。
之所以說袁氏，而不是袁紹、袁術(shù)，是因為還有袁敘、袁胤、袁遺、袁春卿等一群人，袁氏一族雖然在長安被殺掉了袁隗和袁基等五十多人，作為大家族，出外為官任二千石仍有不少，以上幾人，袁敘為濟陰太守、袁胤為丹陽太守、袁遺為山陽太守、袁春卿為魏郡太守，當然，并非同時。
一個太守，就是一個郡國的地盤，按照漢末比擬周制的標準，就是一國諸侯了。
而這一群袁氏宗族中的重要一員，恰恰將為我們解開一段塵封的真相。
這個人，就是袁敘，也是曹操言之鑿鑿的濟陰太守，但這個職務(wù)，卻和《三國志》中的相關(guān)記載矛盾。
史書所見，在袁敘寄信給袁紹這個時間段里，“領(lǐng)濟陰太守”的就有兩位，一位是程昱，另一位是夏侯惇。
程昱的職務(wù)安排見《三國志·程昱傳》：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lǐng)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
天子都許，時間在建安元年八月，程昱任尚書，之后，又任命他為東中郎將、領(lǐng)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
而夏侯惇的職務(wù)安排見《三國志·諸夏侯曹傳》：
復領(lǐng)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xiāng)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zhuǎn)領(lǐng)河南尹。
這是在滅亡呂布之后，夏侯惇領(lǐng)陳留、濟陰太守，又封侯加將軍號，在大旱加蝗蟲的災年，他興修水利種稻，后來，改領(lǐng)河南尹。
也就是說，夏侯惇領(lǐng)濟陰太守的時間，應該在某次大旱之前。
前后歷年間，興平二年有大旱，卻正值曹操與呂布爭兗州，夏侯惇又傷了左眼，養(yǎng)傷也得花點時間，不可能很快就背土修水利去了，這一年不合適。
此后，建安二年五月有蝗災，太壽水又在陳留郡內(nèi)，則夏侯惇領(lǐng)兩郡太守的時間，應該是在建安二年五月前，此時，距袁術(shù)僭號晚了兩個月，而袁敘的書信肯定不會超過建安二年三月，那么，袁敘任濟陰太守，不應該在夏侯惇之后，而應在前，即至少在建安二年五月前。
而這又和程昱的任命看似矛盾了，因為《程昱傳》中說完程昱領(lǐng)濟陰太守，就提到：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也就是說，時間尾巴卡在了劉備丟徐州投奔曹操之前，至少在建安二年正月之前，程昱已經(jīng)領(lǐng)濟陰太守了，但是，程昱此時明顯在曹操身邊，否則也“說”不著曹操，但是，曹操明顯已經(jīng)遷居許都，程昱這個領(lǐng)濟陰太守、兗州都督，怎么不在自己的轄區(qū)呢？
而且，《程昱傳》還提到，建安四年曹操派劉備截擊袁術(shù)，程昱也有當面勸諫，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程昱領(lǐng)濟陰太守、督兗州兩年間，為什么會一直跟著曹操呢？
答案仍舊在細節(jié)中。
那就是“兗州尚未安集”六個字。
按照我們傳統(tǒng)的理解，兗州的戰(zhàn)爭在興平二年呂布投劉備時，即已完結(jié)，兗州牧曹操重新奪回了根據(jù)地，進而向西擴張，兵鋒直指豫州的精華潁川、汝南二郡。
但是，一個吊詭的現(xiàn)實就是，曹操在“奪回”兗州之后，竟然放棄了從初平三年就開始經(jīng)營的老巢，這可是占有了近四年的地盤，重新在潁川郡許縣建立新?lián)c，而且，按照《三國志·武帝紀》的記載：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注意這個“始”字，也就是說，建安元年，曹操才開始興屯田之計，參考相關(guān)的記載可知，屯田的地點，就是“許下”，即許縣周邊。
那么，兗州呢？
哪怕不能遍及兗州全境，濟陰郡鄄城、東郡濮陽縣、白馬縣、范縣、東阿縣、衛(wèi)國，這些曾經(jīng)在史書中出現(xiàn)過曹操的“根據(jù)地”，為什么沒有先行屯田呢？
原因很簡單，已經(jīng)丟了。
呂布、陳宮、張邈奪兗州，曹操僅剩三縣之地，有記載是鄄城、范縣、東阿，也有記載說是鄄城、范縣、衛(wèi)國。
兗州被呂布劫奪之前，夏侯惇先駐白馬，后駐濮陽，這些地名，除了鄄城之外，都在東郡。
曹操在袁紹部下的第一個地方職務(wù)就是東郡太守，說明他的大本營就在東郡，直到劉岱被殺，他接任兗州刺史，方才選擇了城池最為雄壯的鄄城為治所。
然而，東郡在興平二年，曹操大軍西進陳留，圍攻雍丘時，已經(jīng)是曹操委派的臧洪擔任太守，治所，也是原本曹操在東郡的治所——東武陽。
三個月后，雍丘陷落，臧洪與袁紹決裂，袁紹率大軍攻城，又花了一年時間，時間已經(jīng)到了建安二年。
可見，曹操已經(jīng)拿不回東郡了。
至于鄄城，就在濟陰郡的腹地，而濟陰太守的治所卻在定陶，所以曹軍曾在定陶和濟陰太守吳資大戰(zhàn)，此后，曹操還在山陽郡與呂布決戰(zhàn)，看似是曹操席卷兗州，但別忘了，曹操的五千兵，都是從袁紹手里借的，這些兵馬到底姓袁還是姓曹呢？
當袁紹任命了袁敘為濟陰太守時，曹操能做的，也只能是把持著濟陰郡的軍權(quán)不放，同時任命了自己信任的程昱為領(lǐng)濟陰太守，也就是“一國兩公”。
而這，才是“兗州尚未安集”的真意。
看似是曹操打跑了呂布，重奪了兗州，可各地郡國的太守、國相，卻被袁紹“承制”任命，曹操手里的兵權(quán)，也一大半來自于袁紹援助，可以說是，他在前方拼命，人家在后方接收，但形式比人強，曹操又能怎么辦呢？
只能是“三十六計走為上”，到遠離袁紹的地方“開新副本”。
也正因為如此，千古聞名的“屯田策”最終的施行，落在建安元年曹操剛剛奪下的潁川郡許縣，而不是經(jīng)營四年之久的東郡，或是三年之久的鄄城。
一個旁證就是，建安五年袁紹大軍南下時，曹操部署的第一道防線，是以東郡太守劉延守白馬，以于禁屯河上守延津，完全沒有提及早在呂布、陳宮奪兗州時期即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幾個地名——濮陽、范縣、東阿、衛(wèi)國。
衛(wèi)國僻處黃河北岸，大兵南下之際，自難幸免，但濮陽、東阿、范縣都在東郡境內(nèi)，且在黃河以南，在兗州全境皆反的時候，都對曹操不離不棄，怎么到了官渡大戰(zhàn)之際，遠在主戰(zhàn)場的東方，反而寂寂無名了呢？
只能是丟了！
見《三國志·程昱傳》原文：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愿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
這段古文很長，得翻譯一下，袁紹在黎陽將渡過黃河時，程昱帶著七百兵守衛(wèi)鄄城，曹操聽說后，派人告訴程昱，我要給你添兩千兵馬，程昱不干，直說了，袁紹有十萬大軍，現(xiàn)在看我兵少，必然輕易不來攻打，如果增兵，袁軍經(jīng)過怕被偷襲后路，就不可不攻，打過來，我就守不住，白白損失力量，還是算了吧！
曹操就聽了他的話，沒增兵，而袁紹果然因為他兵少，沒有進攻鄄城。
要知道，鄄城是曹操為兗州牧時的治所，也是兗州中部最堅固的城池，兗州一個州的軍事統(tǒng)帥程昱卻只有七百兵，還來個攻則必克，可不就是只剩下孤城了嗎？
更搞笑的是官渡之戰(zhàn)后，堂堂振威將軍、領(lǐng)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程昱，干了什么事兒呢？
見《三國志·程昱傳》：
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shù)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
濟陰市市長、兗州軍區(qū)司令竟然從山澤之間的流民盜賊中，拉出了幾千精兵，才能跟隨曹操在黃河北岸的黎陽會師，一同進攻袁譚、袁尚。
一代梟雄袁紹，于建安七年五月嘔血而死，當年九月，曹操北征黎陽，袁譚、袁尚據(jù)城固守，這應該是就是程昱合兵并力的時間了。
由此可知，自建安五年二月，袁紹大軍南渡黃河開始，一直到建安七年八月，曹操征黎陽為止，前后兩年零六個月的時間里，程昱對于兗州的統(tǒng)治，應該就是坐困孤城，身邊只有七百兵。
問題是，從史書記載來看，袁紹的主力大軍，走得是黎陽、白馬一線，并推進到陽武、官渡，與曹操對峙，也就是一路向西。
濮陽、鄄城、范縣、東阿，都在官渡主戰(zhàn)場的東方，鄄城位于四城之間，有七百兵守衛(wèi)，在它的西南方向，比鄰白馬、濮陽的是李典擔任“太守”的離狐縣，由此可知，曹操在兗州真正的駐軍防御線，從西向東，是白馬縣駐扎東郡太守劉延、離狐縣駐扎離狐太守李典、鄄城駐扎濟陰太守、督兗州軍事程昱。
另見《三國志·李典傳》：
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
曹操和袁紹在官渡對峙時，李典率領(lǐng)宗族和部曲輸送糧食、布帛供應曹軍，在袁紹戰(zhàn)敗后，任命李典為裨將軍，屯兵安民。
之所以強調(diào)李典的宗族及部曲，實際上指出了兩個地點，因為李典繼承李整的宗族賓客有數(shù)千家，居住在濟陰郡乘氏縣，而他本人到離狐駐地，肯定也要帶著部曲上任，則意味著自乘氏至官渡，自離狐至官渡的道路是暢通的。
離狐臨濮水，乘氏臨濟水，兩條河逆流西上，到封丘會合，就到了哪兒呢？
烏巢澤。
一個無比熟悉的地名，它的北方就是燕縣，以及著名的延津渡口，在當時是恰到好處的水旱兩路的樞紐，也無怪乎袁紹于此轉(zhuǎn)運糧草。
當然，在此之前，這處樞紐，仍是曹操勢力的腹地。
而袁紹大軍從未掃蕩消滅離狐以東的曹軍據(jù)點，說明在決戰(zhàn)過程中，袁紹根本沒有浪費時間，從主力軍中分出偏師經(jīng)略兗州。
那么，兗州諸城池的丟失，只能是在戰(zhàn)前。
丟失的方式，也并不復雜，就是被袁紹以正式朝官任命的方式，拿走了。
之前引用過《獻帝起居注》中曹操所述袁紹罪狀：
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
《漢官舊儀》和《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記載漢代制度是，丞相、列侯、將軍用金印紫綬，而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用銀印青綬，則袁紹鑄造的金銀印，至少覆蓋了朝廷任命將軍和九卿、太守、中郎將的權(quán)限，孝廉為州郡所舉用，計吏則是郡一級派出的上計代表，都代表著朝廷對州郡的權(quán)力。
過往我們經(jīng)常會把這種任命權(quán)力理解為袁紹四州轄區(qū)內(nèi)，但他對臧洪的任命，乃至于袁敘的任命，都側(cè)面說明，袁紹的封拜權(quán)力，已經(jīng)覆蓋到了兗州。
也恰恰是這個理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三國志》中曹魏一方立傳的君臣記錄中，在官渡之戰(zhàn)前，擔任太守、國相者寥寥無幾，哪怕是縣令一級，也數(shù)量有限，且地域基本集中在曹操集團的幾個主要據(jù)點周圍。
作為從建安元年年底就開始把持朝廷人事任命的“權(quán)臣”，曹操一直到建安五年官渡之戰(zhàn)時，仍沒能掌握幾個正牌子的太守，一個巴掌都數(shù)得過來，頂多是夏侯淵、夏侯惇、程昱、李典的“領(lǐng)太守”，一樣湊不夠五個手指頭。
而所謂的“領(lǐng)太守”，實際上是“某郡軍分區(qū)”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太守”、“國相”，正牌子的地方二千石任命權(quán)力，仍舊掌握在漢獻帝的手中，但在地方認可的情況下，袁紹的“承制授拜”一樣管用，比如袁紹任命曹操為東郡太守時，就沒有用“領(lǐng)”字。
可哪怕是這樣，史書可見的“領(lǐng)太守”也就上面那幾個，對照下數(shù)字，在兗州、豫州、司隸轄區(qū)內(nèi)的郡、國，共計二十一個，縣、邑、公、侯國二百八十五個，已有記載根本覆蓋不了，至少在側(cè)面說明了，曹操集團在所謂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后，根本不具備足夠的、符合名望、資歷標準的人才儲備，只能將人事任免大權(quán)，拱手讓人。
正因為如此，曹操看似地跨四州的轄區(qū)，真正掌握在手中的軍政資源少得可憐，所謂的“屯田制”大招，也無非是讓他最大限度地榨取現(xiàn)有的人力資源，以維持與袁紹勉強抗衡，時間長了，更有號召力，也更得民心的“袁氏集團”反而會越來越強大，故此，對于曹操而言，晚打確實不如早打。
為什么這么說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請聽下回分解。
End
